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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实说 (历史):释 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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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22 17:42:5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前些日子群里讨论西路军问题,热闹一番,各抒已见,很有意义。有同志对西路军策应河东红军的战略作用,不清楚,有疑问。现粗浅疏理,释疑成文,供大家研究和参考,并望不吝赐教。 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策应任务。 第一步,中央放弃宁夏战役计划,令西路军西进,同时准备率河东红军东渡黄河入晋,进行战略大转移。(见中央政治局11月8日《作战新计划》) 早在会宁会师之前,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冬季来临前,红军有两大行动预案,即河西计划与河东计划。河西计划是以主力红军占领甘肃西部或宁夏、绥远一带。“如果苏联方面答应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则无论如何困难,我们决乘结冰时间,以主力接近新疆与外蒙。”如果苏联不赞成提供援助的方针,而中共代表与蒋介石谈判中又达不成让马家军自动让出甘西、宁夏的地盘,结冰时机错过,则红军“只好作黄河以东之计划,把三个方面军之发展方向放到甘南、陕南、川北、豫西与鄂西,待明年冬天再执行黄河以西的计划。”(1936年8月25日电)而共产国际这时正迫切希望通过促进国共谈判,达成一致抗日协议,在东方牵制日本对苏联和蒙古的进犯。认为河东方案“不是抗日方向,而是内战方向”,因而同意河西方案,否决河东方案。9月8日,报请斯大林批准。11日,复电中共中央:“同意你们占领宁夏区域及甘肃西部的计划。……在占领宁夏以后,将会给你们帮助。” 中央遂决定先取宁夏,后取甘西。三军会师后制定了宁夏战役计划,付诸实施。但红四方面军一部过河后,又改为“重点击破南敌”,首先在河东进行海打战役。结果,敌大军北进,红军被迫放弃了一、四方面军合力夺取宁夏的计划。 夺取宁夏的“河西计划”难以实现,中央和军委便转而准备实行已被共产国际否定的“河东计划”。11月8日的《作战新计划》,除了红军转移的方向、地区与原计划有些不同外,“不是抗日方向,而是内战方向”,则是 一目了然的。“新计划”除规定河东红军突破蒋军的包围,东渡黄河入晋,逐步向几省转移(先是入晋后占领同蒲铁路;而后东出有利则出至冀豫晋之交;第三步,出至直鲁豫之交渡黄河;第四步到皖豫鲁;第五步到鄂豫皖;第六步到鄂豫陕),“尔后再转西北,准备以一年至两年完成”之外,还规定河西部队称西路军,赋予打通新疆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本来一、两个月就能打通,为什么用一年之久?我一直感到迷惑不解(中央给共产国际的电报,强调路途太远,要战胜这带敌人和堡垒,“至少也是明年夏天的事情了。”(11月8日电))估计是留了很大的余地,即短时间内西路军还有配合河东红军的任务,你不能一下子走的过远。我不走,你就不能走;等我走了,你再看着办。同时,西路军和中央红军不是一个山头,又加上有草地之争的阴影,毛怀疑徐、陈会不会一去不复返,也是可能的。所以西路军进入凉州地区后,便令他们停止西进,就地待命。 这样,西路军的作用至少有三: 一是迷惑蒋介石。造成河东红军将在结冰期西渡黄河,与西路军会合打通国际路线的假象,吸引敌人集兵黄河附近防堵,便于河东红军乘虚东出,实行战略大转移。 二是向共产国际示威。共产国际来电,从宁夏方向(后改为新疆方向)支援的武器,是1.5万至2万步枪,8门加农炮,10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的弹药,而不是毛泽东等提出的飞机大炮和“主要的是援助中国之技术兵种的组成”。(1936年8月25日电)这让毛泽东大失所望。说老实话,拿这点步枪和迫击炮之类的东西出来,红军实力不会有大的改观,又怎么能给张、杨壮胆打气,联合他们去共同抗击武装到牙齿的日本鬼子呢?!按照毛泽东的性格和魄力,他就是要抗一抗共产国际,给你点颜色看看。你不给我所需要的东西,我就仅派一支部队去甘西接受物资援助,主力红军则实行河东计划。打内战就打内战,有什么了不起的!先“武装示威”一番,过两年回到西北再说。后来,苏联给予西路军的援助物资,包括二百门大炮和装甲车及技术人员之类的,可能和这种抗议姿态有关。 三是对张学良也好有个交待代,双方不至于破裂关系。与张、杨形成统一战线,准备成立西北国防政府共同抗日,的确来之不易。虽然斯大林并不看好,但毛泽东等领导人认为是一大杰出成果,极力推行它,发展它,以便迅速造成“三位一体”,经略西北,背靠苏联,出师抗日的局面。现在红军突然要脱离陕甘苏区,放弃原定西北计划,总要对人家有个交代才好。张学良与红军联盟抗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要取得苏联支持,源源不断从苏联接受军事物资援助。虽然现在主力红军暂时东出转移,但河西仍留下一支两万余人的西路军,担负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可以给张学良吃个定心丸,不至于对取得苏援助的希望破灭,和红军翻脸。同时,无形中也给张以压力:不是我们对不起你,言而无信,而是谁让你迟迟不敢公开逼蒋反蒋呢! 第二步,放弃东出计划,河东红军与西路军均在现地坚守,等待西北局势的变化。 蒋介石那边和共产党在南京开谈判,这边却大军压向西北地区“剿共”,使形势进一步恶化吃紧。彭德怀建议提前行动,一周内三个方面军立即出动,中央同意。当即向共产国际报告河西、河东红军一个向西、一个向东的行动方案;“甲、蒋介石部队已将红军主力与红军已渡河者从中隔断,过河者现组成西路军,受徐向前、陈昌浩指挥,人数二万二千,令其依照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进。”“乙、河东之主力红军不得不改变行动方向,现拟第一步从庆阳、镇原、合水南下,占领平凉、泾川、长武、(彬—同音)州、正宁、宁县等战略机动地区,而后或出山西,或出豫鄂,依情况再定。”(11月13日电)同时,派叶剑英向张学良通报。但张不同意主力红军立即转移,而是建议就地坚持,“熬过一、二个月”,等待西北局势的变化。这次密谈,无记录可查,也无人透露内容,只有电报上的这几个字证明。估计双方可能都交了底,至少是心照不宣,意在不言中。否则,中央不会立即果断取消红军东出的战略行动部署,一面立即成立李维汉为主任的筹粮委员会,紧急筹粮;一面由张闻天急电向共产国际求援,以便数万红军熬过寒冬。电称:“不论五万、十万(美元)都要快”,“你们多推迟一天,红军的冻死饿毙即多增加一人,此非革命之福”。(11月9日电)可见,河东红军几乎已经陷入山穷水尽的绝境,困难程度比西路军尤甚。幸好,萌城、山城堡两战,迫敌停止进攻;可能张学良和共产国际又给了一些资助,红军才能在现地继续熬下去。 这段时间,西路军根据中央和军委的指示,不进不退,坚守永凉地区,与河东红军遥相呼应,有力配合了河东红军“静观待变”的战略决策。 11月19日,“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周恩来”致电“徐、陈”:恩来同志昨到洪德城,对你方行动有如下意见:“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以一部向古浪、土门方向活动,在有利条件下消灭由古浪来敌,大部向凉州、永昌前进之敌,同时以一部夺取甘州、肃州至安西一带地区,并可以一部在民勤活动,迷惑敌人,使敌疑我西路军主力由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企图。”西路军经古浪一战,九军受重创后,已经捉襟见肘,不可能完成占领东至古浪、西至肃州和安西、北至民勤这样大片区域的任务。但有一点电文已经画龙点睛式的点明,西路军在现地坚守,以一部向民勤活动,是为了“迷惑敌人,使敌疑我西路军主力由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企图。” 西路军血战连连,有耗无补,不仅无力向民勤发展,保持现有阵地都成问题。11月24日,徐向前亲自起草电文,陈述利弊,提出“难在甘东地区灭敌。”但毛泽东25日电复:“毛炳文东撤利于你们发展,在你们打破马敌之后,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西路军领导人虽然不知道《作战新计划》及其变化过程,但这时总算明白了一点,就是西路军在现地至少要用“三个月”的时间坚持,以策应河东。那就硬着头皮咬紧牙关坚持到底吧!发表了告西路军全体指战员书,号召全军战胜一切困难,坚持创建永凉根据地,为执行党中央和军委给予的光荣任务而奋斗。 西路军坚守永凉地区,象一个钉子钉在那里。南慑西宁,北逼宁马,东与陕甘红军呼应,拖住了河西四马(马步青、马步芳、马鸿逵、马鸿滨)及黄河沿岸的上十万兵力西向,从而解除了河东红军的西顾、北顾之忧。从当月22日起,马敌集中兵力连续发动大规模进攻。西路军外无援助,内缺粮弹,慷慨悲歌,无日不战。连续进行了凉州西北四十里铺之战,永昌东南八坝之战,永昌以西水磨关之战,保卫永昌县城之战,山丹之战,共歼敌6000余人,自身兵力骤减至1.5万人。他们以实际行动,奏响了一曲惨烈悲壮的策应河东主力红军的高亢战歌。 第三步,西安事变发生,西路军的主要任务改为随时待机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战略行动,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12月4日,蒋介石飞抵西安,亲自指挥“剿共”。逼迫东北军、西北军参战,若不服从,则调离西北,防地由中央军接任;共军大部消灭,只留5000人收编。张学良忍无可忍,12月12日毅然决然发动西安事变,扣留蒋与随行人员。一时之间,震惊中外,舆论哗然。 事变来得极其突然,打乱了各方的既定预想和部署,呈现一片紧急应对的忙乱状态。斯大林本来就认为,共产党和张学良都当不了中国的抗日领袖,只有蒋介石具备这种声望。甚至怀疑这次“捉蒋”是张与日本间牒勾结促成的。于是便向中共施加压力,令释放蒋介石,争取和平解决。中央和军委领导人昼夜疲于搜集信息、交谈讨论、联络四方、制定战略策略方针和应急措施。同时,更不忘给西路军连续下达指示。 12月14日电示: “西路军应在现地加紧休整,进行政治动员,一面争取凉州之补充旅和二马到抗日方面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和准备以一部适时占领安西。”18日电示:“你们的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你们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二州。”“试与马谈判下列问题:永昌以西之马军准其安全东返,永昌以东马军不向永昌以西进,红军(可)以不向永昌以东进攻。”“除开远方,暂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支援你们”。为对付何应钦讨伐军进攻西安,东北军和红军主力如向西安集中,后方空虚,周恩来与张学良协商后,20日,又致电“毛、朱、张”,提议“王(以哲)张(学良)希望河西四方面军继以一部出靖远,威胁胡敌,并协同河东各军侧击胡敌。我意:徐、陈目前应立即出一部绕过凉州,逼近兰州,与于(学忠)军打通。张答应令于军援助子弹,同时以一部骑兵向靖远游击。”24日,周恩来“万万火急”致电毛泽东:河西 “四方面军主力即向兰州进,但请留一部于永昌,以便打通安西。”经军委主席团与西路军领导人反复商量,认为“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只要二十天至三十天内到达静宁、隆德地区,便可与于学忠部、王以哲部之八个师配合作战,至少可以箝制胡、毛、曾、关,而利我主力在东边放手打仗。”(12月24日电)徐、陈遂决定立即率军东进,并请于学忠部接应和配合。(12月25日电)西路军正准备开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25日下午,蒋介石在张学良陪同下返抵洛阳。晚24时,周恩来电告“毛、朱、张”:河西“四方面军主力既不便东下,仍以留原地并打通安西为妥。”27日,军委主席团电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据情况决定。” 从几份电文中不难看出,开始中央是想让西路军通过争取二马,控制兰州至安西地区;后又改为控制永凉以西地区。目的一是保证河东部队有战略退路;二是争取迅速取得苏联援助。中央和军委给予西路军的任务多变,与形势多变、中央策略方针多变有关。但作为一支战略机动力量,它的作用还是不容小视的。不仅拖住了河西四马的兵力,减轻了河东红军和友军大后方的压力,而且还准备东返,直接配合他们作战。只是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才没有成行。 这时,毛泽东已经谋定蒋介石在西安与周恩来、张学良谈判时,口头答允“停止剿共”后,我党下一步在谈判中要求解决的红军驻地方案:“我军极需得一人口稠密、物资丰富之地域,以便扩大补充,准备抗日。第一步驻地要求汉中,永久驻地兰州、凉州、宁夏、陕北,二马(指马步青、马步芳)调开,防地归我们。”(12月27 日致周、博电)可见,他对河西走廊这条通道的重视程度。 第四步,西路军再次西进后,至临泽、高台地区,又奉命停止西进,创造根据地,配合河东战局和国共谈判。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真正的和平局面并未到来。在国共两党继续开启和谈的同时,蒋介石自食其言,扣押张学良,分化东北军与西北军,调集大军进逼西安,内战再次有一触即发之势。 西路军根据中央和军委指示,撤离永凉地区第二次西进。于1937年1月上旬,占领甘、肃二州的临泽、高台一带,准备略作休整补充,乘虚西进,完成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这时西安形势大为吃紧,军委遂紧急令西路军停止西进。电示:“西路军即在临泽、高台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1月5日电)“你们应从本身力量,动员全军在临、高地带消灭敌人,来完成创建根据地的任务。因为消灭敌人创建根据地,正是接通远方,建立抗日后方的实际行为。”(1月8日电)“望你们早下决心,集中主力击退尾追之敌,决定创造肃、甘、安根据地 。”(1月8日电)中央还搬出张国焘出面单独致电徐、陈:“目前西路军是处在独立作战的地位,要达到(创建)甘北根据地和接通新疆的任务,必须击退二马的进攻,在临泽、高台、甘州地区站住脚跟。”“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不能经常供给情况,是因为二部电台过小的原故。如果还有因为过去认为中央不正确,面残留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1月8日电)从这些电文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中央和军委领导人的急切心情。 实际的情况是,这次国民党军进逼西安,西安这边的局势比上次要更加严峻复杂的多。张学良被扣押后,东北军群龙无首,军心涣散,怨气冲天,内部矛盾急剧增加,已经不堪一击;西北军经过蒋介石的分化,有些人动摇,也出现裂痕。所以当周恩来问杨虎城西安能守多久时,杨答最多只能守三天。 面对强敌压境,内部分化的危难局面,中共中央应对的策略方针是: 第一,军事上积极备战,采取主力红军跳到外线的作战方针,内线外线配合作战。“目前中心在坚决备战,拒顾(祝同)迎张(学良)。”“顾来则张、杨两部全被宰割,红军将被迫登山。”(1月6日电)“如敌决心开战,红军主力应以第一步出商洛,第二步出豫西,第三步出京汉路为上策,如此方能改变整个局势,分化南京,迫蒋就范。留二方面军在渭北策应友军,在内线作战。尔后内线之红军与友军同外线之红军主力互相策应,为战略上之配合作战。”(1月8日电)“力主和平,拉拢蒋、宋,策动国内各派各界舆论,策动英美,保持西北目前局面,非不得已不开火,为目前基本方针。…但军事方面,仍极力备战,绝不放松。”(1月9日电)“过细考虑,红军主力以出商洛为宜,该路击破即可能入豫西,敌中右两路无能为力矣。”(1月11日电) 第二,同国民党谈判继续抓紧进行,力争和平解决。“问题在于是否有保证让步而确能停止战争。让步而依然是战争,且得出比西安事变前更坏之局面,则不能让步。”“无论和战,红军主力应按前定计划出至陕南,处在川陕之间。除二方面军留渭北外,其余应准备在数月内向南出动,请即调查山阳、柞水、镇安、旬阳、安康、紫阳、汉阴、石泉等城驻军情形,并要求杨(虎城)同意让出各该县。”“西路军东进,徐、陈电士气尚旺,十天可达古浪。如该军不再遭挫折,尔后当驻于文(县)、武(都)、成(县)、康(县)地区。如此,我主力在陕南、甘南,便可破坏南京把联军围困在渭水以北之计划。”(1月有21日电)否则,友军和红军被束缚于渭水和黄河之间,是极其危险的。接着,又电告在南京谈判的代表潘汉年:“为避免内战,一致对外,我们原则上不反对蒋之方针,并应劝告西安服从南京统一方针,蒋宜给张、杨以宽大,以安其心。”但坚决要求蒋同意下列各点:“(一)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二)不执行剿共政策,并保证红军最低限度之给养。(三)暂时容许一部红军在陕南驻扎,可不经商洛。因为合水、庆阳、正宁、淳化、富县、肤施等地,粮食十分缺乏,以后可移驻别处。(四)请令马步芳停止进攻河西红军。(下略)”(1月21日电)。 由此不难看出,中央和军委在军事上作了最坏打算,即主力红军跳出内线作战,避免被蒋军一举歼灭;在和谈中力争和平,坚持要些新的地盘,“破坏南京把联军围困在渭水以北之计划”。二者相互呼应,以保存红军主力为根本目的。 中央和军委向西路军通报了西安严重吃紧的情况,令他们停止西进。从1月16日起,又连续来电,令西路军东进,配合河东的战略计划。这时数万马家军追踪而至,猛烈围攻西路军各部。20日高台失守,红五军3000余人被歼,西路军紧缩在倪家营子地区御敌。23日开始东进,至西洞堡、龙首堡一带,电告中央和军委:“我快行不易,部队需稍整,决在基本东进行前争取在现地或路上乘机击敌,以利东进。…现全军发扬士气,团结杀敌,克服任何困难,学习血的教训,虽受部分挫折,但所有指战员均极团结,照军委给予的任务斗争到底。”(1月23日电)在西路军东进前夕,毛泽东、周恩来怕引起蒋介石误会,破坏和谈,特电告在南京谈判的潘汉年:“红军在肃州附近部队,现亦因粮食困难,不得不东返,并非增援西安,请蒋勿误会,并商蒋如能停止马步芳进攻,则让马军让出凉州以西各城,使其有粮可食,该军自可停止东进。如蒋同意,则请速办。”(1月22日电) 中央和军委给予西路军的策应任务,一是在军事上返回河东,占领甘南的文、武、成、康地区;二是如若不成,争取在谈判桌上索取河西走廊凉州以西通往新疆的这块重要地盘。“徐向前部如在河西,可照蒋意在凉州以西,但请蒋电马步芳让出凉州、肃州等城,以便就食,并令马部停止攻击徐部,如向河东开,则另外指定防地。(1月24日毛、周致潘汉年电)”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视情况发展变化而定。 西路军开始东进后,马敌火速集兵,先后出动甘青两省正规步骑兵及反动民团共7万余人,进行围堵。西路军领导人认为:“敌集团骑兵行速,我则笨重至极,即用急行军、夜行军,亦难摆脱敌人。”“我方基本上坚决执行东进计划,但因情况变化,可能转折西进,或取民勤抢占定远营,或绕道大通再到西宁或平番。”(1月24日电)当日24时,军委主席团复电:“(一)你们行动方针,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为目的,行动方向由你们自决。(二)如果你们决定东进,我们是赞成的,当派三十二军、二十八军适时到靖远河边策应你们过河。”接着,毛、周又电告潘汉年:“已令西路军在甘(州)、肃(州)附近停止两天,请蒋速令马军让出甘、肃二州,即可停止东进。”(1月25日电)潘则干脆答复:“原议只说凉州以西,而今又说凉(甘?)州、肃州二城,节外生枝,居间处者,认为无能为力。”(1月26日电) 经过这段时间与蒋的和谈,毛、周以政治谋略、政治谈判和必要的痛心妥协,挽救了军事上的危局,极为难得。河东的和平曙光已经再现,至少是“停止剿共”、共同抗日这一条已经达成协议,把大盘子定了下来。特别是此前中央和友军开足马力,利用蒋集团的派系矛盾,游说四面八方,争取扩大统一战线的范畴,不断向蒋施加压力,起到了有力的配合作用。中国是一个讲关系人情的社会,那时尤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关系人情网在政治斗争中也有加码的效应,不容轻视。剩下来的红军改编、驻地、薪饷和物资供应等,则待进一步由周恩来等与顾祝同一行具体商谈。西路军驻凉州以西的“防地虽指定,但让防未实行,且未停战,应要求停战让防。”(2月12日张闻天、毛泽东致周恩来电)也是谈判的内容之一。中央期望通过谈判解决,而徐、陈在血战现地的感觉则是:“二马与我拼战甚坚决,是南京有人暗中指使。”(2月13日致党中央电)大家心知肚明,但无可奈何。河西走廊这条战略通道,连接新疆、苏联,是接受苏联援助物资、不受日本空军威胁的唯一安全可靠的通道。毛泽东十分重视它,希望占有它;蒋介石也不蠢,决心切断它,利用马家军彻底消灭西路军。这就决定了西路军最后覆灭的命运。 “鼓衰兮力尽,矢竭兮弦绝。白刃交兮宝刀折,两军蹙兮生死决。”西路军像一个怒发冲冠、满身伤痕的铁血巨人,在倪家营子决战防御中,与数倍于己的马家军殊死拼战,歼敌万余,直至精枯力竭,弹尽粮绝,流尽最后一滴血。他是昂首阔步,不屈不挠,迈着有我无敌的坚定步伐走过来的。他是大山的儿子,从险峻雄伟的大别山区、大巴山区走来,从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走来,从奔腾咆哮的黄河怒涛声中走来,从无数次战役战斗的惨烈厮杀中走来。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为了遥在千里之外的兄弟红军部队的生存和发展,他勇敢担当起前所未有的超负荷历史重担,在寒冬肆虐的大西北荒凉戈壁滩上,与敌鏖战近五个月之久,歼敌2.5万余人,发挥了有力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重要战略作用。当黎明即将来临时,他终于耗尽生命力,饮恨倒下了,倒在默默无语的冰雪祁连山下。日月无光,天地同悲,呼啸凛冽的高原风雪为西路军送行。多少年来,没有荣誉,没有鲜花,没有祭奠,没有追念,泼向他的是一阵阵一片片的污泥浊水。将近半个世纪之后,才得以推倒一切侮蔑不实之辞,洗涤污浊,还原西路军的英雄本色和四射光芒。历史是公正的,西路军是不朽的! 徐向前元帅在回忆录中总结西路军失败的教训后指出:“‘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西路军的失败,虽然是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过渡时期遭受的一次严重挫折,但由于党的全局路线是正确的,因而终于冲破重重困难,赢来了全民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崭新局面。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一个伟大斗争时期的新曙光,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英勇红军,将在民族革命斗争的烈火中,经受更为严峻的锻炼和考验,领导全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


朱玉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2015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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