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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好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24周年文稿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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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29 17:56:1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胡应南:北京大学国家软实力研究院研究员
    胡涵、王柯入:湖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讲师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建国以来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同志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历史分析和评价。这个评价是在邓小平同志的主导下进行的。评价从历史客观的事实上讲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还是留有历史的争议。这就是没有系统的、全面的、历史的、客观的分析和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前因后果,历史渊源。所以,就留有历史的遗憾。假如,按照改革家、思想家胡耀邦同志的意见来分析评价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就会更加客观公正,更加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

    1978年12月18日,胡耀邦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对于文化大革命,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的去看待它。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的认识是必要的。”

    1977年12月2日在中央党校党委会议上,胡耀邦副校长指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受到林彪‘四人帮’的干扰,没有按毛主席的想法搞。文化大革命的许多想法就不是毛主席的思想。普遍夺权是主席思想吗?不是!坐喷气式是主席思想吗?不是!主席领导几十年,是这样的思想吗?主席历来不是这个思想。”

    1977年12月10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党委会议的一次会议报告中指出:“评价文化大革命,要看实际结果,要由实践检验,而不能依靠哪个文件,哪个人的讲话。要完整准确的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而不能断章取义,依据只言片语。”“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方法不当,后果很严重。”改革家、思想家胡耀邦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这一历史的判断是十分准确的;也是符合历史客观事实的。

    为什么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好的呢?这首先要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出发,也就是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由是什么?简单明确的说,毛泽东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这个目标与方向,从历史的原则和逻辑来说,是没有错误的。因为,在上世纪60年代,中国遇到了来自美国与苏联这两个大国的政治经济压力,特别是来自苏联的多方面的对立引发的压力。中国国家政权的安全确实遇到了严峻的危险。

    危险之一,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战争的危险迫在眉睫。而且,已经发生过珍宝岛以及新疆区域的小规模战争。

    危险之二,美国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封锁依旧。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中国的多重围剿加上苏联对中国经济建设援助的撤退,迫使中国只能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发展国民经济。

    危险之三,在思想意识形态,“九评”中国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力度持续发力,苏联对中国的对抗、对立有增无减。和解遥遥无望,在中苏对抗中,苏联甚至动念过用核武器来清除中国的核基地。只是在美国的干涉下,苏联才没有胆大妄为。

    危险之四,中国国内的经济问题由于苦日子过后,出现经济的回暖。毛泽东从一线退居二线,体察到物质刺激,金钱挂帅,将引导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毛泽东自己制定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受到冷落。 “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大兴其时。农村基层组织“四不清”的问题严重。“四不清”其实就是腐败,整顿“四不清”问题与国际间的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批判,在毛泽东看来本质上都是一致的,这就是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因为“修正主义就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的资本主义。”所以,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是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国内的这些势力与国际修正主义联合起来遥相呼应,中国的国家性质就会改变颜色,资本主义复辟就成为自然。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好的。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执政者,首先考虑的是国家政权的稳定性,持续性。而腐败却是政权不稳定的润滑剂。保持政权的合法性、稳定性,持续性,是头等大事。所以,胡耀邦说:“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好的。”这就是要保证社会主义的政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保证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不会改变颜色。

    毛泽东主席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与1945年7月1日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关于避免“人亡政息”的谈话,与1949年3月5日在西柏坡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两个务必”“赶考”的讲话,其精神实质是一致的,也是贯彻始终的。我们不能否认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就是要认识到毛泽东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就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巴黎公社原则,保证社会主义始终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不断前进的基本保证。胡耀邦肯定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好的,就是坚持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路线。胡耀邦的这个政治态度,表明胡耀邦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任何否认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与初衷和动机的言行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背叛和亵渎。

    但是,胡耀邦在肯定“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好”的同时,又指出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的“方法不当,后果很严重。”

    方法不当,第一是没有制度规范,制度管控,制度引导。

    文化大革命的1966年到1968年之间,踢开党委闹革命,砸烂公检法,实行全面夺权,全面内战,造反派打砸抢抄,文攻武卫,这些行为,破坏了社会主义制度文明,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的引导、规范和管控,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社会的动荡和无政府主义猖獗。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人的基本权利没有保障,人的自由受到限制,人性受到摧残。刘少奇是国家主席,没有任何法律的手续,红卫兵说抓就把国家主席刘少奇抓上批判大会,戴高帽,“低头认罪,”。在各个地方,造反派也是一样,各个单位的领导人也一样没有人身安全保障。100%的单位一把手受到冲击。批斗,毒打,人格侮辱,成为文化大革命中一段时间的家常便饭。

    据不完全统计,文化大革命中,在文革理论家张春桥《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思想理论的引导下,全国70%的省部级干部被批斗,被撤职。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都被“专政”了,都被定位为各种“反动集团”。在国防部,有彭德怀、黄克诚、罗瑞卿的“军事俱乐部”。

    在中央组织部,有安子文为代表的“修正主义集团。”

    在中央宣传部,有陆定一、周扬为首的“阎王殿”。

    在中央统战部,有李维汉为代表的“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代理人。”

    在少数民族战线,有乌兰夫为首的“内人党。”有回族的“伊玛尼党。”

    在中央党校,有杨献珍、林枫为首的“修正主义反动学术权威”。

    在人民日报,有邓拓为首的“三家村”,把握舆论阵地。

    这是上层建筑的被“专政”的基本状况。

    在基层,被“专政”的对象有“21种人”。包括地富反坏右分子、阶级异己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特务、宪兵、伪保长、国民党起义的军政人员等等以及被打入另册的朝鲜战场回来的志愿军战俘。这些人全国加起来超过一亿。涉及到的人口超过三亿。因为,一个被“专政”的人,牵涉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家庭,甚至是一个家族。这样多的人成为被“专政”的对象,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最大的社会动乱时期。

    当时,中国的人口为十亿,其中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为儿童、老年人、妇女。真正的劳动人力资源只有六亿人左右。而这其中的一半的人力资源成为被“专政”的对象,,显然,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人力资源在思想上、数量上、使用上、配置上、质量上,都有严重的创伤。用这样一支身心疲惫的队伍来进行现代化建设,它的思想是不统一的,步伐是不整齐的,战斗力是软弱的,其效果也是很差的。再这样延续下去,不是青黄不接的问题,而是后继无人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后期,经济严重衰退,就是人力资源衰竭的体现。

    这样多的人成为被“专政”的对象,从文化大革命的角度看,是对资产阶级实行了“全面专政”。但是,从追求民主科学、追求人性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角度看,这支队伍则是越来越大了,以前是党外的民主派追求民主,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对民主的追求从党外扩大到了党内。彭德怀、张闻天、刘少奇、邓小平等等党内的追求民主科学的革命家就是榜样和楷模。1976年爆发的四五运动就是中国人民追求四个现代化,追求民主科学的一次伟大的思想革命运动。

    文化大革命由于没有制度规范,制度管控,制度引导,违法行为畅通无阻,打砸抢抄成为革命行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在笔者家里仅仅几分钟,就抄走了几百块银元,收条都没有留下,就一溜烟的走了。幸运的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以一比一的比例,兑换了800元人民币。一位堂兄家里的金器全部被抄走。文革后,竟然没有任何人承认他的家被抄过。

    1968年,在湖南道县几万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人被任意杀戮。道县也由此而被誉为中国第一个“红色革命县”。在湖南茶陵几千名“红旗军”被批斗,几百人被杀戮。这两个地方出现的杀人事件竟然在历史上没有任何责任追究。就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也没有追究任何人的历史责任。这说明文革流毒是很深很深的。

    方法不当,第二是文化指导思想混乱,批判多于继承,封闭多于开放,保守多于发展,扬弃多于创新。文化大革命横扫四旧,把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封建文化混为一谈,眉毛胡子一把抓,生小孩倒掉脏水,把孩子也一起倒掉了。中国传统文化受到破坏,中华民族的民族价值观和革命的价值观都受到了冲击和破坏。这是文化大革命最大的思想与文化损失。

    从传统文化的角度说,横扫四旧,把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价值观都被破坏了。几千年民族的优秀传统被扣上封建文化,一一受到批判。而从革命的角度看,扫除封资修,社会主义时期形成的优秀的价值观也被文化大革命破坏了。因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民感悟到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竟然是没有意义的空转——工人长不了工资,农民吃不饱饭。这样对“共产主义革命”,对社会主义革命也就产生了疑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这种双重的价值观的破坏,是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对中国人民最严重的思想和道德的损害。因为,传统的价值观破坏了,革命的价值观破坏了,人民的精神家园也就荒芜了。这是改革开放时期,一切向钱看,官员道德沦丧,腐败蔓延,社会出现系统性、制度缺陷性腐败;老百姓信仰缺失,精神迷茫,全民制假、造假、贩假的思想根源所在。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另外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想要建立自己新的思想文化体系。就是想用毛泽东思想取代封建主义文化,取代中国传统文化。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用“革命的新思想、新文化取代旧的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文化。”这实际上是走进了一个思想文化的极大历史误区。

    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巨大的文化体系,具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今天中国的文化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种延续,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今天中国文化发展的源头。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是不能切割的。列宁就说“不继承资本主义文化,就建不成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与外来文化——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而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文化的创新成果。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的新的表现形式和新的载体。

    但是,在毛泽东时代,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却存在巨大的误解。这就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封建主义的文化,就是儒家文化,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任何联系。中国传统文化不能与毛泽东思想相提并论。

    正是由于存在这种思想文化的误区,所以,我们以阶级斗争为纲,轻视经济建设,轻视科学技术,轻视知识分子,大家也就觉得是很正常的了;所以,我们批判孔孟之道,把传统文化指责为“四旧”,指责为封建主义文化,搞文化大革命,要横扫“四旧”,就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大跃进、大炼钢铁、砍伐森林、亩产万斤粮,也认为是“人定胜天”的胜利;所以,我们把毛泽东的每一句话都捧为圣旨,奉为一成不变的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也就觉得是很神圣、很正常的事。

    这种把毛泽东思想固化为革命经典的做法,实际上是禁锢了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禁锢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生命力。因为,毛泽东思想只有放在中国历史文化的长河中,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毛泽东思想才具有历史永恒的生命力。假如毛泽东思想脱离中国的历史,脱离中国人民生生不息的历史创造活动,脱离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势,脱离人民群众的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毛泽东思想的生命力也就静止了。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把毛泽东固化为“神明”,结果,毛泽东“高处不胜寒”。这其实是局限和禁止了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和生命力。这不是发展毛泽东思想,而是把毛泽东思想推向了历史的边缘和反面。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传统文化得到恢复和发扬,毛泽东思想回归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长河之中,毛泽东思想就变得鲜活起来,灵动起来。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毛泽东的文学艺术,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三座高峰,而受人敬仰。因为,中国历史文化涵盖了毛泽东思想,是历史的客观事实,而中国的历史文化发展是延绵不绝的,是生生不息的。毛泽东思想融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长河之中,毛泽东思想也就获得了永生。

    十八大以来,全面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历史中的思想地位显得更为高大了。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历史传承的过程。它涵盖很广。它的主体是儒家文化,但是它还包含道家文化、佛家文化、法家文化、中国各民族的文化以及中国古代的科技文化。但是,它的主轴还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以孔子为代表。

    孔子的身后,有数不清的思想家、文学家阐述孔子的儒家思想,但是,他们的旗帜还是孔子思想的标识。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延绵不绝,孔子的思想就延绵不绝。毛泽东思想回归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长河之中,其实就如同孔子的思想一样。因为,毛泽东思想是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文化载体。说到封建主义时代的传统文化,必定是要讲到孔子的学说。而讲到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中国传统文化,必定要讲到毛泽东思想。因为,社会主义中国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毛泽东思想就是新中国创立的指导思想和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使中国的面貌为之一新,这是既成的历史共识。所以说,毛泽东思想回归到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之中,使毛泽东思想重新焕发青春。今天,我们全面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从本质上说,也就是全面弘扬毛泽东思想。因为,毛泽东身后,也会有数不清的思想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阐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原则,阐述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但是,就本质而言,他们的思想内涵与外延,都不会超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范畴。邓小平就说,自己够不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称号都够不上,还怎么能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思想理论相提并论呢。

    方法不当之三: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则,也不符合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思想原则。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都阐述过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主要是要搞社会主义建设,要发展生产力。1949年9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也说全国解放后,主要精力就是要搞建设。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毛泽东的方向后来却改变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且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导致了铁路是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农村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样把事物的本质都颠倒了。因为草本身就是无用的,晚点也是错误的。“草”和“晚点”都不属于社会主义的经济范畴。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自己都曾经阐述过“革命”胜利后就是“建设”。但是,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却把“以阶级斗争为纲”放在首要位置。相匹配的是“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抓革命、促生产。”事实是,抓革命,生产并没有促上去。“灿烂的政治思想之花,”并没有“结出丰硕的经济之果。”毛泽东这种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相背离的思想,历史与实践都证明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发展现实与规律的。

    方法不当之四,是对知识分子实行排斥和打击政策。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原则。列宁阐述建设社会主义一定要大胆使用知识分子。列宁说“不继承资本主义文化,就建不成社会会主义。”马克思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需要有知识的人来传播,来传授,来掌握。所以,社会主义建设首要的就是要保护好、使用好已有的旧的知识分子;同时要大量培养新社会的知识分子。只有知识分子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大军,社会主义才会早日繁荣昌盛。列宁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就是大量吸纳和使用旧社会的知识分子。

    方法不当之五是用革命的方法搞建设,不符合经济建设规律和价值规律。毛泽东时代,用战争年代的革命方法来搞建设,在特殊时期,是有效的。但是,长期下去,就难以持久。因为,经济建设有自身的规律,科学的经济建设就必须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按照价值规律办事。而不能让平均主义来指导和从事经济建设。因为,经济上的平均主义必将导致政治上的专制主义。

    胡耀邦说“文化大革命的后果很严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阶级斗争为纲导致社会长期处于社会矛盾和斗争之中,社会的不稳定和社会摩擦冲突成为常态。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反常运动。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各地抓大大小小的“三家村”,1967/1968年,抓大大小小的“走资派”,1971/1972年“一打三反”,1973/1974年割资本主义尾巴,1975年抓“还乡团”,打击右倾翻案风。林林总总,文化大革命十年斗争不断,受害人、涉及到的人将近一个亿。这种社会状况总体来说,社会安全感是最不稳定的。

    有一些人认为马克思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无产阶级专政就是镇压敌人,消灭敌人。这种认识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因为,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要把敌人改造成人民,而不是消灭他们。人民的概念是包含改造后的敌人的。解放人,既包含解放他人,包含解放资本家,也包含解放自己。社会主义建设不是敌人越多越好,而是越少越好。最后要把敌人全部改造成人民,这才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假如敌人越来越多,这不是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是社会主义的失败。 “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7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代替那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一切人”就包含资本家。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最终目标。所以说,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的观点是绝对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只是一个阶段的一种工作方法和手段,而不是全部的方法和手段。

    马克思有革命的理论,这就是阶级斗争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也有建设的思想理论,这就是民主科学。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解放的科学,其核心原则就是民主科学。阶级斗争只是一种手段,一个历史阶段的任务。《共产党宣言》讲到阶级斗争,但是革命的目的还是建设一个“个人全面发展是社会全面发展的基础”的社会。《资本论》讲到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强调的是“全面发展”,是“自由个性”。马克思在谈到“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时指出:“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的感性的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页。)“人的需求的丰富性”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证明和人的本质的新的充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9页。)

    马克思的论述,核心讲的就是人的价值的体现以及人的思想自由和人本身的自由。

    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也非常明确的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革命”已不是主要任务,建设才是主要任务。要实现从“革命”到“建设”的战略转变。列宁指出:“我们需要在实践中表明应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整个宣传工作都应该建立在经济建设的政治经验之上。这是我们最主要的任务,谁要是按照旧的意识来理解宣传工作,那就落后了,就不能对工农群众进行宣传工作。现在我们主要的政治任务应当是: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收获更多的粮食,供应更多的煤炭,解决更恰当地利用这些粮食和煤炭的问题,消除饥荒,这就是我们的政治。”(《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70页。)

    “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个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组织‘文化’工作上面去了。”这里的文化工作,指的就是经济建设。因为,这种文化工作,“其经济目的就是合作化,有了完全合作化的条件,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站稳了。”

    列宁最后在文章中指出:“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了。但是这个文化革命,无论在纯粹文化方面(因为我国的文盲很多)或物质方面(因为要成为文明国家,就必须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必须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困难的。”(《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88页。)

    列宁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重心必须由“革命”转向“建设”。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观点也是完全一致的。   

    中国当代哲学家李泽厚曾经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建设的思想理论,他说:“马克思主义不仅是革命的哲学,而更是建设的科学。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哲学。它应该高瞻远瞩,走在前方。除了继续研究物质文明的问题外,也应该抓紧探究和理解文化心理问题,注意使科学与道德、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集体普遍性的制约与个性多方面的潜能……统一溶合起来。这可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未来发展方向之一。不仅是外部的生产结构,而且是人类内在的心理结构问题,可能日渐成为未来时代的焦点。语言学是20世纪哲学的中心。教育学——研究人的全面生长和发展、形成和塑造的科学,可能成为未来社会的最主要的中心的学科。这就是本文的结论。而这,也许恰好就是马克思当年期望的自然主义=人本主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成为同一科学的伟大理想。(《百年中国哲学经典·李泽厚〈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80年代以来卷》,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

    第二,文化大革命导致科技和社会管理的人力资源越来越少,影响到社会政治经济的正常发展。1957年抓右派,有50万人打成右派,还有几十万人被定为内控右派。文化大革命中,70%的省部级干部被打成“走资派”,多年靠边站,这种人力资源的消耗对社会主义建设是一种人力资源的破坏。

    第三,经济建设受到破坏。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推进,到1976年,中国经济建设出现负增长。即人们所说的经济建设处于崩溃的边缘。文化大革命中工人工资没有增长一分钱,农民做一天工,多的只有几角钱,少的只有一毛多钱。这样的收入长期下去,只会引发社会革命。1976年爆发的四五运动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一次思想与行动反抗。

    第四,中国文化受到破坏。国学冷落,寺庙凋落,学校学工学农,就是少有学习科学文化知识。造成中国大陆国学断层,科技人才断层。

    第五,人民群众的消费者主权被剥夺。没有消费者主权的生活是近似奴役的生活。

    在计划经济的时代,中国人民的消费者主权是被限制、’甚至是被取消的。人民群众都是被动的消费。几乎没有消费者主权可言。生活物质的商品都是凭证供应。粮票、布票、油票、肉票、糖票、豆腐票、肥皂票等等几十种票证,把消费者的消费主权限定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这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和特色。这种限制消费者主权的政策和措施,在建国初期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建国初期百业待举,物质匮乏,有计划的、有限制的消费,可以积累一定的物质基础,保证新生政权的稳固。但是,国家长期坚持重积累、轻消费的政策,积累与消费比例失调,而且限制消费的范围越来越大,措施越来越严密,越来越紧张。这就违背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原则。社会主义发展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消费需求。“收获更多的粮食、提供更多的煤炭。”这是列宁在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发出的指令。列宁指出:“我们主要的政治任务应当是: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收获更多的粮食,供应更多的煤炭,消除饥荒,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第370页、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个根本的表现在:从前我们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组织文化工作上面去了。”这里的“文化”工作指的就是经济建设。因为,列宁指出这种文化工作“其经济目的就是合作化,有了完全合作化的条件,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站稳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688页、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

    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后,头脑也是很清醒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新中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共产党八大政治报告中提出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和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带领全国人民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这个目标的制定说明党与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历史前进方向的。

    但是,随着反右派的扩大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发展,偏离了八大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总方针、总路线,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物质生产放在了第二位,这样,人民群众的消费主权不但没有保障;相反,消费者的主权是越来越狭小,越来越被动,以至于群众不得不发出“共产党好是好,就是吃饭吃不饱”的哀叹。文化大革命的后期,中国的经济停滞不前,以至于城市人口手里有肉票而买不到肉,有自行车票而买不到自行车。这样,改革开放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

    中国经济改革开发从农村改革开始,农村改革开放从安微、四川开始。农村改革的标志就是实行生产承包制。上交国家的,剩下的就归自己。这是第一次在粮食消费方面把消费者主权还给了农民。农民不再是从生产队领回粮食,而是完成上交任务,留下的粮食全部由自己处理。

    随着粮食自主消费权的放开,农副产品的价格也基本放开,这也是把消费主权还给农民。粮食的自由贸易,带来了城市人口粮食定额供应的取消。这种取消粮食定额配给的政策和措施,从根本上把粮食的消费者主权都交给了人民。

    粮食消费者主权归还给人民,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革命。因为,城市人口的粮食定额配给,还有其附加的优惠价值,如食油的配给,副食品以及肉类的供给。这种剪刀差的优惠造成了城乡差别。同时,也剥夺了人民群众的消费自主权。这种消费结构,一方面限制了人民群众的部分权利,一方面又剥夺了人民群众的自主消费权。由于粮食是配给制,城市人口可以领取粮票流动,而农民没有粮票就无法到农村以外的地方生存工作。这就把农民牢牢的固定在农村的土地上,农民除开务农,没有别的工作可干。这种小农经济的思想和做法,无法推进中国工业化进程。

    而改革开放之后把粮食消费的自主权还给人民之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就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亿万农民群众进城务工,直接推进了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而当今,城乡户籍取消城乡差别,更是把城镇化推进到新的阶段。

    由于粮食消费者主权归还给了人民,带动了一系列农产品的价格放开,这也是把农副产品的消费者主权还给了人民。过去计划经济的时代,物质短缺,城市居民有票证买米买肉都排起了长队。农民提供的农副产品的价格也是受到限制。市场放开以后,农副产品供应充分,市场繁荣,城市居民生活也感到便利,这些都是以粮食消费主权为标志的农产品价格放开交还给人民以后带来的历史性变化。以前,大宗农产品的生产、收购和销售,都是国家的计划物质。除开粮食以外,还有生猪、棉花等农产品。所有的农产品计划、价格与市场放开之后,中国并没有出现社会的混乱,相反,市场出现空前的繁荣,经济出现前所未有的增长。因为,农业的发展与繁荣也直接促进了工业经济的发展。农业的消费主权放开成功之后,也启示了工业企业的和工业经济的发展。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企业改革其实也是围绕着放开消费者主权开展的改革。工业产品的消费者是谁呢?是普通的群众,也包含企业本身。所以,企业的改革出路在于开拓市场,扩大消费群体。上世纪80年代物价闯关,归根到底,其实就是把消费者主权交还给人民,交还给市场。由于把消费者主权交给了人民,消费的不断升级也就推动了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上世纪80年代,国民消费的三大件还是单车、手表、缝纫机,到了80年代后期,国民消费的三大件就变成了彩电、冰箱、组合音响。到了2000年,国民消费的三大件就变成了住房、汽车和旅游。而且,目前消费的升级已经由物质的消费转向精神的消费,由单纯的物质生产与消费转向为新科学新技术融为一体的新的信息生产与消费。新文化、新产业的生产与消费,带动文化产业的蓬勃兴起,互联网的消费,手机信息网络的消费,正成为新的消费品种和新的消费领域。历史和事实证明,消费者主权得到回归和尊重,是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最成功的经验。没有国民的消费者主权回归和尊重,就没有消费水平和档次的不断升级。而没有消费水平的不断升级,就没有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经济飞速发展。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消费经济学说,是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的不可缺失的思想理论依据。

    恩格斯认为历史是有逻辑规律的。

    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1945年7月1日与黄炎培关于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就能避免“人亡政息”,就能走出“历史周期律”的政治宣言;也正是因为有了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两个务必”“赶考”的高瞻远瞩的讲话,才会有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这三者之间的历史逻辑是高度一致的,这也是巴黎公社的思想原则贯彻始终。1991年苏联的解体以及中国当代社会腐败的蔓延,也印证了毛泽东关于“人民起来监督政府”,就能走出“人亡政息周期律”这一历史逻辑的正确性。

    胡耀邦作为思想家、改革家,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接近历史的客观事实。为我们吸取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指明了方向。我们一方面要明白,毛泽东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好的,就是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就是要把防止腐败,防止共产党的干部腐化堕落,防止共产党的政权异化,修正主义化始终放在思想建设的首要位置;坚持反对腐败永远在路上。另一方面,也要明白文化大革命因为制度缺失而引发的了一场文化浩劫。要避免文化大革命的制度建设缺失,政策失误,方法和措施失误,给社会发展带来的损害与影响,就必须坚定不移地从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入手,把权利关进制度文明的笼子;把民主规范在制度文明的篱笆之内。而不是让社会无序引发社会监督和治理的混乱而带来社会文明的倒退。

    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吸取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首先将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恢复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三中全会为亿万人民群众平反冤假错案,解放了劳动生产力。三中全会前后,提倡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恢复高考,为现代化建设储备和提供了科技含量的人力资源。三中全会之后,把消费者主权交还给人民群众,这是人性自由的大解放,也是生产力的大解放。这些都是改革开放取得胜利合力的基本保证。这是我们要肯定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是好的,同时,也要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方法不当,后果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不认识这一点,我们就会对毛泽东产生误解,就会把毛泽东的良好动机也当作是错误来批判。同时,对目前的社主义主义制度文明建设,对反对腐败,也会失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依据和思想渊源,失去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而这两点,恰恰是我们目前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建设,反对制度缺陷型腐败,最需要的思想理论和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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