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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实说(历史):四分区的创建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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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4 15:02:2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刘道生

1937年8月1日,红军奉党中央之命,改变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简称八路军。我被编入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任政治委员,并立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路过太原时,我见到任弼时同志,他知道我要到敌后作战,十分高兴,便指示我:要在正太路一线开展斗争并在敌后建立根据地。他强调:“这是十分重要的”,并说:“那是一个好地方。”
随三五九旅出发,我们到了山西五台。然后,我便带了一个“战地工作团”前往敌后。这个“战地工作团”由一个教导队、一个警卫连、还有一个剧社编成。这支队伍的构成,基本上都是红军时期的骨干:连长是红军时期的团长,原来的连排长都成了学员或战士,我们共有300多人。
9月底,我们从五台山下来,到了平山县的小觉镇。最初,迎接我们并与我接头的是何汉三同志。当时,他率领着小学生欢迎我们的队伍。见面后,他向我介绍了平山的情况。他说:你到了平山,可找王昭、韩一均、李谨亭、贾一波等同志,他们都是老党员。随后,我便到了洪子店,那儿有个高级小学校。先来与我接头的是贾一波,接着又见到了李谨亭、李怀珠、韩一均、张雨初等同志,他们都是平山的地下党员。一见之下,我们犹如久别重逢的亲人,双方都兴奋万分。见面后,他们马上向我介绍了平山的情况。这样,我们便立即在高级小学召开了一个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上述人以外,还有由王震旅长派来平山扩军和开展群众工作的陈宗尧、李铨、左齐等同志。会上气氛热烈,情绪高昂。地方同志见到自己的军队来了,不仅感到地方党和群众有了依靠、得到解放,更重要的是拥有了抗日的力量。在会议我们强调了当前的主要任务:扩充部队,壮大武装力量;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各界爱国人士共同参加抗日斗争;我们还提出“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粮出粮”的全民抗战动员口号,决定全力以赴投入扩军工作。会议结束后,“战地工作团”在地方党组织相配合下,迅速组织了十多个工作组,分赴各地开展工作。我把这里的工作安排好以后,便和张雨初一起前往石家庄寻找河北省委,以接上党的关系。我们走到平山县城后,便听说日军已经占领了石家庄。当时,驻平山县城的国民党晋军第十军,仅仅凭借事先修筑的工事与日军对峙不到半个小时,便败下阵来仓皇南逃,而平山城的县长曹长春也携带着搜刮的巨款逃之夭夭。这时,栗再温、李德仲、徐达本、田冀等同志来到此地,他们是由北方局派来平山工作的,我们便立即组织了自己的平山政府,任命徐达本担任平山县长,张雨初任县政府秘书,还委任了两位科长,他们都是党员。栗再温、李德仲等同志,根据上级党的指示则组成立了特委,李德仲任书记,栗再温任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是胡伯俞。后来,李调走,栗任书记,杨春茂为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由胡开明担任。不久,县委改为地委,我参加了地委工作,出任常委之一。此后,我离开平山,前往与平山相邻的山西孟县开辟工作。
这时,孟县是山西决死队一纵队的驻地,由薄一波同志率领。当时,他们正准备开赴晋东南开展工作。我们接头后,薄一波同志便把这一带的工作交给我,还移交给我一些牺盟会的干部,其中有一些女将,她们是:戴新民、陈舜玉、朱雅珍、郭实华等人。
孟县的情况与平山大不一样,在这里我党的组织几乎是空白。这里只有我党领导的外围组织“牺盟会”,她们也仅靠几个特派员在此地发展“牺盟会”会员。当时,这里是阎锡山控制的地区,阎锡山直接领导的“公道团”在这里建立的各级机构倒是都很健全。阎锡山对管辖的地区严格规定:凡是青壮年,都是法定的“公道团”团员。这样,他把全县的青壮年对控制起来。这样,这个“公道团”就相当于当地政府官办的组织。“公道团”以反共为主要任务,初到这里我们在开展工作中遇到很多困难,为此同志们付出了极大努力。
我们初到孟县时,阎锡山委任的县长早已逃之夭夭,而这里的“公道团”却只跑了个县团长,其他人还都在“坚守岗位”,这些“公道团”的成员认为阎锡山的势力很快会回来。这时,“牺盟会”派来的“游击县长”胡仁奎同志已经到任,他作为特殊党员和我接头联系,他对我们总是有求必应,工作非常主动、热情,积极地帮助我们解决粮钱等问题。此时,动员群众参军抗日的任务只好由“牺盟会”出面与“公道团”交涉,我们晓以抗日高于一切的大义与他们讲道理,以全民族团结抗日说服他们。另外,他们失去依靠,感到势单力孤,再加上我们大军压境,不得不与我们合作,对我们提出的要求只好照办。我们用这种方法,召开过几次由青壮年参加的动员会,气氛比平山冷清多了。“牺盟会”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党员)对参加我们领导下布置的各项工作是非常积极热情的,特别是几个男特派员和新发展的会员,接受我们领导后立即丢掉了“牺盟会”的身份,参加了我们的“战地工作团”。“牺盟会”的几个女将很讲究工作方法,她们在工作中依据合理负担,安排向地主募钱募粮的任务,孟县“牺盟会”还把“牺盟总会”发来的枪支转交给我们。
因为未能前往石家庄寻找省委,我便转道平定继续寻找。我们到平定的第二天早上,日军就攻到了娘子关。头天晚上,省委就从这里撤走了。从平定出来,我遇到当地特委负责人王达成。经与他交谈后决定一同去阳泉,但还未走到阳泉那里却已失守,我们又转去荫营煤矿。荫营煤矿的情况很好,有工人纠察队,有“牺盟会”的工作人员赵石青等不少人,还有“战地工作团”的廖鼎祥等同志。到荫营煤矿后,我将工人纠察队改编为工人游击队,共有100多人,其中还有小学教员,有60多只枪。这里有不少要求参加抗日工作的青年和少数中年人,我决定带他们回孟县分配工作。这些报名的人中,有个别人认为孟县生活太苦,不愿意去,我们便从中留下三四十人到平定、阳泉一带坚持工作,其余大部分同志与我一同回到孟县。
回到孟县,这时从沦陷区来了不少党员,于是我们就组织成立了中心县委,以孟县为中心,包括阳曲、寿阳、平定。陈宜胜担任中心县委书记,袁心纯、王达成、徐树贵、王江风为委员。为了帮助胡仁奎同志,派徐树贵兼任县政府秘书。11月,陈宜胜从孟县去寿阳检查工作时与日军遭遇,不幸以身殉国。这是抗日战争中,我四分区第一个光荣牺牲的县委书记。
1937年11月初,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在孟县县城受命组成,周建屏任司令员,我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副主任袁心纯,任命不久他调到冀中区工作,由军区派来王紫峰继任,叶长庚任参谋长。第四军分区的辖区有河北的新乐、行唐、灵寿、正定、平山、获鹿、井陉和山西的孟县、平定、寿阳、阳曲。为了指挥作战及工作上的方便,第四军分区司令部于11月中旬从孟县迁移到平山。最初,第四军分区司令部驻地在洪子店,不久即迁至小觉镇。
平山的扩军工作开展的极为迅速,只有短短的一个月时间,我们便发展了一个团——平山团,约1500余人。11月底,我们便将这个团送到驻在孟县上社镇的三五九旅。此团,由陈宗尧任团长,李铨任政治委员,后编为七一八团,它是三五九旅的主力团之一,后随王震同志转战祖国的南北大地,打了无数胜仗。后来,陈宗尧同志在南下支队作战中英勇牺牲;李铨同志则在文化大革命时逝世,当时他是新疆自治区分管财贸的书记。为了支持发展平山的工作,平山团调到孟县后,我们又抽调回来一个连。这是个骨干连,由刘贵云、黄胜斌率领。
送走平山团后,我们继续集中力量开展扩军工作,工作进展很快。在我们大张旗鼓地深入宣传动员之下,特别是平山的青年掀起了参军的高潮。从1937年10月,到第二年春天,我们分别送到一一五师教导队300多人,送到徐海东旅800多人,送到曾支队的600多人。我们委任了叶长庚同志成立游击司令部,下辖五个中队,共3000多人,以开展本地的抗日游击战。我们委派叶长庚为司令员兼政委,于英川为政治处主任,黄胜斌、刘贵云、高旭、吴德九、韩增峰任中队长。1938年1月,根据军区命令,第四军分区的部队编为第七、第八、第九,三个大队(相当团),并分配了各自的驻防区,其结果达成根据地军事力量和部署初具规模,部队也开始走向正规化建设。
由于大批群众参军,仅半年功夫四分区的部队就发展到5000人左右。我们以收集国民党军队溃逃丢弃的枪支弹药武装自己,从步枪、轻重机枪到迫击炮都有。经我们号召,由群众人挑、肩抗、骡马驮着送给部队。
七大队,初建于山西孟县、平定、阳曲、寿阳地区。它的骨干是一一五师南下时留下的一个营中的一个连。另外,我们收容了万福麟部队未及逃走的一个连,约100余人,外加孟县旧县政府的保安队150人左右,以此组成一个独立营,由陈祖林担任营长,严庆提任教导员。七大队的大队长是阮平,政委廖庆先,后来由严庆提继任,李雪瑞任参谋长,黄胜斌任政治处主任。他们驻地在孟县,防守地区除孟县外还包括平定、阳曲、寿阳。
八大队的前身是平山独立第一营,这个营是由井陉煤矿工人的游击队和三股地主武装组成的。成立八大队时,这个营与叶长庚同志率领的游击队和刘贵云同志率领的从平山团抽调回来的那个连而组成的一个中队,合编而成的。这个中队大都是红军战士。八大队成立后,它的驻防区是平山、获鹿、井陉一带。刘贵云任大队长,政委廖庆先,政治处主任于英川,参谋长韩植庭。八大队下辖四个营,一营长刘贵云兼,副营长刘平章,政委黄胜斌;二营长张亟德,政委高需,副营长韩国选;三营长韩增锋,政委李景亭,副营长曾先吉;四营长苏韦玉、牛开风。
九大队的基础是一一五师六八五团二营的六连,他们是随周建屏同志来到四分区的。1937年底,他们接受命令从第三军分区划分过来,重新组建成一支游击队,约1000余人,命名为第三游击支队,陈祖林为支队司令员,闫子庆为支队政委,盛绍华为参谋长,钟炳昌为政治处主任。下辖三个营八个连(第三营仅二个连)。1938年,第三游击支队改为九大队,大队干部仍与原支队干部任命对应,后参谋长盛绍华调军区学习,工作由王作潘接替,其他干部未变。九大队活动区区域是灵寿、行唐、正定、新乐。
这时,四分区拥有战斗部队约6000人左右,而且部队的建制也初步正规了,各大队都有自己的直属部队,如特务连、通讯连、机炮连,还有担任后勤的组织,独立活动的能力比较强。如1937年冬,这是抗日战争的第一个冬天,晋察冀这块根据地都还在匆忙组建中,这几个大队的冬装却都自行解决了。七大队,还建立了有数架缝纫机的被服厂,给每人做了一套棉衣、一件大衣、一套单衣和一套衬衣。还有轻重机枪枪套、子弹带、挎包等,安全地度过了严冬。
分区司令部、政治部这一套指挥机构建立后,我们除了战斗部队的组建以外,还着力抓了后勤部门的建设工作。
1937年11月份,当时分配组建后勤机构的只有三个同志,由朱志明同志负责,另外两个是刘光华、赵一行,他们的任务既要负责做好当前的后勤工作,又要组建后勤机构。当时,冬天已经来临,首先就要赶做棉衣、棉被。开始,我们没有集中加工的能力,只能把做棉被的材料发给部队自己做。不久,我们从各大队接收了一些缝纫机和工人,逐渐建起了被服厂,加上政府和群众的帮助,到了第二年夏,我们便能按时给部队发服装了。另外,我们还组建了修械所,从开始只能修理步枪等简单工艺,后来逐渐发展到能利用部队送来的铁轨制成手枪、马枪,还能制造肥皂等日用品。之后,我们又成立了卫生部和医院,卫生部长是夏无申。我们还组建了自己的制药厂,组织人员上山采集中草药材,制成各种常见病用的中成药。总之,一切都是依靠政府,依靠群众,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创造了惊人的成绩,以最高的速度解决了必须解决的问题。
1938年1月13日,我参加了在平山县蛟潭庄的北苍蝇沟召开的晋察冀边区第一次党代会。出席党代会的领导同志有彭真、聂荣臻、贺龙、关向应、萧克、刘澜涛、程子华、黄敬等。白求恩同志作为特约代表也出席了会议。在这次党代会上,北方局书记彭真同志向我们传达了党中央六届六次会议精神;聂荣臻作来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报告;舒同同志介绍了关于动员参军的问题。会议主要精神大致是:要建立野战兵团;防止突然事件的发生;实行更广泛的机动,建立抗日后方根据地;坚持国共合作,拥护蒋介石抗日,对国共合作不利的事不做;建立抗日民主三三制政权,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特别提到在统一战线中必须有团结、有斗争,强调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问题。会议上批判了王明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强调我军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方针。
第一次党代会后,地委在小觉镇召集各县、区负责干部会议,传达和贯彻党代会的精神并落实如何执行。地委对王明的右倾投降错误的问题发动讨论,经过大家的讨论检查,一致认为:我们虽然喊过这个口号,但在实际工作斗争中并没有受到这个口号的影响;相反,在孟县倒是曾一度出现“左”的做法,如:太原沦陷后,个别同志认为阎锡山跑了,他的力量到不了我们这里了,所以提出“牺盟会”也可以撤消了。
在组建军队的同时,不失时机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和各种群众团体,而我们将发展党的组织放在工作的第一位。开始时,我们与旧政权的交往尽力遵照统一战线的精神,用协商的办法要求他们供应我军粮草,但他们几乎没有人肯与我们合作。转眼间,日寇攻陷了娘子关以至太原后,各县的县长便都携带财物逃之夭夭。孟县的县长更是在娘子关失守前就跑掉了。为了执行政府职能,我们委派了各县县长,而对政府下面的办事人员则尽可能留用旧人员,只要他们愿意留下和我们一同抗日。旧县长随国民党军队一齐溃逃后,有的地主出来组织“维持会”。这些“维持会”都是反对共产党、八路军的,他们积极投向日寇。“维持会”是破坏抗日的卖国组织,我们毫不客气地抓了他们的主要人物,解散了这些组织,并动员当地的开明士绅和我们共同建立了抗日救国“自卫会”,执行政府的职能,当时平山就是这样做的。后来,我们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也是从平山先开始的,这是我根据罗荣桓同志的指示而开展的工作。那时,罗荣桓同志正带领一部分一一五师的部队在平山的洪店子一带休整,当他了解到我们这里的情况后,便指示我说:“你们应该按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抗日民主政权。”于是,我们开始建立县政府,然后建立区政府。后来,我们在工作中发现,村政权在谁的手中是至关重要的,便大力地改造村政权。四分区的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是比较早的,孟县、平山的抗日民主政权都是在边区政府成立前就已经建立的。
有了抗日民主政府,我们立即组织成立了各种群众团体。首先是成立农会,只要农会的工作做好了,其他各种抗日群众团体都容易组织起来。组建农会的骨干,大多是来自平山,他们本来就是农民,最了解农民的心理,所以各县的农会便很快组织起来,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孟县却是个例外,第一任农会主任是从平山来的学校教员,他不太了解农民,所以工作发展很慢,而且也经不起与日寇的残酷斗争,后来我们只好又从平山派去了农民骨干。与建立农会的同时,我们还建立了妇女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和儿童团的组织,以后又建立了抗日救国自卫队。自卫队是不脱产的群众武装组织,后来又从中组建了基本脱产的自卫队。这个组织在反日寇扫荡的斗争中,成为八路军不可缺少的助手,它帮助群众转移,分散敌人的兵力等等。边区的群众,通过这些群众组织与我们一起创造了在整个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最终取得了解放全中国震惊世界的伟大胜利!
从1937年秋天开始,第四军分区,特别是平山这块地方的群众的负担是很重的。由于四分区的巩固区比较大,晋察冀军区的后方机构、华北联大等单位均驻扎于此,它又是各根据地之间往来的交通必经之地,特别是抗战初期,一一五师、一二零师的好多部队在这里休整,所以无论粮草、劳力负担都是很沉重的。
1937年,我初到这个地区时,我们曾提出“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的口号,经过动员促使地主半自动半强制地为抗日捐助钱粮,当时主要是粮食。如:平山县拥护抗日的大地主齐学韶曾拿出800担小麦支持抗日斗争。以后,我们建立了一套制度,以持有人均口粮为依据计算每户所应缴纳捐助的粮食,例如每人每年口粮在不足多少斤一下就享受免征的待遇,这样征粮群众担负面比较大,也比较公平,同时保证每次征集粮食的数量比较稳定。四分区除在本地征粮外,每年秋收后还要从冀中调运入粮食。每当这时,我们要动员大批自卫队员,还有骡、驴到四分区边界去执行接运任务,还要派部队去掩护运粮安全。如果,我们的运粮行动被敌人发现,则免不了就是一场激烈的战斗,有时自卫队也会有损失。这些仅是无战情况下的四分区服务保障工作,它只占我们负担任务的小部分,如果遇到战事那四分区就得全力以赴。如百团大战时,平山县的群众出动自卫队员和担架队员达万人以上,青年随军服务员120人;建立了数十个兵站;在滹沱河上搭起了三座桥梁;供应粮食175万斤、马草60多万斤、马料25万斤;在全县150个村庄中共动员了72000人、36000头骡、驴。群众在日夜的辛劳中,无一人叫苦。他们说:“为了打垮日本鬼子,再苦也是甜的,再苦也比被日本鬼子用刺刀捅死、被洋狗咬死好!”再如,接送一二零师前往陕北的任务比较艰巨,除了准备在路上需要粮食以外,我们还动员了100多头驮骡,并将它们护送过同蒲路,每头驮骡要有一名自卫队员照料。经过努力,我们完满的完成了任务,将部队一直送到延安,为此贺龙同志以至党中央都来电感谢并表扬了参加护送任务的自卫队员,政府还奖励付给他们应得的报酬。
周建屏同志身体一直不太好。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并开赴前线时,中央为了照顾他的身体,曾要他留在后方工作,但他坚持要来前线。后来他被留在四分区担任司令员,这也是为了照顾他的身体。来到四分区后,他一直是带病坚持工作。1938年6月13日,周建屏不幸病逝!他的逝去使我骤然失去一位心中敬重的长者,一位主持分区工作的掌舵人,我的失落之感是可想而知的。周建屏同志是云南宣威县人,1890年生,去世时仅有48岁。四分区驻扎在孟县时,“决死队”曾留下一位女同志,叫郭实华,她见周建屏的年纪比较大,身体又不好,出于革命同志之情,自愿做他的秘书,即他工作上的助手,又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他。在周建屏身边,郭实华同志一直工作到他逝世。她那种热情负责的精神,令周围的人都十分感佩。以后,这位女同志的下落,直到建国后,我也未能打听到。周建屏去世后,军区很快派熊伯涛同志来接任。
1938年,为了纪念抗日战争一周年和鼓励群众抗战必胜的信心,打击日伪军的气焰,我们组织了七、八两个大队攻打平山县城。6月份,我们开始攻打平山县城的组织准备工作。为此,我和熊伯涛同志在烟堡,召集七、八两个大队的领导干部举行作戦会议,在会上我们进行了战斗动员并宣布了作斗部署,战斗部署由七大队攻打县城,八大队负责打援,确定7日夜间开始行动。此前,敌人通过几十辆汽车向平山城增援了800多人,他们的守城实力得到加强。战斗中,虽然我七大队一部分兵力已攻入城内,并与守城之敌展开巷战,但由于我们围城过于紧密,致使被围的敌人感到突围无望,只好横下一条心顽抗死守,久攻之下形成相峙使得我们不得不撤出战斗,未能达成收复平山县城的战斗目的。这次战斗,是我亲自指挥的,也是四分区组建后第一次主动出击,战果不理想。对这次作战,群众期望很高,战前认为我们可以收复平山县城,所以无论从人力和物力上都大力支援。战斗结束后,群众不免有些失望,有人埋怨七大队,说:“阎老西就是不能打仗!”因七大队战士主要是山西人,“阎老西”是河北人对山西人的贬称。其实,我们的战士打得是很英勇的,他们绝大多数是入伍不久的农民,而且武器很差,步枪和马刀约各半,我们以这样的武器装备,对付人数数倍于我且武器精良的敌人,取得了击毙敌伪200余人的战果,这个成绩应该是难能可贵的。失误主要在我们指挥方面。以后,为解放平山县城的战斗又进行过两次,但都未能达到作战目的。这次战斗中负责打援的八大队的一中队,在灵寿县的同下、木府一带与日寇打了4天,取得了战斗胜利。当时,驻正定的日军扬言要挟我们:必须三日内退出灵寿县城,否则攻占县城后鸡犬不留。一中队队长刘云贵、政委黄胜斌率领一中队设伏在同下、木府等村,连续打了4天,敌人出动兵力一天比一天多。我军打得非常英勇,每天我们阻击都把敌人打回去。敌人死伤达三四百名,而我一中队只有700余人,装备300余支旧枪,除此之外只装备了手榴弹和马刀,战斗中我们也有200多同志受伤,牺牲了一些同志,其中有一名连长、两名排长。这一仗,是八大队组建以来的首战,不仅打破了敌人要强占灵寿城的梦想,而且对驻扎在正定、石家庄的敌人震动很大,大长了我军民的抗日志气和胜利的信心。继之,群众纷纷报名要求报名参军。
我在四分区工作将近六年之久,大小战斗一个接着一个。春天,我们要保卫春耕,准备对敌人进行春季反扫荡战斗;秋天,我们要保护一年的收成,准备对敌人进行秋季反扫荡战斗。我们总是把部队分为两个梯队,一队留在根据地掩护党政机关、后勤部门和转移群众;另一只则深入敌后牵制敌人对根据地的侵犯。在保卫根据地的战斗中,常常是我率领主力深入敌占区牵制敌人,使敌人为保护他的后方,不得不撤出根据地。另外,我们四分区的部队还参加为反击敌顽故意制造的摩擦挑衅而组织的战役。如1940年,上半年我率领五团参加了远到晋东南由总部组织的反顽战役,我们去了四个月;下半年则参加了也是由总部组织的百团大战。
1939年2月,军区成立了对敌斗争的“点线委员会”,我任主任,李谨亭同志任副主任。李在抗战前就是平山县的地下党员,又是平山县委的第一任书记,对平山的人事非常了解,这是开展工作十分有利的条件。我们在各县都建立了敌工站,各区都有敌工干部,调训了精明强干的人员打入敌伪组织,建立了以各种职业为掩护的秘密联络点,形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敌工网络,有力地配合了我军民对敌斗争。
记得,1938年8月12日,平山城和石门西兵营我方内线报告:日军东京慰问团将于8月13日,由平山城日军护送,携大批物品到敌温塘据点进行慰问。李谨亭连夜赶到五团报告这一情况。当夜,五团便设伏于敌人必经之地。第二天,慰问团在150多名日伪军护送下进入我伏击圈,待敌全部进入伏击圈后,战斗立即打响,我们仅用半个小时的激战,便全歼被围之敌,其中平山城日军司令春凭四郎亦被我击毙。此战,我军缴获敌汽车4辆、大车28辆、步枪95支、轻重机枪8挺、手枪10支、子弹5万余发,慰问品全部。
在敌占区,甚至在敌人内部工作的同志,经常处于危险的境地,他们时常会遭遇突然的被杀,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地保护他们。记得1941年2月,我们在灵寿城内以炸果子为掩护的联络点,扮为夫妇的田其瑞、刘玉萍两同志被敌人逮捕,并被敌人关押在城内一个特务公所。我得知情报后,便决定与李谨亭同志一起化妆侦查,亲自实地勘察并制定营救计划。我们在灵寿敌工干部的陪同下潜入灵寿城,仔细观察了那里的地形和道路,制定了具体的营救战斗计划。营救战斗由肖锋带领五团的一个营来实施。天黑前,肖锋同志带领一个营隐蔽行进到灵寿县城外待机,入夜后在夜幕的掩护下悄悄地进城,营救掩护部队封锁主要路口,担任营救的部队包围特务公所。各部队就位后,战斗打响,激战一小时我们拿下特务公所,不但救出了田其瑞和刘玉萍,还救出了六区区委书记刘吉进、五团侦查员张大汉及十多名群众。我们五团打了一场漂亮的营救战斗。
1938年底,军区指示:我区属山西的几个县要交给第二军分区,在我最后一次去孟县布置移交工作时,想到我和雅珍虽然相爱已有一年,以后就要分处两个军分区,联系很不方便,在这紧张的战争环境,谁知会出现什么问题,如把关系明确下来,组织上会给予照顾。临离开孟县的前一天我将此意和雅珍商量,并说最好现在就结婚。她同意了,但认为应该履行个什么手续才合适。于是,我们一起去找孟县县长刘宏达同志,见面后我们向他说明此意。他听后非常高兴,当场向我们庆贺,并自荐他们夫妇做我们的证婚人,我与雅珍喜出望外。原本我们并不知道结婚还有这样的规矩。刘宏达同志立即请人用红缎子做了两个结婚证,并在证婚人栏里庄重地写上他和夫人窦春芳的名字。雅珍的房东得知我们结为伉俪,还特意为我们赶做了晚饭。第二天,天微明,我即上路,赶回平山驻地。第二年初,四分区地委便将雅珍调到地委宣传部任宣传干事。从此,我们肩并肩一同走上战火纷飞的战场,在战争中一起度过艰苦的岁月并新中国成立后一起度过并不轻松的漫长岁月。我们夫妇一起养育了6个子女,共同将他们健康地抚养成人。特别是雅珍,更是千辛万苦,在战争年月,为抚养孩子,又要工作,吃了不少苦头,受了多少委屈。现在,一切总算过去,我们已实现了当初的誓言——白头到老。
第七、第八、第九,三个大队的战士,基本是当地的群众的子弟,又是农民占绝大多数,参军之处的动机主要是为了保家卫国,首要的是保家,所以乡土观念相当强。为了提高部队的野战素质,以适应战争的需要,经我们研究后决定将三个大队调换防地:七大队调平山、八大队调灵寿、九大队调孟县。这个决定得到当地政府和群众团体的大力配合,主动做好战士家属的思想工作。特别是七大队,因山西地处比较闭塞,乡土观念比河北人要浓,思想工作更加艰巨些。部队换防时,我们分别在各地举行盛大的欢迎、欢送的群众大会,进行慰劳、会餐。经过我们与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这个任务总算胜利完成了。但要从根本上消除农民的浓厚的乡土观念,工作则还需付出长期的、经常的、艰苦的不懈努力。
部队的建设,必须从地方性的游击队向正规化的野战军过渡。根据军区的指示,1939年3月下旬,在三个大队的基础上组建第五团。这个团在军事上应该是四分区对敌斗争的一个有力的拳头,所以是调几个大队战斗力最强的营组成的。团长是陈祖林,不久由王耀南继任,政委是由军区派来的肖锋担任,副团长刘贵云,副政委廖庆先,参谋长蒋树,政治部主任闫子庆。全团共12个连队,4757人。这个团组建以后,在整个晋察冀军区的几个大的战役中,它都起到了领导上所企望的拳头作用,连续打了好几个硬仗。如1940年初,该团参加总部指挥的反敌顽战役,五团就因作战英勇顽强,受到总部领导表扬。百团大战时,五团曾一度夺取了娘子关,把红旗插上了娘子关的城楼上。保卫军区和抗大等领导机关的陈庄战斗中,五团的战绩也得到好评。
与五团的组建几乎是同时,又组建了特务团。它是由驻扎在冀中东北军调往冀西地区后改编而成的。这个团的党员很少,而且党员在团里处于秘密状态。在调来冀西的途中,团里有些人嫌冀西生活苦中途逃跑了。特务团的建制属军区,但归我分区指挥,任务的基本任务是守卫我分区的南大门。团长是王宏文,政委是抗大二分校调来的陈海涵。为了提高它的素质,我们首先派进去一些老红军指战员做骨干,大力发展党员,开展部队的文娱活动,系统地建立了正规的政治工作制度。经过努力,军队的素质有很大提高,不断完成了许多任务,如参加百团大战的右路军作战;1939年上半年,胜利完成了军区派该团前往晋东南押运子弹的光荣任务;1940年,由政委、参谋长率领该团前往游击区活动,执行打击敌人、惩治汉奸的任务,大大动摇敌伪的统治。
1938年,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曾两次来四分区,第一次在7月下旬,到我分区后方医院为60名伤员做手术;他还参加了小觉镇妇救会的会议,并在洪子店的群众大会上做即席讲话,还十分高兴地为大家演唱国际歌。10月,白求恩第二次来四分区,在洪子店列席了平山县各机关团体的工作会议,检查了军区模范医院的工作。
这一年,由著名进步电影明星陈波儿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从大后方来到四分区,既是慰问也是参观。他对我们在这样紧张而残酷的斗争中,战胜了日頑的双重进攻,做到了即锻炼了群众又壮大了自己,而且使得群众基本上能安居乐业感到惊叹不已。
1941年开始,敌顽对我们的斗争更加凶残了。刚过了年,就传来了“皖南事变”惊人的消息。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在日寇的步步进攻面前,节节退缩,软弱无能,使全国人民对他们即失望又生气,但他们对我们从未放松制造军事摩擦、特务破坏活动。现在竟敢在对日斗争更加艰巨之际,有力量不打敌人而竟敢明目张胆地打我们。我对国民党同我们合作能否坚持到底一直持有疑虑,但听到这个消息还是让我感到十分意外。此时,我们在党内进行:即使国民党叛变投敌,我们也一定要坚持抗战到底的教育。平山的群众,在万分气愤的情绪下召开了群众大会,声讨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的倒行逆施的行径。大会上,群众将国民党平山县书记找到台上进行质问,弄得他非常狼狈。
这年的秋天,驻华北的敌首冈村宁次调集了6个精锐师团、5个混成旅团,再加上伪军,共约7万余人,在日寇空军的配合下,采取“铁壁合围”战术,向我根据地大举进攻。当时我分区驻扎着中央北方局、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和庞大的后勤机关、华北联大、第二军分区的军政首脑机关和后方机关,还有我们分区的后方机关及地方党政机关。我们在占有压倒优势的强敌面前,硬拼是不行的,我们还是把所有部队和地方武装力量动员起来,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和正规军的运动战相结合办法,在根据地内到处截击和袭扰敌人。这时,在平山的几条大山沟里,挤满了各种非战斗机关,他们也尽可能地与敌人进行周旋。这一战役,持续了两个月,后勤机关损失不大,联大牺牲了几个学员,还有一些被俘。群众的损失比过去任何一次反“扫荡”都大。特别是游击区,我们的一些秘密组织遭到破坏,一些好同志被捕,但最终我们打破了敌人妄想一举消灭我根据地的美梦,日寇没能伤及我们的元气,反而坚定了我们彻底抗战的决心,这也是我们最大的胜利。
为了使军队和地方的工作配合得更好,形成一个更加坚强有力的拳头,晋察冀军区决定:各军分区的政治委员同时兼任地委书记,我便兼任了四分区所在地委的地委书记。此后不久,熊伯涛同志调北方局中央党校学习,军区派邓华来接任司令员。到1942年下半年,军区调我到平西军分区工作,从此离开了工作将近六年之久的第四军分区。当我与在这里一起战斗了五年的干部、群众告别时,心情是很不轻松的,心里也是感慨万千,但我是一名党员,又是一个军人,多年的严格遵守纪律的习惯,使得我必须毫不犹豫,并愉快地奔赴新的战斗岗位。
当我离开四分区之际,不能不以沉痛的心情追忆在建设和保卫这块抗日根据地而牺牲的同志们,他们中不少人曾与我一起从南方经过两万五千里艰苦卓绝的征战来到北方,来到这里,他们为了党的革命事业,为了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这些同志有:陈宜胜、廖庆先、黄胜斌、谢XX、罗初斌等。

▪开国中将、原海军副司令员

曾任职务: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出生年月/出生地:1915年5月生于湖南省茶陵县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第八军青年部部长。1933年入瑞金红军大学学习。后任粤赣军区师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干部团营政委、第三军团组织部部长、共青团中央避组织部部长、第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团政委、晋察冀军区分区政委、冀察军区政委。参加了百团大战。解放战争时期,任察合尔军区政委兼中共察哈尔省委书记、东北民主联军纵队政委、冀察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第十三兵团政治部主任、第十二兵团副政委。参加了辽沈、平津、宜沙、衡宝等战役。建国后,任海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57年毕业于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后任海军副司令员,并先后兼任海军军事学院院长、海军航空兵部司令员、1980年向南太平洋发射运载火箭试验海上护航编队指挥部指挥员兼政委、中国航海运动协会主席。是中共七大代表、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中顾委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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