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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实说(历史):缅怀先烈,不忘初心——记红四方面军无线电侦察工作创始人蔡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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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4 14:57: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陈晓霆
今年10月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我们纪念长征,最根本的是学习长征精神,继承红军传统,坚定理想信念。我不是党史军史研究工作者,没有条件去查阅大量历史档案资料,我将根据父辈讲的、先辈们的回忆文章以及我查阅到的一些资料,尽可能地实事求是地反映那段艰苦岁月,学习先烈的精神、品德和情怀。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多次强调共产党员要不忘初心。我们共产党的初心是什么? 听完我今天讲的故事,相信大家会有自己的答案。
1985年8月20日,六位鬓角斑白的老战友聚到一起,神情凝重但又充满着兴奋和激动,他们仔细翻阅由总参三部原副部长马文波同志带回的一份调查报告,认真听他讲述,不时有人提出问题,引起大家的讨论;又不时有人发出叹惜和感慨!经过长时间反复研究核实,他们一致认定,没错,是他,那应该就是他的家,他的后人,不会错的。他们积压在心头多年的心结终于打开了,一阵爽朗地大笑之后,他们立即联名给当时的国家主席李先念和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元帅写信,信中建议给这个人在《中国名人辞典》立传,请政府有关部门为其后裔发送烈属证明和按规定予以抚恤,并附上了调查报告。这六位老同志都是谁呢?他们是中顾委委员、原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宋侃夫,中顾委委员、原国家邮电部部长王子纲,中顾委委员、原乌鲁木齐军区司令员肖全夫,原总参三部政治委员陈福初,原总参三部副部长马文波,原总参三部副部长李永悌。这些红军老战士,都是原红四方面军无线电通信和技术侦察工作的创始人或开创时期的亲历者。那么他们信中说的那个人又是谁呢,是谁让他们这些老同志几十年来这样牵肠挂肚?这个人就是他们红军时期的亲密战友,无名英雄蔡威。
蔡威这个名字,不仅现在鲜为人知,就是当年在红军队伍中,知道的人也不多。他是红四方面军通信和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的创始人之一,在利用无线电手段对敌进行技术侦察和密码破译方面成绩卓著,是红军中知名的破译专家之一。对红四方面军巩固发展川陜革命根据地以及红军长征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1936年9月23日长征途中在甘肃岷县朱尔坪镇病逝,年仅29岁。因为他牺牲较早,他所开创和从事的工作又是极其重要、极其秘密,所以他的名字和事迹除他的同事和极少数高级领导外很少有人知道,以致解放后很长时间没有人知道他家的确切情况,他的烈士身份也一直没有得到确认。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也是蔡威同志逝世80周年,让我们一起缅怀先烈,重温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
我的父亲陈福初1930年参加革命,1931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并转为中共党员,是红四方面军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开创时期的参加者和亲历者,从1932年7月调到无线电台,到1936年9月蔡威同志病逝,一直跟蔡威同志在一起。他们从鄂豫皖到川陜,从强渡嘉陵江到三过雪山草地,曾一起战斗、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一起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一起走过那段最艰难的历程。是蔡威同志教会了父亲技术侦察工作的技术和工作方法,他的革命精神、工作作风和崇高品德一直深深感染着我父亲,对父亲的一生有着重大影响。他既是父亲的好领导,又是父亲的良师和益友。
一、没有硝烟的战争
    讲这个问题前,先简要介绍一下我军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的建立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中央就高度重视无线电技术工作和技术人才的培养,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通过送苏联学习、在上海中央特科办无线电培训班,培养了一批无线电技术人才。这些人以后陆续到各根据地,成为我军无线电通信和技术侦察工作的骨干。
我军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的实际开展起源于红一方面军。1930年12月30日红一方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作战取得了龙岗大捷,活捉敌前线总指挥张辉瓒,并缴获无线电台一部(发报机被毁坏,收报机完整)。报务员王诤、刘寅等参加了红军。后来红军又缴获了一部电台。于1931年1月6日在小布架设起第一部无线电台,组建了红军第一个无线电队,王诤任队长,冯文彬任政委。此时红军中仅有的一部半电台还不能进行无线电通信联络,于是利用电台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供总部首长参阅。同时相机侦听当面敌军的通信情况,从敌军通话中获得敌军驻地、番号、行止时间等有关情报。这些情况引起毛泽东、朱德等首长的极大重视和关注,从此诞生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1931年5月15日我侦察台侦获国民党军公秉藩的第28师师部与其吉安留守处电台的明语谈话,师部:“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问:“到哪里去?”答:“东固”(红一方面军总部驻地),朱、毛得到消息后,立即调整部署,设伏待机,一举全歼敌第28师及47师一部,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初战胜利,这是红军利用无线电侦察情报打的第一个胜仗。1932年10月在福建建宁成立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二局,即我军的第一个执行无线电技术侦察任务的职能部门,曾希圣任局长。同年11月16日曾希圣和报务员曹祥仁一起,经过不懈努力,首次破译了国民党军队吉鸿昌部的电报密码,之后又连续破译了多个国民党军队密码。从此我军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步入一个侦察和破译相结合获取敌军核心情报的崭新阶段。1934年1月中革军委二局与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二局合并,统归中革军委指挥,称中革军委二局(简称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副局长钱壮飞。
红二方面军的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起源于1932年肖克从中央苏区带来的一部50瓦电台,成立了湘赣军区无线电队。电台在每天完成通信联络任务之余,也抄收当日新闻,同时侦听国民党湘军电台之间的谈话,从中获取一些情报。1933年6月中央派(和)任弼时到湘赣苏区任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治委员,从中央苏区带来一部5瓦电台,并着手组建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任弼时运用红一方面军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的经验,要求两部电台在完成通信联络任务之后,余下的全部时间用于侦收敌军电报,并亲自进行密码破译。不久又调军区无线电训练班教员王永浚专门从事密码破译工作,很快破译了湘军通用的主要密码——“西密”。到1934年8月湘赣军区周围敌军的密码大部已破译,军区对周边的敌情掌握的相当清楚。
红四方面军于1931年3、4月间,开办了有线电和无线电训练班。同年11月中央派宋侃夫、徐以新、王子纲、蔡威等同志从上海到达鄂豫皖苏区,开始筹建无线电台。 1931年12月红四方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中打下黄安(现为红安)县,消灭国民党军六十九师,活捉师长赵冠英,缴获一部完好的无线电台。1932年2月在河南新集钟家畈建立了红四方面军第一个无线电台,开通了与中央苏区和湘鄂西苏区的通信联络,并利用修复的收报机抄收新闻,供方面军首长参阅。之后,又建立了第二个无线电台。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在反第四次围剿作战中被迫向平汉铁路以西作战略转移,12月到达四川北部并建立川陜革命根据地。为了站稳脚跟,配合红军作战,红四方面军的两部电台除保证通信外,还积极侦听敌军电台谈话,并着手研究破译敌军密码,于1933年3月首次破译了川军田颂尧部密码。此后以蔡威为台长的无线电二台便以主要精力从事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破译了四川各路军阀的主要通信密码,在川陜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和反六路围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35年10月以二台为基础成立了红四方面军二局,蔡威任局长。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陜北胜利会师,同年12月三个方面军的无线电技术侦察力量合并成立统一的中革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副局长罗舜初。从此,我军的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就在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开始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历程。
综上所述,我军的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是革命战争的产物,是在革命战争中产生并发展壮大的。
1. 红军中的菩萨
1931年11月党中央派宋侃夫、王子纲、蔡威、徐以新等四位同志从上海到达鄂豫皖苏区开展无线电通信工作。 1932年2月在河南新集钟家畈建立了红四方面军第一个无线电台,首次开通了与中央苏区和湘鄂西苏区的通信联络。此后,他们一边保持与中央苏区及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通信联络,一边利用缴获的收报机抄收新闻,并尝试收听敌军电台,提供情况供方面军首长参阅。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经过西征到达四川省北部,利用四川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占领并创建了川陜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大为震惊,四川军阀也异常恐慌。1933年2月蒋介石任命四川军阀田颂尧为督办,纠集了38个团,后增至45个团,对红四方面军发动三路围攻,妄图趁红军立足未稳,一举把红军歼灭。红四方面军当时参加西征到川陜的部队只有4个师(10、11、12师和73师),12个团,1万多人。刚到四川,根据地还不稳固,人民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对四川军阀情况了解不多,怎么办?仗该怎么打?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尽快摸清敌军情况就成为方面军指挥员的当务之急。当时红四方面军已有两部完整电台,一台(亦称后方台)由宋侃夫、王子纲同志负责,侧重保障对中央和各苏区的通信联络,也担负侦听任务;二台(亦称前方台)由蔡威同志负责,侧重无线电技术侦察,也担负通信任务。我父亲就跟蔡威同志在二台工作。
这时蔡威领导的无线电二台已把工作重心从通信转移到对敌无线电侦察上,他率领全台利用一切手段开展对敌军电台侦察。从敌军电报的报头报尾及通联关系上判断敌军的级别和指挥关系,从侦听敌电台明语谈话掌握敌军驻地、部署、行军路线、宿营地点等情报。当时无线电二台配属前方作战,情报直接提供给在前方指挥作战的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同志,这些情报对他了解敌人动向和指挥作战帮助很大,但他还不满足,曾对蔡威讲,这些情报很好,但你们能不能搞到敌军的核心情报,如作战计划、命令?蔡威同志听完只是笑了笑,没有回答。其实在蔡威同志心里早就在琢磨这件事。当时敌军无线电通信报头报尾一般用明语,但作战命令等核心内容全部是密码,要知道敌人的作战命令、作战计划,谈何容易,破译敌军密码就成为当务之急,这时蔡威同志已经着手破译密码工作。破密当时一没经验、二无资料,他和宋侃夫、王子纲及无线电台同志一起,一是大量抄收电报,反复研究统计、对比、猜剥,从单个字,重复字入手,不断摸索积累,查找规律,二是,通过审问俘虏了解川军的内部情况,如部队编成,指挥程序,主官姓名及特点等,三是通过各种途径广泛搜集四川的人文地理,风土人情等情况资料,甚至学习四川的方言俚语,这些对破解敌人密码都很有帮助。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蔡威同志终于破开了田颂尧军队使用的密码《通密》,实现了技术侦察工作的重大突破,开创了红四方面军无线电侦察与破译密码相结合获取情报的先河,同时摸索出一套破译密码的方法,为全面破译四川军阀部队使用的无线电通信密码创造了条件。到1933年5月,我们不仅能准确掌握田颂尧军动态情报,连敌人的作战部署、企图和作战计划、命令都掌握的一清二楚。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根据电台提供的敌军主力左翼纵队13个团部署突出冒进,急于进攻的企图,一边命令73师顽强抵抗,一边秘密调集10、11、12师隐蔽迂回,集中红军主力于5月21日突然发起了空山坝战役,我军12个团激战三昼夜,歼敌7个团,击溃6个团,取得了反三路围攻的决定性胜利。这是红四方面军利用技侦情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
1933年12月,蒋介石任命四川军阀刘湘为总司令,纠集110多个 团(后增加至140余个团)约25万人向川陜苏区发动了六路围攻。在长达10个月的反围攻作战中,无线电台日夜工作,侦收敌军电报,有时一天收报200余份。这时的蔡威已成为红四方面军内破译密码的专家,他对四川各路军阀使用的密码都能及时彻底破译,使方面军首长对敌情了如指掌。例如1933年12月东线之敌准备强渡州河进攻宣汉、达县,蔡威准确掌握这一消息,立即报告徐向前,徐总指挥问:“敌人什么时候渡河?”蔡威肯定地回答:“15日凌晨。”果然15日凌晨敌人开始渡河,由于我们早有准备,趁敌人渡河一半时我军突然开火,打退了敌人进攻。又如1934年春节前夕,由于我军采取“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待机反攻,重点突破”的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我们电台侦获到敌主力第五路总指挥王陵基错误地判断红军“节节败退、全线崩溃”,命令所属各部春节进行休整,他自己则擅离防区回万县与家人过年,群龙无首。根据这一情况,徐向前总指挥决定抓住有利时机进行反击,集中3个师的兵力于2月10日夜一举围歼了敌23军郝耀庭部和21军3师7旅大部,击毙郝耀庭,活捉旅长张邦本,重挫敌军,王陵基因此被解职。随后也是根据电台提供的情报,总指挥部选择青龙观作为总反攻的突破口,实行中间突破,迂回包围,彻底粉碎了刘湘的六路围攻。
再举一个保护我军指挥机关的例子。1935年3月底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后,包围了江油县城。蔡威率电台抵近侦察,很快侦获破译了邓锡侯总部与江油守敌杨晒轩旅的通信,搞清城内兵力部署。这时敌人也发现了我们的电台。杨晒轩立刻给邓锡侯发报,报告红军在江油东山山梁上有电台活动,似为红军指挥机关,请求邓锡侯派飞机轰炸。蔡威台长沉着冷静,率全台坚守岗位,严密监视敌军动向,特别要求不漏抄邓锡侯总部的每一份电报。果然,不久我们就侦收到邓锡侯发给杨晒轩的电报,说一小时后派飞机来轰炸。我们获得这份情报,从容和指挥部一起转移。当两架飞机飞来狂轰乱炸时,我们已经在十里以外进入小树林里了。
当时红四方面军的破译工作主要是由蔡威同志完成,他获得的情报对川陜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和扩大根据地发挥了重大作用。
无线电技术侦察属于我军的核心机密,只有方面军首长知道。一次,方面军首长命令部队凌晨4点半进入阵地, 5点钟敌人就如同约好的一样来了,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一些指挥员非常奇怪,就问方面军政委陈昌浩,你们怎么知道敌人要来,还这么准时?陈昌浩同志不便明说,就说“我房间里供着一尊菩萨,敌人准备进攻时,这位菩萨就会告诉我。”这位菩萨就是指蔡威台长和我们无线电技术侦察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后来说过:“如果没有你们,我们怎么能打胜仗,你们把情况搞清楚了,我就有办法。”
2.走夜路的灯笼
    一、四方面军技侦力量相互配合,在四渡赤水战役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大家都知道,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毛主席指挥中央红军,充分利用敌人的矛盾,机动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调动敌人疲于奔命,巧妙地穿插于敌人的重兵集团之间,牢牢把握战场的主动权,终于摆脱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谱写了我军战史上的绝妙篇章。这就是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然而在毛主席高超指挥艺术的背后,鲜为人知的却是我军的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为毛主席英明指挥提供了决策依据。
一渡赤水后,我技侦情报获悉,蒋介石判断红军要北渡长江,急调川滇重兵夹击,企图歼灭红军。为迅速摆脱敌人,军委决定挥戈东向,二渡赤水,回师黔北。此时又获知,遵义城内只有贵州军阀王家烈的一个营,城外有只少量部队,军委决定迅速占领娄山关,再取遵义, 5天之内击溃和歼灭敌2个师又8个团,俘敌约3000人,取得长征以来的最大胜利。随后,我又获蒋介石调整部署,令各路纵队不顾一切寻找红军决战,我军将计就计,以一部兵力佯动,主力突然转兵西北,三渡赤水,再入川南。蒋介石判断我军又要北渡长江,急调其所有部队再向川南进击企图围歼红军。我又侦获敌军已大部被我调动到乌江以北,乌江南岸只有少量部队,贵阳城防空虚,守敌仅4个团,毛主席决定乘敌不备,四渡赤水,抢渡乌江,直逼贵阳。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惊恐万分,急令各纵队火速驰援贵阳,防我军东进。我侦获滇军主力已被调动增援贵阳,云南兵力空虚时,红军主力突然挥师向南,前锋直指昆明。当敌各路人马又匆匆回援昆明时,红军主力早已全部渡过金沙江,完全摆脱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
从上述过程中可以看出,军委和毛主席在四渡赤水战役中的每一步决策都有可靠的技侦情报作支撑。而这些情报在当时红军长征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是怎么取得的呢?这里有红一方面军技侦部门的努力,也有红四方面军技侦部门的大力配合。长征开始后,为保障情报不间断,军委二局就把技侦人员分成两个梯队,交替行军,轮流工作,在行军和作战过程中还紧张地破译敌军密码,侦获了大量情报。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破译科长曹祥仁、副科长邹毕兆是破译的行家里手,再难的密码都能很快破译,甚至于破译了蒋介石指挥部的密码。红四方面军在已经取得反“六路围攻”的胜利,环境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积极关注、密切配合中央红军。在蔡威台长的带领下侦察台除侦控了各路川军,尤其是川南剿总潘文华所属各部的电台,还密切监控蒋介石派驻重庆行营主任贺国光的电台,跟踪湘、滇、黔军阀和中央红军周边的部分国民党中央军的动向,破译了他们的密码,较好地掌握了四川军阀和湘军何键、黔军王家烈、滇军龙云及中央军薛岳、吴奇伟等部队动向,并经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综合后每天将情况通报给一方面军,有效地弥补了军委二局因行军打仗而无法顾及的情报空白。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非常辛苦,每天侦察破译不说,将侦获的情报发给中央红军都是很困难的。因中央红军行军打仗,联络时间不固定,蔡威、宋侃夫、王子纲和电台其他同志彻夜不眠,经常在晚上六、七点钟开始呼叫联络,午夜后三、四点钟才能完成沟通把情报送出去。我举一个例子,1935年1月4日红四方面军发给中央红军的一份电报:“廖泽之援黔所谓模范师第三旅及穆瀛洲旅共6个团,原集中泸州拟取道南川、正安入黔。刘湘约5师,陈鸣谦部及田中毅旅共约9团在川南,陈之达在石柱、黔江,袁旅在涪陵、彭水,田旅在酉阳、秀山正赶筑碉堡,取守势,咸丰为渝团,来凤为潘旅,古宋、叙永、赤水一带无敌。肖、贺已占慈利,徐源泉一部开往剿肖、贺。吴焕先同志所率领之红二十五军约3000人,现已到商南一带。刘湘60团在绥、宣、城口,李、罗、杨森共约30团分布营山双河场,仪陇前方至新政坝线,田敌颂尧30团在阆、苍、南嘉陵江两岸。邓锡侯敌15团在昭化、广元、剑阁一线,胡宗南师之丁旅到广元,余部在碧口、略阳一带。陜南敌约17团,集中南郑6团,肖之楚部约9团白河到郧西一带,荣景芳师在竹山、竹溪一带,上官云相之四十六、七十六两师有开安康进万源之说,敌正赶筑碉堡。东方城口一带山大、穷困、人口少,西方有嘉陵江、剑阁、碧口之险,再采取决战防御亦非良策,如何请示。”这份电报将当时中央红军周围的敌军分布情况和我军动向较为详细地报告了中央,此时正值中央黎平会议以后,遵义会议之前,中央红军正处在敌人围追堵截最困难的时候,这份电报对中央红军来说不啻雪中送炭,非常重要、很有价值。正如后来朱德总司令在跟随红四方面军南下时和四方面军电台同志说的,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指红四方面军西征)以后,敌人包围着你们,你们日夜行军,很少通报,我们一方面军就利用一切机会搜集敌情,及时把敌人的兵力部署和行动方向告诉你们。我们一方面军离开中央苏区,进入湘、滇、黔、川地区,以及四渡赤水时,对周围的敌情搞不清楚,是你们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们,经常在深夜,把破译敌人电报的情况,整理电告我们。这深刻体现了一、四方面军之间的战斗情谊,天下红军是一家嘛!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7月我父亲(时任无线电二台党支部书记)和蔡威台长一起,会见了中央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三局局长王诤和红军通讯学校政委、蔡威的老战友曾三,在一起畅谈了三天,互相交流对敌无线电侦察的经验体会,蔡威还重点介绍了四川各路军阀和甘肃鲁大昌部密码编制和使用情况,以及对国民党军胡宗南部无线电侦察情况,战友见面,谈得十分融洽。无线电二台拿出最好的东西,江油的腊肉、中坝的银耳和牛肉、大米饭招待一方面军的同行。当曾希圣听说四方面军侦察台缺少汽油时主动把他们从泸定带来的汽油送给蔡威2桶,当听说一方面军二局的充电机坏了不能充电时,蔡威主动把一台修好的充电机借给军委二局使用,充分体现了技术侦察部队之间的战斗友谊。后来中革军委又从红一方面军调整一部分电台和人员加强到红四方面军,并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四方面军)二局,蔡威任局长,我父亲任三科(校译)科长。
红军胜利到达陜北后,毛泽东主席说,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毛主席又对四方面军无线电台的负责同志说,红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辛苦了,有功劳啊!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在四渡赤水前后,是你们提供了情报,使我们比较顺利地克服了困难。叶剑英元帅在1977年回忆长征时说,四渡赤水,在龙里、贵定之间不过60华里的地方,红军出出进进,局外人看来非常神奇,但我们十分清楚,很重要的一条,是靠情报的准确及时。在这里,蔡威同志是功不可没的。
3.一份影响红四方面军命运的情报
1935年9月张国涛闹分裂率红四方面军主力南下川康,开始进展顺利,后在百丈关进攻受挫,部队损失很大。1936年2月国民党中央军薛岳率6个师和川军主力向红四方面军发起进攻,红军被迫撤出天全、芦山地区向道孚、炉霍、甘孜地区转移。此时,红四方面军兵力已从南下时的8万人锐减至4万人。张国涛的分裂行径引起越来越多的红军指战员的不满,要求北上的呼声逐渐高涨。张国涛为了摆脱困境,提出“北上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口号,动员广大指战员再过草地经德格向青海进军。这时红四方面军二局在蔡威局长的领导下,逐步扩大了工作领域,除继续严密侦控四川各路军阀的无线电通信外,还开辟了甘肃军阀鲁大昌,驻甘肃蒋系部队毛炳文、王均,青海军阀“五马”(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鸿宾、马仲英)的侦察工作。恰好此时二局侦获到一份青海马家军的电报,马步芳、马步青为阻止红军进入青海,派出一个骑兵团约1500人,每人两匹马,自带粮草,由西宁出发,每日百余里,行程1月有余,到达川西北德格县以北地区时,该团报告,全团因伤病减员很大,3000余匹战马损失过半。这个情报上报后引起红军指战员很大反响,他们说马家军骑兵团有粮有马尚且遭受这么大的损失,我们用两条腿走,又无粮草,去青海岂不是死路一条。部队要求去陜北与中央红军会合的呼声更加高涨。经中央再三催促,在朱德、刘伯承等同志的坚持和红军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下,迫使张国涛取消了去青海的计划,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共同北上,在陜北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的大会师。
4. 拖不垮的电台运输队
在红军无线电技术侦察队伍中,我们还不应忘记另外一些无名英雄,他们是电台运输队。当时红军中电台不多但机器设备很多,收发报机都是电子管的,很笨重,有几十斤重,蓄电池也有百来斤,一部电台就有七、八个电池,充电机一、二百斤,要三、四个人抬,还有发电机、汽油、机油和备用机器零件等。电台运输队多的时候三百多人。参加运输队的有红军战士,有跟着红军走的百姓、挑夫,也有被错误打成反革命、AB团、改组派,遭到审查的红军干部战士,尽管受到许多委屈,但他们都毫无怨言的默默奉献。在红四方面军西征时,我父亲协助蔡威管理过这支运输队,蔡威很关心运输队员,经常帮助他们,特别反对对他们殴打、谩骂、体罚。有一次,一个运输员私拿了老百姓一点盐(一两左右),被总政治部派往电台的一个干部发现了,并当即开枪打死了运输员,此亊引起了我父亲的极大不满,认为犯错可以批评教育,“不教而诛”不是红军应该做的。蔡威非常支持我父亲,发了大火,告状到徐向前、张国焘处,张国焘采取以事息人的做法,将那个干部调走了事。过平汉铁路时,电台和运输队落在后面,被敌李默庵的部队三面包围过来。运输队的队员们一边隐藏机器,一边分散躲藏。当我军反击部队打退敌军后,大家立刻抬着机器集合起来,清点人数,包括被错误处理的干部战士都一个不少,只损失了一个电瓶。每当我听父亲讲这些故事都十分感动,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完全是信仰的力量。
在红四方面军西征的路上,父亲经常提到的一个名字叫汪庆月。汪庆月是湖北红安人,早年参加革命,在地方任过赤卫军队长、乡苏维埃政府主席等职。1932年8月鄂豫皖省级机关撤出新集时,他带着运输队来到无线电台,并当了无线电二台的司务长。他严格要求自己,以致很多人不知道他当过乡苏维埃主席。在长途行军中,他吃苦在前,挑着百八十斤的担子,在电台和运输队里威信很高。1935年7月间我们进驻黑水芦花少数民族地区时,由于群众不了解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又遭受旧军队和汉人的欺压,受土司、头人的反动宣传欺骗,不敢和红军接近,使红军买不到粮食,买不到菜,给我们造成极大的困难,汪庆月就冒着危险,主动带着运输队的同志去做群众工作,找群众买粮食,当他向隐藏在山里的群众宣传红军是穷人自己的队伍,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党的民族政策时,被反动分子打出的冷枪杀害了。
说到运输队,父亲总是特别激动,多好的同志啊!由于张国涛的错误路线,红四方面军被迫多次翻雪山,三次过草地,非常艰苦。但电台运输队的同志始终挑着抬着沉重的机器,跟着部队一起行进。在翻越的大雪山中,我们两次翻越夹金山,三次翻越梦笔山,特别是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翻过海拔5000多米终年积雪的党岭山,时值严冬季节,极度寒冷、空气稀薄,空手行走都十分困难,经常有红军战士因体力不支牺牲在路边旁。二局运输队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抬着一、二百斤重的充电机和上百斤重的蓄电池,挑着几十斤重的收发报机,克服缺粮、缺氧、风雪、严寒等困难,一步一步地艰难地向前爬,没有掉队,也没有丢损器材。过草地就更加困难,遍地沼泽淤泥,他们抬着机器、器材,一脚下去,踩出的泥坑要比一般战士深得多,危险得多。他们想办法,把笨重的机器放在木板上或绑在运输队员的身上,前后用绑带拴好互相拉着,小心翼翼地保护着机器不至于陷入泥潭。正是由于他们的大无畏的革命勇气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保证了无线电通信和侦察工作在长征中一直不间断地进行,这难道不是信仰的力量吗?没有坚定的信仰能做到吗?
二、为理想信念奋斗终生的共产党员
1. 为了明天我们要干啊
蔡威同志出身大户人家,祖上当过清朝大官,有家有业有房有妻室。然而他却放弃了优裕的生活,自愿选择参加革命,直至为党的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自从离开上海,他和家人始终没有联系,他的家人不知他在哪里,他也从没回过家见过自己的儿子。我常常想,如果说我父亲出身贫寒,从小给人放过牛,做过窑工,十几岁就挑着百十斤重的担子给人送煤,受够了苦和气,看不得不平等的社会,参加革命,多少还有点逼上梁山的味道,那么像蔡威那样,出身官僚有钱大户人家,不愁吃不愁穿,又有家室,参加革命是为了什么,图什么呢?后来知道蔡威从小聪明好学,特别崇拜民族英雄戚继光,在福州上中学时就开始读《新青年》、《新潮》、《星期评论》等进步刊物,接受进步思想。但对他震动最大的,是在上海上大学时下遇上五卅惨案,亲眼看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领土上横行霸道,枪杀中国工人和学生,激起他无比义愤,他不能容忍帝国主义在我们的土地上杀害自己的同胞。他看到了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力量,认识到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压迫,建立没有剥削压迫,人人平等的新社会。一旦认清这点,他就毫不犹豫、义无反顾地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1926年他在上海主动找到党组织,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把自己的一生交给革命事业。
他平时话不多,更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为了明天,我们要干啊!”这一句极普通的话,。为了明天,明天是什么样他没有说,但所有的同志都明白,他心目中的明天,不正是我们所要建立的平等富裕的新中国,不正是一个不受外国欺凌的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大的新中国吗!这恰恰表达了他对新社会的追求,对崇高理想信念的心声,这成为他整个生命的动力。
无线电通信是一项很艰苦的工作,特别是在红四方面军的西征和长征途中,行军大家都是一样走,部队停下来可以休息,电台就不行了,一到宿营地,电台要马上架设,开始工作。往往刚要休息,部队又出发了。电台工作人员只能一面行军、一面睡觉。蔡威台长的任务就更重了,关键时刻他总是亲自上机,经常休息不了就又要出发。破译密码更是一项极其艰难、枯燥无味的工作,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埋头工作上,由于张国涛执行极左的错误路线,对知识分子不放心,对有技术的俘虏兵不敢用,自己培养的通信人员没有经验,我父亲和电台人员只能做一些统计整理分类这样的辅助工作,关键地方都是蔡威与宋侃夫、王子纲亲自上,困难可想而知。由于他出身于大官僚家庭,本人又是知识分子,张国焘对他并不信任,他一边工作,一边又受到张国涛的暗中监视。蔡威明明知道,权当不知一样,照样干好自己的工作。有几次张国焘本人偷偷跑来看蔡威到底在干什么,但他每次看到的都是蔡威在专心至致地工作。对蔡威和无线电台提供的情报,张国焘开始也是将信将疑,不敢大胆使用,还反复与前线地面侦察的情报相对照。他经过多次验证,又看到徐向前、王树声运用这些情报打了胜仗,张国焘才逐渐解除了对蔡威同志和无线电技侦情报的怀疑。为了早日破开敌人密码,蔡威同志日以继夜地工作,简直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每天都工作十几、二十个小时,关键时刻几天不睡觉。给他送饭,他经常说搞完这点再吃,可下次进来,饭还在那里放着。他工作起来全神贯注,精力非常集中,冬天烧火盆取暖,一次鞋烧着了,他不晓得,后来烧到西装裤子才发现。还有一次他出去解手,边走路边思考,父亲看到他时,只见他一只脚穿着鞋,一只脚光着,却全然不知。蔡威同志身体不好,领导和同志们都非常担心他的健康,劝他注意休息,而蔡威同志总是回答:不行啊,这么多工作等着我们,为了明天,我们要干啊!凭着高度的责任心,蔡威同志破译密码的工作很快取得了突破,陆续破开了川军各路军阀和部分蒋介石部分嫡系部队的密码,每到一地,都能迅速掌握周边敌军情况,为总指挥部指挥作战创造条件。这里凝聚着蔡威同志的多少心血啊!一次徐向前看到蔡威日渐消瘦,嘱咐他要注意休息,不要累病了。蔡威笑了笑,还是那句话,战斗可以有间隙,而电台侦听不能中断,为了明天,我们要干啊!
工作中有困难蔡威从不叫苦,也不向上级伸手,总是鼓励大家自力更生,自己动手想办法克服。蔡威同志学过机务,刚到鄂豫皖,发现我们有一堆缴获的机器,被当成废铜烂铁堆了一屋子。他如获至宝,一件一件地清,一个一个地擦洗,然后再拼凑组装,很快修好了柴油发电机、汽油充电机等,他原本是一个喜欢干净的小白脸,修完机器后小白脸变成了大花脸。当时电台零备件很少,机器一个零件坏了,整台机器就不能用。他就想办法自己修。电瓶坏了,他就把几个坏电瓶拆开重新组装;有的小零件坏了买不到,他就画图纸,自己动手做;没有汽油,他就用过滤的煤油代替;发动机没有润滑油,他就用猪油提炼过滤后使用;他看到当地农民利用河水推动水磨时,就自已研制了木水轮机,充分利用水力,把有限的汽油节省下来。他相信在共产党员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带领全台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我们的电台在长征最艰苦的日子里都始终保持着良好状态。
搞电台工作也有生死考验。在西征路上,一次红军大部队已经开拔,电台和运输队几百人还在后面,突然敌人从三面追上来,我父亲一边开枪掩护蔡威同志撤退,一边和蔡威一起拼命地跑,可敌人人多,距离越来越近,子弹“嗖嗖”地从身边飞过,只见蔡威急中生智,掏出身上带的银元大把大把地向后抛去,果然许多敌人停下来捡银元,迟滞了敌人的追击速度。蔡威乘机掏出密码本,毫不犹豫地撕开,一页一页地塞到嘴里,吞咽下去,他已经做好准备牺牲的最坏打算,拼死也要保住党的秘密。危急关头,是方面军首长发现电台没跟上,让徐深吉团长带一个团杀回来,才击退敌人,给我们解了围。
由于长期操劳,严重地损坏了蔡威同志的健康,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时他不幸染上伤寒症,但他仍带病坚持工作,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要求大家好好工作,为了明天好好干啊!。尽管朱德总司令、徐向前总指挥派出傅琏章等最好的医生为他治病,也没能挽救他的生命。就在红军长征很快就要胜利结束,三大主力红军马上就要胜利会师的时候,明天的天空刚刚出现一丝曙光,他却没能看见,静静地留在草地里。当时的情况,令我父亲和他的战友终生难忘,大家都说,他长期超负荷工作,累死的。
埋头苦干,不计名利和个人得失,甘当无名英雄是对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的最起码的要求。蔡威同志是这样要求全体工作人员的,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当时,为了保守机密,是不能公开说出蔡威和无线电侦察台人员的名字,也不允许宣扬他们事迹。因此尽管每次战役的胜利都有他们一份功劳,但绝大多数红军指战员,包括许多高级干部都对他不熟悉、不知情。由于战争年代文件大量失散,现在中央档案馆现存的蔡威同志的档案极少,只查到两页纸,其中他牺牲的情况是这样记载的: 在战斗紧张时,每天日夜工作二十小时,致因劳致病身死。
2.学走路
蔡威同志是从繁华的大城市来到穷乡僻壤的农村,艰苦的生活条件对他来说是一种严峻的考验。他最难能可贵的是没有丝毫架子,主动和工人农民接近,向工农干部学习。刚到鄂豫皖苏区时,他说当红军不会骑马打枪遇到敌人怎么办,于是他就搞来一枝手枪向战士请教,反复练习拆装和射击,还不顾多次从马背上摔下来顽强练习骑马。但对他来说最困难的是眼睛高度近视,不会走农村的田埂小路和山路,走路常常摔跤。父亲说当时他参加红军时有两个硬条件,一不怕死,二不怕跑路,可见当时跑路是多么经常、多么重要,打游击战、运动战,完全靠两条腿,有时一口气要跑上百十里。方面军首长派专人照顾他,特别是夜间行军,我父亲和其他同志帮助他,两个人扶着,前面还有一位同志提马灯或打手电引路。但蔡威同志说红军打仗全靠两条腿。总靠别人扶怎么打仗?他开始练习走路,一不留神就摔倒,爬起来接着走,不知摔了多少跤,经过一段时间他也可以夜间独自行军不用人扶了,他高兴地对我父亲说:“我自己会走路了”。西征时,总部特意给蔡威同志配了一匹马,但他自己很少骑,坚持徒步行军,用马驮电台备件或让伤病员骑。从河南新集出发,经安徽、湖北、河南、陜西到四川,行程3000多里,如果算上在根据地来回跑的路,不下5000里,而且全都是偏僻的山路,他一直坚持步行。特别是翻越了以险峻闻名的八百里秦川,七天翻越了九座海拔2000至4000米的山峰,在枣阳突围冲过敌人三道封锁线时,一夜急行军跑了180里。他随红四方面军长征,三次过雪山草地。从不会走路到翻山越岭强行军,需要多么顽强和多么大的毅力啊,这难道不是信仰的力量,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蔡威同志给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3. 普通党员
蔡威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曾在中央特科无线电训练班学习。到红四方面军后先后任无线电二台台长,四方面军二局局长,是红军中的高级干部,但他组织观念非常强,听父亲讲,蔡威等同志刚来鄂豫皖根据地时,我父亲还是军委会战士,但入伍就是共产党员,在军委直属机关任团总支副书记。一次组织上派父亲到电台参加支部大会,他听说电台新来的几个同志是从党中央来的老党员,大知识分子,非常担心,生怕这些人会看不起他,为难他。但令我父亲没有想到的是,蔡威和宋侃夫、王子纲他们这些大知识分子对组织派来的人非常尊重,十分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给父亲留下极好的印象。后来父亲分配到无线电台,直接在蔡威同志的领导下工作,更是在蔡威台长的耐心帮助下学会了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的本领。在长征途中我父亲担任电台的党支部书记,蔡威是台长,后来又是局长,工作非常忙。但他从不因自己是领导或因工作忙而忽视过组织生活。在党的组织生活会上他与其他同志一样,经常把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情况向支部汇报,和同志们交流思想,对同志们提出的意见、看法,他虚心听,态度非常诚恳,不对的作自我批评。对电台工作的不足之处,他也会诚恳地提出批评意见。当时的党小组长是蔡威培养出来的学生,蔡威同样尊重,经常写书面思想汇报。他对自己要求严格,在红军高级干部中是非常突出的,对我父亲的一生影响很大。
红四方面军的无线电侦察工作是蔡威和宋侃夫、王子纲共同搞起来的,但后来宋侃夫和王子纲同志主要从事通信保障工作,破译密码和情报工作主要是蔡威同志来完成,他在这方面贡献是最大的。担他严格要求自己,从不居功自傲,把工作中的每一点成绩都归功于无线电二台全体同志。反六路围攻胜利后,总部表彰了无线电二台,嘉奖他300块大洋(这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足见总部对他功绩的充分肯定),他全部分给二台同志,包括马夫、伙夫都有份。他说工作是大家做的,成绩应该是大家的。
4.最不能容忍军阀作风
在红四方面军首长中,蔡威是很有个性的一个。他习惯穿一身西装,梳分头,這在红军队伍里是不多见的。但凡跟他接触过的人,无论是战士干部,还是伙夫马夫,没有一个不敬重他,不钦佩他的,因为一是他工作上总是以身作则,身先士卒,自己带头;二是他平易近人,关爱干部战士十分真诚,而且越是在困难情况下越是如此。
在工作上他对一线值班的同志既严格要求,又非常体谅,一次侦察台的一名报务员连续工作几天,值班时实在太疲乏不知不觉睡过去了。蔡威台长知道报务员的辛苦,看见后没有叫醒这个同志,事后也没有批评这个同志,而是自己打开机器接替那个同志工作,那个报务员醒来后十分感动。
在政治他十分爱护干部战士,敢于坚持正确意见。红军刚到川陜,稍站住脚,张国涛就又搞起肃反那一套。有人说我父亲和在西征时和运输队关系密切,是改组派,军委会停止了父亲的机要工作,并给蔡威写信要求送我父亲到后方接受审查。但蔡威认为父亲为人正派,没有问题,顶着巨大压力,亲自给军委会写信为父亲担保,在蔡威同志的坚持下,父亲没有被送去审查,虽停止了做机要工作,但蔡威仍把父亲留在他身边继续工作,并在不久后恢复做机要工作,成为蔡威的主要助手。
生活上蔡威同志更是关心每一个同志,西征时一个女报务员发高烧,蔡威同志立即叫人把他从上海带来的心爱的毛毯给她送去,而他自己仅靠一条很薄的被子御寒。红军过草地时,他看见有的战士鞋走丢了,立即将自己的衣服拿出来,让战士包脚。他亲自教勤务兵刘忠生学文化,练习收发报。一次在前有敌人堵截,后有追兵的情况下行军,刘忠生突然腹痛难忍,找医生来不及,蔡威台长没有把他丢下,而是亲自护理,让他骑上自己的马,自己牵马跟着部队走。刘忠生后来说,没有蔡台长我早不行了,是蔡台长救了我一命。
蔡威同志也有发脾气的时候,他最看不惯的就是军阀作风。一次,蔡威看见红25师一个病号实在坚持不住跌坐在泥泞地里。班长怕掉队,骂了那个战士,又踢了两脚。蔡威看见非常恼火,气的他在马上大喊,说班长是军阀作风,叫人把那个班长绑了,又叫病号骑上马,追上正在休息的部队,把部队负责人找来,要他好好的教育那个班长,坚决纠正军阀习气。当时大家都穿着军装,只有蔡威穿的西装,带的人个个骑着马,挂短枪,也搞不清他是什么来头,还挺紧张的。其实熟悉蔡威的人都知道,他就是这个样子,无论本单位还是外单位的,也无论职务高低,只要他看你做得不对,他都敢说敢管。
三、最后一个军礼
毛主席对从事技术侦察工作同志说过,这项工作是隐蔽斗争,是无形的战线,是无名英雄。前方打胜仗可以登报、鼓励,你们工作就不能登报,但是党和人民是知道你们功绩的。蔡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无名英雄。党和人民知道他的功绩,战友没有忘记他。
建国后我父亲和战友们一直在寻找蔡威的家人。我父亲在建国初期就应邀在军队和地方做过多次革命传统报告,宣传蔡威事迹,希望能借此找到蔡威的家人或线索。1982年蔡威的老战友、开国中将徐深吉在《福建日报》发表回忆蔡威的署名文章,提到“许多我们所熟悉、曾为党勤勤恳恳、鞠躬尽瘁,死后却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却很少有人关注,蔡威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位。”此后,乌鲁木齐军区司令员肖全夫也发表文章,提到:“革命胜利几十年了,也未曾听说有谁打听蔡威的下落,据此我怀疑蔡威是否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希望地方民政部门继续进行查找。”1984年宋侃夫同志作为中央整党工作的联络员主动要求到福建,和福建省委党史办一起查找。几经周折之后,在福建宁德找到蔡威家庭的线索。总参三部又专门派副部长马文波和党史办的同志去福建进行调查甄别,终于找到了蔡威同志的家和后人。蔡威原名蔡泽鏛,福建宁德市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上海从事地下活动时改名蔡威。于是就有了前面六位老同志联名给李主席和徐帅写信。很快李主席和徐帅都作了明确指示,徐向前元帅批示:蔡威同志是一位优秀的红军干部,在破译工作方面是有独特建树的。李先念主席批示:蔡威与宋侃夫、王子纲同志对红四方面军无线电通信和技术侦察工作,做出过重要贡献。同年11月福建省人民政府正式追认蔡威同志为革命烈士。1986年徐向前元帅又为《蔡威烈士专辑》题字,“无名英雄蔡威”。至此,老战友们告慰蔡威烈士英灵于九泉之下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父亲一直非常敬重蔡威同志,十分怀念这位一起在无形战线上战斗过的领导和战友。他离休后被聘为总参青年工作顾问,在军内外先后做了一百多场光荣传统报告。每次报告会都深情地缅怀蔡威同志和技侦战线上的无名英雄,宣传他们的功绩,学习他们的精神和品德。2006年,蔡威家乡福建省宁德市委将有关蔡威事迹的史料编辑成《无名英雄蔡威》一书,并请父亲作序。躺在病榻的父亲欣然答应,由于卧床不起,序言是由父亲口述,委托总参三部编研室张东征主任起草,父亲又亲自修改的。当张东征同志把“序言”呈送父亲审定时,老人坚持在家人的搀扶下,从病榻上缓缓起身,在张东征大校面前立正,举手行了一个公公正正的军礼。它既是对张主任辛勤劳动的肯定和感谢,更多的是对老战友蔡威的真挚而发自内心的尊敬和怀念。这是父亲人生的最后—个军礼,两个月后父亲就病逝了。
这次我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再讲技侦战线上无名英雄蔡威同志的故事,就是为了缅怀先烈,不忘初心,和大家一起学习、继承和传扬先辈们、老共产党员的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不计名利、甘当无名英雄的崇高品德和立足本职、埋头苦干的工作态度。同时也是继续完成父亲未完的工作,对父亲尽点孝心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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