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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晚年的一个伟大的划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步与贡献——纪念毛泽东124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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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8 17:52:3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毛泽东晚年的一个伟大的划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步与贡献——纪念毛泽东124周年诞辰文稿之九

    中红网北京2017年9月8日电(胡应南:北京大学国家软实力研究院研究员;胡涵、王柯入:湖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讲师)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都曾经评点过不少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评价毛泽东,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毛泽东的本质与整体是革命的、进步的,是文明科学的,同时也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是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也完全是一致的。毛泽东革命的一生与革命的整体性都是伟大辉煌的,是彪炳历史千秋万代的。

    毛泽东说,历史上任何伟大的人物都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性。毛泽东也不可避免的具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性。但是,毛泽东的局限性是非本质的,是局部的。与毛泽东的历史业绩相比,与中国现代化的建设事业相比,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相比,毛泽东的历史局限性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毛泽东的历史局限性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探索性的局限性,这种历史探索的局限性不是缺点和错误,而是马克思主义者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与勇敢的探索。毛泽东的这种长期艰辛的实践与探索,无论是成功的,还是挫折的,都是我们今天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笔笔宝贵的思想和精神的财富。因为,正是有了毛泽东长期不懈的艰难探索与实践,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一次次百折不回的艰苦奋斗,才有我们今天来之不易的思想启迪和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中国改革开放就是毛泽东积23年的实践与探索,所开辟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路。这是毛泽东晚年的一个划时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步与贡献。

    宽敞的前进道路,从来都是从羊肠小道蜿蜒曲折而拓展的。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为我们探明和开辟了前进的道路,才有今天中国共产党人万里航程的一个个坐标和航标灯。毛泽东的思想遗产、文化遗产、政治遗产、精神遗产值得中国共产党人不断的学习和珍惜。中国人民应该世世代代铭记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应该感恩毛泽东对中国人民、对中华民族的无限深情,特别是要感谢毛泽东晚年对中国改革开放所做出的伟大的历史进步与贡献。

    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是什么呢?

    第一,不能看一时一事,而是要看他的全部历史,要看历史发生、发展以及历史发展趋势的全过程。

    马克思主义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首要原则就是不能凭一时一事,来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特别是像毛泽东这样的具有世界意义的领袖人物。而是要看毛泽东的全部历史活动,看毛泽东历史活动的全过程,才能全面、准确、科学地对毛泽东做出客观的、公正的、符合历史逻辑和历史事实的评价。

    过去我们就凭文化大革命这一段历史,这一件事情,分割前因后果,来论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这种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分析方法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原则的,是不正确的,也是不科学的,从本质上说,这样做是完全错误的,至少是一种肤浅的、简单的、幼稚的、低层次的自私和浅薄的实用主义的思想方法。

    我们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评价毛泽东的一生,就必须把毛泽东放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之中,全面的、历史的、科学的评价毛泽东,这样才有可能客观的、科学的评价毛泽东,否则,就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因为,毛泽东的晚年,不但没有错误,而是具有辉煌的历史功绩。这个功绩就是毛泽东自己总结的那样: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件事就是打败了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第二件事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的1970年,毛泽东废黜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1972年与美国建立起了面向未来世纪的战略合作关系,为中国改革开放奠定了基本方向和基本路线。这两个历史的功勋一个完成于1949年10月;一个完成于1970年8月的九届二中全会至1972年的2月间。所以,我们不能分割历史,割断历史,认定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犯了错误,认定毛泽东在晚年犯了错误。

    而我们却可以坚定的说,毛泽东晚年不但没有错误,而是创新和建立了新中国一个划时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功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截然相反的历史评价,关键就在于指导思想不同,立足点不同,分析的时间段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不一样。而我们所需要的则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而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自私自利的实用主义的历史观。

    这样评价毛泽东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在毛泽东诞辰124周年的时间里,我们应该为毛泽东正名,为毛泽东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这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所要履行的一个符合党心、民心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的基础工程。

    毛泽东的一生,是马克思主义者奋斗的一生。1920年,毛泽东在长沙就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毛泽东一生中最伟大的历史贡献有两个:

    第一:在新民主民主革命阶段,用了28年的时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并带领全中国人民,创立了新中国。

    第二: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毛泽东同样用了28年时间,艰辛的探索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的新路。这是毛泽东留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为宝贵的政治遗产、思想遗产和文化遗产。这条新路的标志就是:

    (1)1970年八月的庐山会议,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政治家的的理论勇气,政治勇气,扬弃与时代发展不相适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撤销文革理论家陈伯达的一切职务,将陈伯达定位为“政治骗子。”并号召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批判和清理陈伯达长期主导把持和阐述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继续革命理论”。

    (2)1972年2月27日,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伟大战略家高瞻远瞩的历史胸怀与视野,打开尘封23年的历史大门,与美国携手,建立了面向未来的中美携手合作的新型关系,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

    以上两点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块基石,第一抹晨曦。

    (3)1975年1月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国第二部宪法,选举了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的国务院领导机构。会上,重申了三届人大提出的“两步设想”。第一步,在1990年之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

    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是中共排位第四的常委。也可以说是中共领袖级的人物了。陈伯达在延安时代就是毛泽东的秘书,也就是毛泽东的文胆。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当时担任中央马列学院副院长的陈伯达最早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毛泽东接受了这个思想理论。1957年反对右派,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都是以这个理论为指导的。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陈伯达步步高升,毛泽东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行为也步步深入。文化大革命“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是一个发展的高峰。但是,也是发展的极致。物极必反。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毛泽东意识到文化大革命的不可行性,废黜了陈伯达,这同样是废止了这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陈伯达从权威的理论家、毛泽东的文胆和代言人变成了“政治骗子”,意味着一个革命时代的结束。

    所以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展到极致的历史阶段,也是毛泽东大彻大悟,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大乱达到大治”,启动中国改革开放的极为重要的历史阶段。

    所以,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时期,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甚至可以说这是个错误的判断。因为,这十年一方面是阶级斗争为纲发展到极致的十年,同时也是毛泽东浴火重生,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理论基础,重新规划国家未来发展方向,实施改革开放路线,面向未来,走向新的时代的奠基和启程的十年。

    毛泽东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探索在文化大革命的这个时间段结束,毛泽东自己所开创的改革开放路线在这里启程。所以,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不存在的。毛泽东自己就认为,文化大革命全面内战,全面夺权是错误的。但是,文化大革命是三七开,还是四六开,历史会有一个定论。至少,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还是好的。这也是思想家、改革家胡耀邦的共识。

    毛泽东的晚年不但废黜和扬弃了与时代发展不相适宜的思想理论,废黜了陈伯达。而且还提出了世界划分为一二三的理论。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改革开放的新航程。

    庐山会议之后的1972年2月,毛泽东打开大门,迎来美国总统尼克松,1973年,重新启用邓小平。这些都是毛泽东废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系列的重大举措。

    1976年,华国锋、叶剑英抓捕“四人帮”,其理论依据就是来源于毛泽东废黜了陈伯达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宣布陈伯达是政治骗子,粉碎“四人帮”就有了思想依据。有了毛泽东对陈伯达的历史政治定位,“四人帮”的政治下场早就埋下了历史的伏笔。毛泽东生前就曾经预言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下场不好。规劝他们与同事搞好关系,不要拉帮结派,不要搞四人帮。毛泽东的这种历史判断是从历史发展的逻辑出发的,而不是从个人感情出发的。因为,历史发展的趋势是由历史发展的逻辑决定的,任何个人感情都代替不了历史逻辑发展的趋势。“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前进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2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在历史的发展中,偶然性起着自己的作用,而它在辩证法的思维中就像在胚胎的发展中一样包含在必然性之中”(《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84页)

    1978年,胡耀邦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提出过要总结三十年的理论经验,指的就是要总结“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因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中国建国三十多年以来的指导思想,这个思想理论的始作俑者就是陈伯达。毛泽东否定了这个理论。这是中国迈向新时代的思想基础和奠基。所以,胡耀邦说坚持马克思主义,需要极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勇气,毛泽东就具有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勇气。可惜,邓小平、陈云只主张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这实际上是冰冻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因为,毛泽东总结的是中国社会主义近三十年的历史经验,而不是总结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经验,才得出陈伯达是“政治骗子”的结论。这个结论否定的是一个具有近三十年历史的“革命”的时代,开启的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而只许否定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一种机械唯物主义的表现。因为,文化大革命也不是一无是处,也有历史的功绩,而文化大革命前的二十年,也不是什么都好,也有不少错误。毛泽东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继续革命理论”,否定的只是错误的指导思想,而社会主义三十的建设成绩却是客观存在的,是否认不了的。我们从毛泽东的历史发展的逻辑看,假如毛泽东再多活五到十年,中国改革开放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也许会更加顺畅和辉煌。而邓小平限定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错误的,实质上是混淆和埋没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只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发展高峰期,毛泽东否定三十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奠定新时代的思想基础,是一个伟大创举的开始。而只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不足以体现毛泽东的战略思想转移和历史新发展的思维。毛泽东否定三十年的错误,肯定的是三十年的历史功绩,这个历史功绩也包含文化大革命。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既有阶级斗争发展到极致的错误,也有毛泽东奠定改革开放思想路线的伟大历史功绩。而且,毛泽东晚年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创新理论,至今还是具有旺盛生命力的。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甚至只要能做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574——575页)
“在马克思使自己的名字永垂科学史册的许多重要发现中,这里我们只能谈两点。

    第一点就是他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

    “马克思的第二个重要发现,就是彻底弄清楚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揭示了在现代社会内,在现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怎样进行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7页、第460页)

    同样的,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也是多方面的,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军事家、文学艺术家,其历史的业绩是超一流的;在当代中国,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肩的。但是,这些所有的业绩与毛泽东建立新中国以及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两个历史功绩相比,都显得微不足道。假如毛泽东只有一个建立新中国的功绩,毛泽东就已经很伟大了,就足以名垂千古了。何况,毛泽东还有第二个奠定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业绩呢!毛泽东否定陈伯达“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继续革命理论”,打开中美合作大门,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坚实基础;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步;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报春花。“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它在丛中笑。”毛泽东就是这样伟大而谦虚的人。

    毛泽东思想与伟大历史功绩是超越毛泽东本人的生物时空的。毛泽东的这两个历史功绩与中国社会主义、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历史血肉相连,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有的人从自己的感情和遭遇来评价毛泽东,与毛泽东自己否定自己的伟大政治勇气相比,与毛泽东伟大的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与战略胸襟相比,显得有些渺小和肤浅。毛泽东把社会主义实践近三十年的所有的经验和教训熔为一炉,才得出毛泽东对陈伯达的历史否认,这也是毛泽东思想认识上的新飞跃、新发展;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新认识、新总结。同时,这也是对自己过去历史实践过程的扬弃。因为有了这种思想认识的扬弃和发展,才有毛泽东确立的中美的战略携手合作。这两者之间是相互相成,是互为支撑的。而马克思认为,人的思想发展是不断地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停止的论点,静止的论点,都是错误的。

    在毛泽东创建的这个伟大的改革开放的历史贡献面前,毛泽东对过去旧的思想和观念的扬弃,凸显了毛泽东宽大的历史胸怀与深远的历史视野。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高度与前沿,毛泽东不断革命的进取精神和昂扬的革命斗志,也都集中涵盖在改革开放这个伟大的历史贡献之中了。

    在毛泽东伟大的历史功绩和胸怀面前,所有的那些憎恨毛泽东的人,那些咒骂过毛泽东的人,都显得有些渺小和浅薄。“人类要使自己的罪过得到宽恕,就只有说明这些罪过的真相。”(《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卷、第10页)

    马克思指出:“意识改革不是靠教条。而是靠分析连自己都不清楚的神秘的意识,不管这种意识是以宗教的形式还是以政治的形势出现。那时就可以看到,世界早就幻想一种只要它意识到便能真正掌握的东西了。那时就可以看出,问题不在于将过去和未来断然隔开,,而在于实现过去的思想。最后还会看到,人类不是在开创一项新的工作,而是在自觉地完成自己原来的工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卷、第10页)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将走向新的历史历程。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应该记住的是:中国改革开放起步于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起步于1972年2月的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而不是起步于1978年的三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只不过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个加油站而已。

    第二,“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是:要把具体的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全集·民族自治权》第20卷、第401页),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而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偏摡全。

    马克思主义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的一个公认的准则是: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具体问题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历史环境。

    评价毛泽东就不能脱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环境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外环境。

    毛泽东建立新中国的功绩任何人都不会否定。建立新中国,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用了28年时间。这个历史的环境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上世纪40年代,社会主义革命在全球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中国革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8年,毛泽东有15年的时间处在核心领导的边缘地带。1936年遵义会议毛泽东获得了党的军事指挥权。1938年,共产国际明确毛泽东为中共领袖。1941年5月延安整风运动之后,毛泽东思想明确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1945年4月党的七大会议上,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不但在实际上,而且在法理上获得了党的领导权。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指导中国共产党仅仅用了4年的时间,就取得了夺取全国政权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晚年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背景下, 他的一个伟大的历史贡献就是扬弃了自己曾经实践过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美国确立了携手合作关系。

    这个历史的发现与扬弃过程毛泽东也用了28年时间。其中有23年时间是在探索之中走过来的。当毛泽东确立中国改革开放思想原则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也仅仅也是用了6年的时间,就使中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历史是曲折前进的,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把世界历史设想成一帆风顺的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向后作巨大的跳跃,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也是不正确的。”(《列宁全集·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第22卷、第303页)

    就“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这个命题来说,是没有错误的。错误的是用“阶级斗争为纲”装进了这个历史的命题中间,社会主义取得政权之后,中心任务就是搞“建设。”“就是出产更多的煤,打更多的粮食。”“是政治任务对经济任务来说居于从属地位。”(《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卷、第122页、)列宁阐述了这个命题。毛泽东1949年9月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也十分明确的说,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就是“搞建设。”但是,这个主题变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关键的是当时的历史环境造成了主题的更换。

    中国社会主义的环境是什么呢?就是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十分激烈迫使中国共产党,迫使毛泽东不得不“以阶级斗争为纲。”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发动的朝鲜战争爆发,这是对新中国的直接威胁。因为,台湾蒋介石盼望反攻大陆。所以,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环境造成的。不搞阶级斗争,国内外的敌人就不会自动退出历史的舞台。

    1957年,一些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主张轮流执政,不反击这些右派思想和人士,共产党执政就没有法理基础。

    当然,反右派扩大化了。大跃进、人民公社也超越了历史的发展阶段,文化大革命搞全面内战,全面夺权,“踢开党委闹革命”“砸烂公检法”,也是极端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毛泽东主席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之中,意识到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以阶级斗争为纲”是错误的,所以毅然决然的扬弃和废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历史性的转变,也是历史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毛泽东顺应世界历史潮流的变化,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继续革命”主题,变换到马克思主义民主科学的主题。这才有1970年对陈伯达“政治骗子”的定位,才有对中国和美国携手的历史定位。

    可以说,把马克思主义民主科学的主题转换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内容,“继续革命”的命题才是正确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性,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的理解为变革的实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卷、第504页、)

    上世纪60年代,全世界的民主化潮流风起云涌,对于这个世界性的变化,毛泽东是十分了解的。在美国,日本,共产党的组织由地下变为公开合法的组织,美国的哈佛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德国的柏林大学,学生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和严格的考试,都可以获取马克思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等学科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马克思主义的巴黎公社原则已经成为世界性民主化潮流的主要形式,这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原则走向全世界胜利的重要标志。21世纪更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原则走向全面胜利的时代。

    为适应这个历史性的环境变化,毛泽东做出中美携手合作的历史性决定也是自然的规律。这个历史性的举动也决定了中国改革开放必然到来的历史结果。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

    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财富的集中,无产阶级的日益贫穷,革命就爆发了。”但是,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发生这样的变化。因为,资本家的蛋糕做大了,除开再生产的需求以外,资本家可以支付更多的报酬给工人阶级。而且,随着股份制企业的出现,越来越多的工人成为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是富有的劳动者,他们有房有车,有股票。但是,他们不是剥削的资本家。

    马克思分析社会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指出资本主义的灭亡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都是不可避免的。所以,马克思主义也被定义为人类解放的科学。这个解放的终极目标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页)

    马克思同时也指出:资本主义的消亡与无产阶级的革命胜利,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只要资本主义不断的转变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就不会消亡。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到来,也是有历史条件的。这就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可以不要通过暴力革命,在法国、美国这样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可以和平的进入到社会主义阶段。

    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的胜利是历史的不可抗拒的规律。这个社会历史潮流的发展变化,是上世纪以来世界变化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因为,二战以后,社会主义在东欧、在亚洲的许多国家都取得了胜利。对于这个发展趋势,美国进行了深入细微的分析,并吸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明进步的思想养分。这样,在美国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元素就越来越多。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分析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十条措施,在美国都已经实现。而且,美国在医疗、教育、社会保险以及养老等社会福利方面的措施和保障都已经普遍的超过了社会主义国家。

    马克思一百多年前,在《共产党宣言》中分析解剖了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现象。现在的美国就是这样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这种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甚至被制成一些完整的体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卷、第60页)马克思分析指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人想要消除社会弊端,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这一部分人包括:经济学家、博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劳动阶级状况改善派、慈善事业组织者、动物保护协会会员、戒酒协会发起人以及形形色色的小改良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卷、第60页)美国就有很多的资本家和组织在尽力用社会主义的措施在改良美国这个国家。他们目的不在于实现社会主义,而在于延长资本主义社会的寿命。比尔盖茨的大部分收入就捐献给了社会慈善组织和慈善基金。但是,他们所不知道的是:他们的这些行为客观上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背景下发展的社会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而且也是全人类的共同思想财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为资本主义提供的思想养分为世界的文明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巴黎公社原则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就是马克思主义为世界提供的最好的民主科学。世界文明的发展都是以思想为指导的。亚当·斯密的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动力,但是,亚当·斯密的思想深度和广度不及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亚当·斯密只解决了资产阶级的生产问题;但是,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的发展出路问题。只有马克思在分析和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之后,才得出资本主义只有不断的改变生产方式,以不断的适应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就不会衰亡的奥秘。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目标不是资本主义的永恒,而是社会主义的新生。这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充满活力的思想和精神所在。美国当代文明的发展趋势就是例证。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剥削和侵略。美国的这个本质至今没有改变。美国今天四处侵略他国,美元向全世界流通,世界范围内剥削世界人民。但是,这不是说美国就会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科学,就会拼命镇压工人阶级。事实上美国对工人阶级的福利照顾已经很周到了。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上台就是提出为美国多数人服务的国民医疗法案。正是因为美国不断的用社会福利弥合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阶级差别、经济收入的差别,美国社会才会稳定与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为世界文明做出的伟大贡献。

    这个世界性的文明潮流的发展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已经日趋完善了。“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这是美国越战结束后世界发展的新趋势。

    毛泽东抓住了这个历史发展的特征,扬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继续革命理论”,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把民主科学转换为“继续革命”的主体,实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进步和历史阶段的升级换代。
上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逐步成为世界文化与科技文明的主要中心与发源地。1972年,毛泽东主导的中国与美国携手合作之后,中国与世界文明的发展更加靠近了。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原则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发展的、变化的,没有什么东西是一成不变的,是永恒的。历史的环境变化就在事物的变化之中。世界潮流与主流的变化,世界文明与科学的变化,美国一直是领军地位。毛泽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调整中国发展方向,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跨越,这是毛泽东晚年的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步与历史贡献。

    有人会说,毛泽东扬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这难道不是毛泽东的失败吗?

    历史已经证明,而且还在继续证明,毛泽东扬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实行列宁所说的“建设”为中心任务的战略“演变”,这不是毛泽东的失败,而是毛泽东晚年认识真理,实践真理的伟大的创举与历史进步,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认识、新发展,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创新和发展的历史新贡献。

    认识真理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

    毛泽东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多次受到上级组织的处分,多次被撤职。中国共产党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早期也多次占据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累败累战”,直到遵义会议,毛泽东才被大家所共识,成为人民军队的领航人。直到党的七大,才成为中国共产党法定的真正领袖。全党认识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以自己不断的奋斗,以自己的贡献和作为,为全党所接受,这个时间段有15年之多。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认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这是当时的国内外的阶级斗争的环境所决定的。但是,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发展的主流,随着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的繁荣发展,毛泽东在1972年及时调整战略思维,扬弃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73年,毛泽东嘱咐邓小平,并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一定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种战略转移,如同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样,是历史变迁的需要,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假如一成不变,任何人都会被时代所抛弃。

    恩格斯指出:“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卷、第23页)“万物皆动、皆变、皆生、皆灭”,是事物的基本规律。“在辩证哲学看来,根本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列宁全集》第21卷、第35页)“重要的是懂的,在革命时期,生活像激流一样,客观形势迅速地急剧地发生着变化。在每一个时期,我们应当善于根据当时的形势的特点,提出自己的策略和当前的任务。”(《列宁全集·远方来信》第23卷、第339页)

    毛泽东1970年至1972年,对陈伯达的处置,对中国与美国关系的合作定位,1975年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历史目标。就是毛泽东根据变化的形势,做出的历史新策略,提出的历史新任务。这是毛泽东晚年创新出的历史新进步、新贡献。这种贡献对毛泽东本人来说,完成了自己人生的第二个理想,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历史性转折。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来说,毛泽东的这个转折,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的时代,毛泽东虽然只是一个奠基,只是一个起步,但是,也已经很辉煌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基本上没有离开过这个方向和目标。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1976年,毛泽东逝世。对毛泽东的历史来说,毛泽东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因为,不管什么人怎样对待毛泽东,毛泽东所开创的改革开放的新路线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都不会改变。邓小平就说改革开放要坚持一百年。

    邓小平继承毛泽东改革开放的遗志,加深了中国与美国的合作与携手,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胜利的基础。而苏联与美国对抗,自己也侵略他国,也不实行民主科学的改革,也不实践巴黎公社原则,这是苏联衰落的主要历史原因。

    第三,马克思主义评价历史人物的第三个历史原则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人,历史创造历史人物,每一个时代都需要、也会创造出自己历史的伟大人物。

    “历史活动是人民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人民群众队伍的扩大。在批判的历史中,一切事情自然都完全不是这样报道的,批判的历史认为,在历史活动中重要的不是行动着的群众,不是经验的活动,也不是这一活动的经验的利益,而仅仅是寓于‘这些东西里面’的观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3页)

    观念即思想。中国革命诞生了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就从胜利走向胜利。

    所以,马克思说:“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任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1年版、人民出版社、第7卷、第72页)

    毛泽东就是中国革命创造出来的伟大的开国的历史人物。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创造出来的奠定改革开放的伟大的历史人物。

    恩格斯说:“当说到研究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的动力,——不管这是否已经被意识到,或像事实上往往发生的,是没有被意识到,——说到研究那些归根到底构成历史的真正动力的力量的时候,应当注意到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最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推动大量人们、推动整个民族,而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推动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并且在这里重要的也不是短期的爆发,不是转瞬即逝的闪光,而是引起伟大的历史变迁的长期的运动。”(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9页)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的时间是一个长期的运动;中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事业也是一个经历过28年运动的时间才大步启程。这说明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但是,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运动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离不开毛泽东的正确领导。

    人民、领袖、政党三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发展的关系。任何伟大的历史人物,只有了解人民群众,掌握人民群众,始终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始终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始终为人民服务,把自己的思想与人民的利益始终结合在一起,伟大的历史人物才会获得成功,才会获得人民群众的拥护。任何人,脱离人民群众,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到头来,都会一事无成,一无是处。所以,毛泽东、习近平都强调,要向人民群众学习。毛泽东说:“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习近平说:“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 3 页,)
列宁说:“在现代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比较稳固的集团来领导的,而这个集团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被称为领袖的人们组成的。”(《列宁全集·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幼稚病》第31卷、第23页、人民出版社)

    列宁的阐述把政党与社会的关系阐述的很清楚了。而中国共产党要领导好文明的现代社会,从严治党以及制度文明反对腐败,显得尤为重要。治党不严,党就不会有威信,就没有影响力,更不会战斗力。而制度文明反对腐败,是中国长治久安的最根本的基础。

    “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使过去不可能发挥的天才发挥出来。”(《列宁全集·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第29卷、第71页)

    中国伟大的革命事业造就了毛泽东。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产物。肯定中国革命的合法性,就必须肯定毛泽东。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文化大革命,造就了改革开放的毛泽东。肯定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必须肯定毛泽东。

    晚年的毛泽东否定陈伯达的思想,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次历史性的升华。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历史文化思想的升华。毛泽东告别旧思维,面向新未来,与美国携手,也是毛泽东晚年重大的实践创新。面对这样重大的历史变化,这样重大的历史创新,我们不去学习和理解毛泽东思想,还在说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这种思想认识水平实在是肤浅的、初级的。

    其实,说毛泽东晚年有错误的人,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因为,毛泽东扬弃陈伯达“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理论,确立中美合作的战略思想行为,实质上是代表了全体中国人民的愿望与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关山重重,前进步履艰难,就是有不少人没有理解毛泽东改革开放的思想本质,没有毛泽东那样的思想境界。有的人号称是改革派,却没有毛泽东那样的新思想,新观念;实际上成了历史进步的保守派。有的人号称是毛泽东思想的捍卫者,所坚守的却是毛泽东所扬弃的旧思想、旧观念,实际上不是毛泽东新思想、新观念的继承者。假如,我们有毛泽东晚年那样敢于扬弃旧思想、旧观念的政治勇气,有毛泽东那样敢于创新,敢于实践的革命气概,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会发展的更好、更快。因为,毛泽东的思想很先进、很明确,这就是“国民经济一定要搞上去,”“卫星要上天,红旗不能落地。”

    第四,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推翻三座大山的历史火车头。中国改革开放是毛泽东奠基的现代化的“革命运动”,改革开放就是中国现代化历史的火车头。这是评价毛泽东的最基本的历史依据。

    马克思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848年至19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第7卷、第99页)

    在马克思主义的词典里,革命、民主,是使用频率最高,也是最佳的词汇。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继续革命的主体,革命这个词汇就被亵渎了。因为,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阶段,阶级斗争不能为纲,而只能以经济建设为纲。马克思、列宁对此都有系统的阐述。

    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改革开放成为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改革开放就成为了历史的火车头。

    习近平7月26日的讲话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这说明改革开放就是中国现在历史的火车头。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不同,它既能以非常科学的冷静的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进化的客观进程,同时又能非常坚决的承认群众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力、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并且把这两方面卓越的结合起来。马克思根据自己的全部历史观点对人类发展的革命时期作了很高的评价,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解决了所谓的和平发展时期慢慢积累起来的许多矛盾。正是在这种时期,最有力的表现了各个不同的阶级在确定社会生活形式方面的直接作用,建立了以后长期固定在更新了的生产关系基础上的政治‘上层建筑’的根基。同时,马克思和自由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不同,他认为这个时期不是脱离了正常的道路,不是社会病态的表现,不是过激和谬误的可悲的结果,而是人类社会历史中最有生气、最重要、最本质、最有决定性的关头。”(《列宁全集·反对抵制》第13卷,第19页、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晚年扬弃陈伯达的旧思想,打开中美封闭的大门,吹响进军四个现代化的冲锋号。这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这是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最有生气、最重要、最本质、最有决定意义的关键时期。

    中国的改革开放应该从1972年算起。因为,这一年之前,毛泽东扬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号召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只不过只有很少的中国共产党人,例如胡耀邦明白了中国要走改革开放的道路。

    1975年,胡耀邦主持中国科学院的日常工作,主持了《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制定。这个《汇报提纲》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原则成为了改革开放历史时期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指导原则,因为这个思想原则带来了教育制度的改革,科技体制的改革,带来了生产力的创新发展。这一年,大学恢复招生,中学全面恢复所有的课程。

    《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也是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基石。

    1972年,在毛泽东的主导下,中国与美国确立了友好携手的合作关系,中国与美国签订的《上海公报》成为中美跨世纪合作的基石与桥梁。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近五十年的基石与桥梁。

    1973年,万里任北京市委书记。1975年,万里任铁道部长,开始了铁路生产的全面整顿。1977年,任安徽省委书记。

    1971年,赵紫阳先后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和广东省委书记。

    1975年,赵紫阳担任四川省委书记。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致信毛泽东,承认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要求重新工作。毛泽东批准了邓小平的请求。

    1973年,邓小平3月10日,邓小平任国务院副总理。

    1974年4月,邓小平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系统的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1975年,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参谋总长。周恩来病重之后,主持国务院工作。毛泽东再三嘱咐邓小平:“一定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邓小平后来完成了毛泽东的嘱托。一个小小的历史插曲是:1976年,邓小平不愿意承认文化大革命没有错误;不愿意兑现他出山时对毛泽东“永不翻案”的承诺,被毛泽东第二次撤职。

    1974年,第四届人大会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和大将: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万里在1972年之后,都先后登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舞台。为中国改革开放拉开了序幕。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思想和内容在1972年之后,也先后出台,序曲已经奏响。 可以说,1972年之后的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改革家已经先声夺人,已经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展现出了自己的杰出才华,已经展示出了自己超群的政治智慧与无私无畏的胆略。

    尼克松在《1990——不战而胜》的著作中,赞美中国是一个觉醒的狮子,21世纪就是中国的世纪。尼克松的逻辑判断,不是根据1978年三中全会的决策来判断的;而是根据1972 年他与毛泽东的会谈,根据毛泽东1972年以后的中国改革开放的一系列的决策来判断的。因为,尼克松写作这部著作的时候,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

    戈尔巴乔夫是苏联共产党最后的执政领导人。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原因就是中国有毛泽东这样的伟大的高瞻远瞩战略家为中国奠定了改革开放的方向与路线,为中国改革开放开辟了前进的道路。没有毛泽东的英明决策,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会一蹴而成。

    但是,中国改革开放还是走过了弯弯曲曲的道路。今天,改革开放依然是中国社会主义进行时的主题。只不过是今天的改革开放已经是新的历史阶段的主题升华了。

    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有几个历史的焦点不得不注意和研究:

    第一,毛泽东晚年所开创的改革开放道路,思想基础就是要清除陈伯达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而过去,这个基础性的工作在真理大讨论中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但是,还不彻底。胡耀邦主张清理三十年的思想理论的得失,而邓小平只主张清理十年的思想理论的得失。这样就把毛泽东的理论收获局限和湮灭在历史的风云之中,本来是光辉思想的收获期,却变成了“错误时期,”本末倒置。这样也导致中国改革开放出现腐败的蔓延。

    所以,十九大之后改革开放新的启程,我们首要的就是要恢复毛泽东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本来面目。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把总结三十年来的挫折和经验教训而得来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落实到实处。这样就会十分明白我们要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要举的旗帜是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要实现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

    第二,毛泽东携手美国,确立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向。这个基础在邓、江、胡时代,得到延伸,在习近平时代得到加强和拓展。但是,我们还是要从思想深处,从理论高度,来认识晚年的毛泽东与美国建交的战略意义。主要是要认识到美国在近代的发展,巴黎公社原则实践得比中国好。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分析美国的社会主义元素,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当今美国的社会主义的措施比社会主义国家还要多,还要全面。如全民免费的医疗和教育,以及健全的养老保险。可以说,美国已经代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潮流和前沿。美国的发展方向与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判断是相吻合的,是一致的。中国与美国携手,不是利益的携手,不是利用关系,而是中国与现代文明的靠近和携手。

    中国文明历史悠久,有自身的优势,科技文明领先于世界1600多年。但是,到近代,中国科技文明却落后于世界,具体的就是落后于西方科技文明发端的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

    恩格斯指出:“现代的自然研究同整个近代史一样,发端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这个时代,我们德国人根据当时我们所遭遇的民族不幸称之为宗教改革,法国人称之为文艺复兴,而意大利则称之为16世纪,但这些名称没有一个能把这个时代充分的表达出来。”

    “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改革,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那是一些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给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决没有市民的局限性。相反,这些人物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那种勇于冒险的时代特征。那时,几乎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做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好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

    “那个时代的英雄们还没有成为分工的奴隶,而分工所产生的限制人的、使人片面化的影响,在他们的后继者那里我们是常常看到的。而尤其突出的是,他们几乎全都置身于时代的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意气风发,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有人用舌和笔,有人用剑,有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他们具有成为全面的人的那种性格上的丰富和力量。”

    “自然研究当时也在普遍的革命中发展着,而且它本身就是彻底革命的,因为它必须为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而斗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408页——410页)

    中国恰恰缺少这种“彻底革命”。

    英国的中国科技史学者李约瑟1985年,曾经与湖南湘潭师范学院著名经学家周士一教授谈到西方的近代科技。李约瑟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及平反冤假错案,就是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中国的改革开放需要启蒙,需要文艺复兴运动。

    可惜,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没有深入下去就戛然而止了。胡耀邦主张要对建国三十年以来的历史进行梳理;这样,毛泽东晚年的杰出贡献就凸显了。三十年时间的各种曲折与教训也就都归属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旗帜之下。对毛泽东的负面评价也就没有了。全国人民的思想意志统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 中国的改革开放会更加顺畅和团结一致。因为,中国改革开放本来就是毛泽东所开创的社会主义新道路、新事业。只不过,邓小平接过毛泽东的旗帜,继续前进罢了。但是,把毛泽东晚年的伟大业绩定位为“晚年的错误”,却是不符合历史本来面貌的。也是不近人情的。

    第五:有比较才有鉴别。用比较和鉴别的方法,认识历史人物的地位和作用,是马克思主义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的另一个重要的准则。

    毛泽东的晚年纵横比较,可以显示出毛泽东的骄傲历史业绩与他无与伦比的历史地位。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可以与毛泽东一比的是斯大林。

    斯大林是苏联这样的第一个取得社会主义政权胜利大国的领导、统治者。但是,斯大林晚年专制集权的政治遗产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而毛泽东晚年身后的中国,毛泽东的政治遗产——改革开放使中国青春焕发,恢复了汉唐雄风。

    纵向比较,毛泽东的继任者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改革开放的政治遗产,实现了毛泽东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嘱托。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领导人之一。建立新中国,邓小平是参与者,实行改革开放,邓小平也是参与者。毛泽东晚年对改革开放的规划已经奠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方向和基本路线。说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奠基人,历史会不会同意,人民不会同意,毛泽东也会不同意。

    实事求是,是最好的历史奖赏。

    有人会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的历史局限性。无疑,文化大革命是有些方法不对,后果也很严重。但是,历史证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初心是好的。苏联解体的历史,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时期的腐败蔓延也证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完全有必要的。

    有的人说毛泽东晚年搞的是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毛泽东晚年搞一言堂,毛泽东晚年搞家长制。但是,我们把毛泽东放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长河之中,放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长河之中去考察毛泽东晚年的“一言堂”“家长制,”就会发现,毛泽东的晚年相对而言还是比较民主的。与斯大林的晚年相比,毛泽东晚年的民主作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建设,胜过斯大林,胜过苏联共产党无数倍。

    斯大林对列宁时期的中央委员,70%被杀戮。不但消灭他们的思想,同时,也消灭他们的肉体。布哈林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家、理论家。但是,斯大林不经过任何手续和审讯,以叛国罪,就把布哈林枪毙了。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70%的中央委员被撤职,没有杀戮一人。而且,文化大革命后期,绝大部分被解放,并且重新安排工作和职务。

    毛泽东一辈子都在实践巴黎公社原则, 在探索社会会主义历史时期巴黎公社的民主实现形式,而斯大林却从来没有实践和探索过巴黎公社的实现形式。苏联的专制玷污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声誉。

    毛泽东从来都是支持和尊重群众运动的。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和干部是严加管理的,是打骂交替的。但是,对人民群众却总是满腔热情。毛泽东对学生运动从来都是支持的。四五运动,毛泽东也没有指责学生。毛泽东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所以,毛泽东对学生很是宽容。列宁也说:“年轻人有错误,上帝也会原谅。”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待学生运动的态度,与改革开放历史时期的事件相比,态度是截然不同的。

    列宁说:“我们评价历史人物,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而是要把历史人物放在历史当时的环境中去考察。”考察毛泽东晚年的历史环境,我们唯一感到毛泽东过于伟大的是毛泽东具有世界革命的胸怀,把世界革命的重任扛在肩上。“抗美援朝”“援越抗美”都是毛泽东支援世界革命的国际共产主义情怀。这两场战争,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济上的损失不会亚于文化大革命。这两场战争中国失去的也很多。但是,为我们今天处理国际问题也是提供的了经验和教训。

    第六,从本质上、从整体上、从全局上、从全面历史上、看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从这个原则出发,毛泽东晚年的非本质的种种历史现象就不是历史的错误,而是历史的积累和历史的财富。

    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看问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历史种种纷纭繁杂的现象,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的本质和核心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家,毛泽东一辈子没有为自己和家庭谋取一丝一毫的个人利益。这是毛泽东为什么赢得人民群众永久怀念的原因所在。今天的人民群众为什么与毛泽东的感情割不断,离不开,最关键的是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没有半点的私心杂念。这是毛泽东历史伟大的坚实基础。有很多的人总是用毛泽东晚年的文化大革命来诋毁毛泽东,这其实是无用的。因为,公道自在人心,人心就是杆秤。毛泽东晚年没有为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谋取任何私利,他所有的历史不足以及历史的局限性,人民群众和历史都可以化解、包容和理解。都可以忽略不计。

    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伟大的思想家,战略家,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把他的人生放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之中,放在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中,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全面地、历史地、科学地去评价他的一生,而不能用凭自己的感情,凭自己的权势,武断的用一时一事,用“晚年”这样的时间段来评价毛泽东的历史。

    毛泽东提出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标准,就是看他们在历史上有无历史的进步意义。毛泽东说:检验历史人物的标准是看他们是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还是阻碍了历史的发展。

    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毛泽东,无疑,毛泽东是推动了历史发展的。

    建立新中国,毛泽东功勋第一,这是划时代的功勋。改革开放,毛泽东也是历史的开创者、奠基人,也是划时代的功勋。

    列宁提出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的原则是要看事物的整体性,要看事物的本质,要看事物的发展趋势,用这个标准来考察和衡量毛泽东,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毛泽东整体上是革命的,本质上也是革命的,从事物发展的趋势看,毛泽东一辈子都在为人民服务,都在为共产主义事业在奋斗终身。毛泽东留下的改革开放的政治遗产为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留下了无限的历史发展空间。

    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探索与实践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历史过程。没有这个过程,我们就不会寻求到一种正确的前进方向。这种艰辛的探索与实践没有失败,没有错误可言;而是一种伴着挫折的百折不挠的思想与精神财富,这不是毛泽东的错误,而是毛泽东光荣和骄傲的革命实践,这也不是毛泽东的缺点,而是毛泽东寻求真理、上下求索的最为宝贵的历史性格与革命气质。“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是,鸡永远也飞不到鹰那样高。”

    毛泽东赞美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毛泽东就是白求恩这样的一个人。

    毛泽东作为当今世界的伟大的战略家、思想家,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思考的是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从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上说,毛泽东全局性、战略性的思考整体上没有出错。

    从国家的利益出发,毛泽东对苏联的论战保护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不受伤害。

    从人民的利益上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的出发点就是要保护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不受权贵利益集团的盘剥,人民的收益与权贵们的收益不能差距太远。

    毛泽东作为思想家、战略家的出发点就是战略出发点,战略是大局,战略不出错,其方式方法就是战术问题。战术问题是枝节问题,枝节问题其实是一个小问题。文化大革命出现全面的动乱,在毛泽东的眼里,只是一碟小菜。毛泽东说:“大乱达到大治。”这个辩证法是对的。没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就不会有毛泽东对陈伯达的处置;就不会有中国改革开放的出现。文化大革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原动力,也是改革开放的成功之母。

    没有比较就没有区别。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得到大幅度增长。但是,中国的老百姓还是怀念毛泽东,怀念胡耀邦。为什么会是这样,这不是怀念文革。而是因为,这两位国家领导人没有谋取自己的私利。处理国家大事注重公平正义。国家大发展,人民没有实惠,百姓就会怀旧,就会想到毛泽东主席的大公无私。
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任何人不能超越历史的规律而动。
纵观毛泽东革命的一生,他的革命实践活动总体上没有违背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创造性的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取得了建立新中国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创新之举。因为,马克思、列宁都没有提出过农村包围城市的学说,只是提出过在中心城市举行武装起义,从而夺取国家政权的理论。

    在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提出要实现由革命到建设的转变,这与列宁的思想完全一致。但是,1957年后,毛泽东逐步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1962年发动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批判,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

    从历史的现实与趋势来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错误的。经过15年的时间实践,毛泽东认识到这个思想是错误的导向,1970年,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组长陈伯达定位为“号称懂得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并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废黜了陈伯达。这实际上等于宣布了“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理论”破产。也间接地宣布了张春桥、姚文元等等文革理论家的失败。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也就成了改革开放正确路线的先导。

    但是,毛泽东不愿意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胡耀邦也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好的。毛泽东承认文化大革命有缺点,有错误,是三七开,还是四六开,要由历史来检验。

    1973年,毛泽东重新启用邓小平,条件就是不能全盘否认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承诺“永不翻案。”重新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

    这说明,文化大革命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有原则差别的。毛泽东可以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继续革命”的理论,但是,毛泽东不愿意放弃文化大革命。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深远历史意义一般人难以看懂和理解。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都阐述过判断一个人不能看一时一事,而是要看一个人的全部过程。就文革看文革,我们可以批评毛泽东的不对,可以说毛泽东的历史局限性。但是,从毛泽东的一生来看,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全过程看,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历程看,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与出发点是好的,是有战略意义的。

    苏联解体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改革开放腐败蔓延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毛泽东说自己一生做过两件事,一件事是打败了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第二件事就是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本质上,第一件事是建立了新中国,第二件事就是保卫新中国。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看得如此重要,这是不能小看的。改革家、思想家胡耀邦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出发点是好的。”这个判断具有非同小可的重要意义。

    1976年,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主要原因就是邓小平全盘否认文化大革命。这其实是邓小平的思想理论水平还是没有毛泽东那样高。胡耀邦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出发点是好的。”对文化大革命,正确的就应该肯定,错误的就要否定。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就凭这一点,邓小平也不能全盘否认文化大革命。这是胡耀邦与邓小平思想理论水平高低文野的分界线。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邓小平与毛泽东是同一领导集体的成员。邓小平继承毛泽东改革开放的思想路线,发展生产力,正好弥补了毛泽东时代生产力发展不足的短板。毛泽东与邓小平合璧,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完美结合。所以,我们说,中国现代化的现代化建设是一个不能分割的整体。不能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否定此前的三十年。

    毛泽东的整体与本质的革命性决定了毛泽东历史是值得全面肯定的。他的成功与失败,都是中国人民最为宝贵的思想财富。毛泽东非本质的、局部的、个别的历史现象是毛泽东前进道路上的一个个坑坑洼洼的铺垫,没有这些铺垫,我们前进的道路就不会平坦。

    整体性,还包含历史的合力。

    毛泽东历史的局限性不仅仅是个人的局限性。而是整个时代和社会的局限性。这个局限性就是制度的缺失。

    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缺乏制度的完整性。所以,就会出现文化大革命非理性的行为。而这个制度的建立不是哪一个人的责任,而是全社会的责任。毛泽东作为党的主席,负有主要主导责任。但是,社会主义制度文明要靠全体人民以及全党的共同思想和意志来完成、来完善。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任何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的观点都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人无完人,金无赤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都阐述过历史上的伟大人物都不可避免的具有历史的局限性。

    列宁说过整体性的本质与非本质非原则的表象问题。

    整体性就是完整性,就是主体性,就是本质性。主体是革命的,是正义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和本质就完美了。毛泽东的主体性和本质性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和本质,就是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奉献的主体和本质。

    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大革命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种民主的形式是毛泽东实践巴黎公社原则的民主而探索的中国民主模式。

    改革开放前期,在北京的西单有民主墙。叶剑英就很赞同西单的民主墙,认为这是民主的好形式。可惜后来被取缔了。

    所以,毛泽东对巴黎公社原则的实践,现在就显得弥足珍贵。

    恩格斯在评论历史的悲剧时,提出了一个原则,这就是历史的发展趋势与现实发生冲突,必将产生悲剧。

    中国文化大革命其实是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最佳的时期。但是,毛泽东的民主建设思想被文革理论家们曲解了。现实与历史的发展趋势不一致,悲剧就产生了。但是,历史的目标与现实的发展一致时,悲剧就成了人间的喜剧。

    第七:毛泽东晚年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贡献与进步远远弥补了文化大革命的缺失与不足

    恩格斯指出:“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马克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卷、第665页)

    毛泽东的晚年是毛泽东光辉一生的高潮和顶点。毛泽东否定陈伯达“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继续革命理论”的大战略思想,部署中美建交的改革开放的大格局,启用邓小平,展望进军四个现代化的大视野,都是毛泽东浓墨重彩的书写中国改革开放这篇大文章的大手笔。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言和第一乐章。

    毛泽东晚年的这些鸿篇巨作,笔笔都是神来之笔。这些历史的画卷,凝聚了晚年毛泽东的思想精华、哲学的精华,战略的精华;交织着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与创新;同时,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发展。中国改革开放思想理论是毛泽东晚年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与实践,这种创新时代的历史新进步、新贡献远远弥补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缺陷。

    毛泽东晚年奠基改革开放,启动改革开放,建立的伟大的历史性创举和历史性的贡献,就像历史浩瀚的海洋,把文化大革命的一切不足与缺陷都吞没在历史的海洋之中了。在毛泽东创立的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面前,一切历史的、与改革开放事业相比,都属于种种非本质的历史现象都变得微不足道起来。改革开放才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而种种非本质的历史现象只是历史长河的一个小小的支流,只是大河奔流上漂浮的一堆秋天果实收获后残留的枝叶。

    没有毛泽东主持召开的1970年的九届二中全会,没有毛泽东1972年主导的中美合作建交,毛泽东的晚年会留有遗憾。而有了这两个历史事实的存在,毛泽东的一生就变得更加灿烂辉煌起来。毛泽东晚年的历史创举就像“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染红了毛泽东光辉灿烂的晚年岁月。

    可惜,毛泽东逝世后,毛泽东晚年的这个伟大的创举和历史贡献不但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反而被抹上历史的烟灰,使毛泽东的晚年披上灰色的外衣,蒙蔽了历史的眼睛。

    从哲学的意义上说,毛泽东宣布陈伯达是“政治骗子”,就是要人民识破陈伯达所鼓吹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不适应社会主义时代发展的。

    对于这样重大的理论课题,为什么没有深入的理论探讨,主要原因还是理论的阐述权垄断在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继续革命理论”的宣传权威手里。第二个客观的原因就是毛泽东毕竟年事已高,已经没有精力和时间,再系统的全面的阐述改革开放的理论了。毛泽东提出了改革开放的课题,完成这个课题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几代人、甚至是几十代人的奋斗。

    胡耀邦把这些“文革”理论家称之为理论棍子、理论恶霸。在他们眼里,没有真理可言,他们把持理论的阐述权,而他们写出的文章,如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与毛泽东晚年改革开放的思想却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毛泽东指出陈伯达是政治骗子,张春桥之流完全没有高度的思想水平和深厚的理论知识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从中国历史文化的高度,从世界历史文化发展的高度来认识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大转移的方向和调整。所以,晚年的毛泽东已经意识到张春桥之流的下场,只好婉言规劝张春桥等人不要拉帮结派,否则很惨。

    作为理论工作者者的张春桥、姚文元,没有从毛泽东否定陈伯达,从中美合作携手这些历史的大事件中,嗅出历史的大变革,没有听到历史进步的脚步已经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道上进军的声响,这是他们思想的迟钝、愚昧和思想的局限所致。没有历史的进步,就必然会被历史所淘汰。

    晚年的毛泽东以近八十岁的高龄,打开中美关闭23年的大门,缔结中国美国上海公报,携手面向未来。1975年全国人大会议上宣布国家向四个现代化进军。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启程,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

    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看,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是一流的。毛泽东具有敢于扬弃和否定与时代发展不相适宜的思想和陈旧观念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这是马克思主义者最为宝贵的理论胆略与胸怀。毛泽东宣布陈伯达是“政治骗子,”本质上是毛泽东自己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上的一个思想升华。毛泽东打开中国美国封闭23年的大门,也是中国国际战略的大战略、大发展。这两件大事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基石。

    我们说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这其实是个伪命题。因为,毛泽东晚年的这两个决策是惊天动地的伟大创举。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这两个决定是举足轻重的;是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历史发展潮流和方向。历史的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这个历史发展的潮流中,历史的非本质的种种现象都只是随波而流的残枝败叶。“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人间正道是沧桑,”这就是历史的发展规律。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战略家,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作为中华民族伟大的思想家,检验毛泽东革命实践的正确与否,应该是他的战略思想和发展方向是否符合国家利益?是否符合世界发展潮流和趋势?他的战略决策是否带给人民幸福?他的思想理论和主张是否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我们应该看毛泽东的这些大格局,大视野,大手笔。而不能用历史的枝叶来遮住我们仰视毛泽东的眼睛;用非原则非本质的的树叶来模糊毛泽东高大的的历史形象。

    毛泽东晚年的伟大的历史进步与历史贡献是客观存在的。这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认的。

    不能否认,文化大革命以及“以及阶级斗争为纲的继续革命”还是给国家和社会和人民造成了损失以及心灵的创伤。毛泽东自己就承认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夺权,全面内战,怀疑一切,打到一切,都是错误的。“踢开党委闹革命”“砸烂公检法”的无政府主义行为给国家制度文明和社会建设带来的损失也是不能否认的。但是,毛泽东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贡献和历史进步已经远远的弥补了这些缺失。

    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毛泽东扬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继续革命思想”。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确立了中美战略合作的世界格局。这是毛泽东对中国未来重新规划的改革开放的路线图。1973年,毛泽东重新启用邓小平,并嘱托邓小平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1975年邓小平不愿意承认文化大革命适当的合理性,至少是胡耀邦肯定的文化大革命出发点是好的。所以被毛泽东再次“废黜”。这说明毛泽东的改革开放主体思想是反对腐败的,是主持公平正义的,是预见到腐败的危害性的,也是反对贫富悬殊的。

    文革理论家张春桥之流,没有从毛泽东对陈伯达的历史否定和批判中觉醒过来,终于被历史前进的列车摔下了。今天,我们还是要继续梳理改革开放之前三十年的思想发展脉络。这样,我们对毛泽东改革开放的大战略、大部署、大视野,才会有更加清晰的全面的认识。这样,对毛泽东的历史的、科学的、全面的评价,才会更加符合毛泽东本来的真实的历史的面目。

    思想理论的认识高度,决定我们未来发展的高度。

    胡耀邦1979年1月在全国理论务虚会上指出:“我们召开这样一个理论工作务虚会,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第一,要总结理论宣传战线上基本经验。总结经验,可以总结两年,也可以总结十来年,三十年。建国三十年以来,理论宣传战线有很多好的经验,也有许多教训。要把这些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总结起来,把思想理论上的重大原则问题讨论清楚,统一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来。”(《胡耀邦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党的十九大召开后,中国即将开启新的改革航程。但是,我们依然是要把思想理论统一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来。最为重要的是要十分珍惜和深刻地学习好、领会好、掌握好毛泽东晚年创新的改革开放思想理论和伟大的改革开放的实践收获,以习近平创新思想理论总览全局,推进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建设。这样,我们才会对中国改革开放有更加理智和清醒的认识。这样,中国改革开放才会更加深入地、蓬勃的、稳健的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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