毛泽东赋予“知行合一”新内容

布袋和尚

易刚
2011年09月21日17:13   来源：《重庆日报》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

　　——明·王阳明《传习录》

　　知行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大致分为“知易行难”、“知行合一”与“知难行易”三大类。

　　“知易行难”说，最早见于《尚书》及《左传》，被看成是永远不变的教条。明代大哲学家王阳明在《传习录》中，主张知行并进的“知行合一”说。但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并非认识与实践的统一，而是把知与行合而为一，其实质是把知与行在主观内心里合一。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研读过朱熹的著作和王阳明的《传习录》。早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一批好学深思、力求上进的学生，经常聚集在老师杨昌济的周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不久，他们以一批进步青年为基础成立了新民学会，成为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湖南革命力量的核心。

　　1919年5月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同年10月，已是北大教授的杨昌济，在邓中夏、许德珩等进步学生创办的《国民》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告学生》，阐发贵在实践的道理：“即知即行，知行合一，必然是可谓之自觉”；“知则必行，不行则为徒知；言则必行，不行则为空言”。这种“博学、深思、力行”和“实践为本”的思想，被他的学生毛泽东实践了一生。

　　1920年前后，青年毛泽东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积极参加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活动。在以后的长期革命斗争中，他一贯强调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反对认识与实践相脱离的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

　　毛泽东曾在读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时，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角度，来考虑观念与存在（客观事物）、观念与实践（行）的关系，写下“先行后知，知难行易”的批注。毛泽东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这两句话，来表明对观念与存在、知识与实践的关系的理解。正是毛泽东发展了“知行合一”学说，更赋予了它新的内容，即：人们的社会实践决定人们的认识；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才能获得认识，而人们一旦获得了科学的知识，对于社会实践又有着巨大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