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的性质不是“民主、科学、爱国”

布袋和尚

之所以在“五四运动”90周年的时刻再谈“五四”和“五四运动”意义，完全是由于发生在90年前开始的一场全国性的运动能够历经90年，在如此漫长历史时期，中国发生了太大太大的变化，正是由于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由于时间的久远以及之后抱有各种目的的解释，使这场原本性质非常清楚的运动慢慢的变得模糊并出现了畸变的解释。以至于当关于“五四运动”的意义问我们自己以及周围朋友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毫不犹豫的说这场运动所体现的是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是“爱国精神”的体现，对此说法似乎已成定论而没人再有疑义。

然而，只要我们仔细去回顾1919年5月发生的事件，我们会发现这场运动既非是为了“民主”也不是在追求“科学”，更和“爱国”扯不上关系。“五四运动”完全是一场由青年发起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卖国政府、铲除卖国贼”运动，而这场运动又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普遍响应和支持。搞清楚自什么时候，由什么人开始将“五四运动”和“民主与科学”扯上关系，应该不是困难事。如此说法大约也就是在这二、三十年间发生，至于“五四运动”被称之为“爱国运动”，此论也可能和前一个是前脚跟后脚。

1919年5月4日，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民族意识开始觉醒的重要象征，也是马列主义从进步知识分子开始向工农大众传播的明显标志。中华民族几千年，土地属于皇家私产，百姓则都是皇帝子民。正因如此，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尽管清朝政府签订了一个又一个割地赔银的丧权辱国条约，除了满朝文武的奏折，知识分子的血谏，却未见人民起来抗议和反对。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国的青年为先锋，民众的响应为后盾，民族的觉醒为标志，开始了一场有工人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阶级和民族压迫的斗争。

“五四运动”起因是由于当时的卖国政府屈从帝国主义，打算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让日本的协议上签字画押。然而，1898年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和德国公使在北京签订中德《胶澳租界条约》的时候，卖国政府这种出卖民族利益的行径，实在要比以战胜国身份，给帝国主义列强已完成的罪行背书严重的多，然而当时卖国贼李鸿章，代表卖国政府签订屈辱条约，字签也就签了，地租也就租了，国卖也卖了，反对声音却孱弱而无力，此时，广大人民的民族意识仍处在浑浑噩噩沉睡中。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高举“民主”和“科学”这两面旗，自此1915年成了“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标志。然而，也就在这一年，日本对德宣战，却出兵中国，从德国人手中夺得了在山东权益。而在尊为“德先生和赛先生”被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们请到中国的时候，却并没有挡得住卖国贼袁世凯在北京和日本签订秘密协定。“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到来，并没有唤醒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全面觉醒。少数觉醒的中国知识分子们也不清楚“民主”和“科学”也靠不住，不铲除阶级剥削和压迫，所谓“民主”也完全可以成为统治阶级进行阶级压迫的武器，而所谓“科学”同样也能成为统治阶级实行专制的工具。

1919年之前的中国，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也有维护民族利益的斗争，甚至自鸦片战争始这样的革命和斗争从来没有间断过，但所有这些都不是建立在民族意识觉醒的前提下，只有少数民众的反抗，少数知识分子的抗争，甚至包括资产阶级的革命。然而，1919年的“五四运动”却是一次中国青年学生引导，中国工人和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参与，全国性为维护民族利益，反对帝国主义，针对卖国政府的卖国行径的斗争。共产主义理论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则是这场反帝反封建运动的催化剂。自此以后，中国的学生运动在中国人民寻求独立和解放的革命斗争中，越来越多的担当着导火索的作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17年发生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以及由此造成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影响了世界也影响了中国，这对两年后始发在北京，学生的运动，后波及全国，人民的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场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又对两年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起到了组织准备的作用。“五四运动”开始的“反帝反封建，反卖国政府、惩处卖国贼”的运动，则成了中国人民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转折点。

为何不能把“五四运动”称之为“爱国运动”。如果国家是阶级压迫的机器，就很难找到这个“爱”的支点。按照所谓国家三要素的概念，“领土、人民、政府”，就没有“爱”的对象。只有人民服从政府统治并一致维护领土，方谈的上人民是在“爱国”。若人民起来反对一个出卖领土的政府，就很难再把反对政府的行为，看成是一种爱国行为。推翻了卖国的政府，则是一场人民的革命，反对一个卖国的政府，就是一场维护民族利益的斗争。对当年的卖国政府来说，出动军警镇压学生和民众的运动，目的是维护他们对这个国家的统治，他们一定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爱国。

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高喊的口号是 “外争主权、内除国贼”、 “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 “拒绝和约签字”。尽管当时仅仅是要求卖国政府“惩办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这样的卖国的官员，但对于这场由青年学生发起，以民族觉醒为标志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在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中具有着重要地位。在这次运动中，青年的积极表现和先锋作用，也为之后的“学生运动”树立了榜样。1939年5月4日被定为“中国青年节”，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人民政府正式批准将5月4日定为“中国青年节”。

“五四运动”历经90年风风雨雨，当我们高歌30年伟大的经济建设成就的时候，却发现“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反对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民族精神，别有用心的让去了势的“民主”“科学”“爱国”淡化后，封建主义的文化和精神又卷土重来；帝国主义的颠覆势力日益猖獗；分裂、分离主义活动异常活跃；买办、官僚、资本越来越肆无忌惮的出卖着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断的遭受挫折和破坏。这这种形势下，在“五四运动”90周年纪念日到来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认真审视这场具有中华民族觉醒标志的运动，探寻这场具有“反帝反封建，反对卖国政府出卖民族利益”伟大斗争的意义，对当今以至今后全国人民维护国家和中华民族利益，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有现实指导意义。“五四运动”的实质是革命，是坚持阶级斗争，是反对民族压迫，而实在不应该是普世的、没有阶级属性的所谓“民主、科学和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