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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实说(历史):绝处逢生向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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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3-23 16:56:4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耿纪宁  耿纪豫
  
1961年8月被授予少将军衔的耿锡祥,在回忆他的革命生涯时,说最令他难以忘怀的,是红军西路军失败后,他历尽艰险返回延安的经历。

甘峻堡突围
1937年初,红军西路军总部撤出永昌后北行到甘峻堡。甘峻堡是西北高大的土围子,几尺厚的围墙一般子弹穿不透,冷兵器时代防御功能很强,清史里曾记载在这里打过仗。这时红三十军主力在永昌一带,红五军团在高台,只有受过重创的红九军跟随总部。敌人调动主力集中围攻甘峻堡,总部在此坚守了近一周,几次突围,连打了4天都没成功,伤亡很大,战斗部队此时只剩下200来人了,形势十分危急。徐向前总指挥亲自调整了部署,把所有的机关干部、勤杂人员、战斗部队700多名红军编成两个战斗队,并在当晚做了战前动员:“现在不能叫敌人把我们整死,今天晚上是我们惩罚敌人的时候了。”耿锡祥和他的战友们收拾好电台装备,为确保人员夜间不走失,布置了电台的携带、保护等注意事项,特别交代大家要紧跟在自己的身后听从指挥,团结协作突围出去。
两个月前的1936年10月,三过草地后未经休整的红四方面军奉中革军委命令,率红五军团、红九军、红三十军及直属单位共计2万多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拟打通连接苏联的国际路线。后因战局变化,按中央指示组成了西路军。10月26日晚上,红四方面军总部电台八台台长耿锡祥带着电台人员随机关渡过黄河后,立即在河西岸石窑洞里架设起电台来,一如既往地开始紧张的工作。1935年下半年,红一、红四方面军合并时,八台就是红军总司令部的指挥电台,向上联系党中央,向下联络部队,下达指令,担负着繁重的工作任务。电台人员经常是白天黑夜连轴转。西路军过黄河时军委三局过来了七部电台,现在八台、十台是西路军总部的指挥电台,两个电台日夜倒替着工作,以保障总部的指挥通畅。因二局情报台没过黄河,西路军不了解敌情就吃了不少亏。西路军总部到永昌后,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政委要求三局宋侃夫、王子刚同志尽快破译马家军密码,电台除与中央保持联系外,几乎全部投入工作,昼夜值班,一周内侦听破译了密码,十几天后就掌握了敌情。但是西路军孤军深入,终日血战,一路打过来,人越打越少,马匪却越来越多。在永昌停留的几十天,有生力量已损失了三分之一多。
这天晚上,月色朦胧,总部从甘峻堡南门突围开始了,前面是侦察科一个连队,尔后是总指挥以及作战、机要、通信(电台)、政工和后勤人员。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总政委突围出去了,电台也快到敌封锁线时敌人机枪响了,总部骑兵连的马被打惊了向后乱窜,把队伍中的人、马搅成了一锅粥,混乱中十台电台和部分人员失散。八台台长耿锡祥骑在一头白骡子上,招呼本台和周围的人员聚拢。他凭着多年的战争经验,果断对八台的人说“保护电台!跟上我!”
眼前的情景他恍若熟识,这位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的老战士,经历过反动派镇压鄂豫皖苏区农运的白色恐怖,在赤白对立地区的4年游击战里,耿锡祥和反动民团打了无数个以少胜多的近战、夜战、偷袭战。1931年调入鄂豫皖中央分局军委通信训练队学习前,就已历练成机智果敢的游击队长。此刻,他头脑中第一反应是不能下骡子,坐得高自己看的远,同志们也能看见他骑白骡子走的方向,便于聚集部队。他想,即使自己当了靶子,也要把大家带出去,这是四方面军惯有的勇猛机动的战斗作风。面对黑暗混乱的战场,他骑在白骡上冲锋指挥,被后来证明是此战中取胜的最有效方案。
接下来他索性跟着前面队伍向前冲,到了封锁线前也不正面冲过去,而是顺着敌人阵地的前沿平行走,回头一瞥,见台里的人带着电台都紧跟在身后,便下令:“快走,不要随便开枪!有情况我处理!”夜色掩护下四面八方都是人,敌人也弄不清敌我不敢贸然打枪。他们喊:“口令?!”还扔出手榴弹试探,耿锡祥一边嘀咕:“我才不理你!”一边拉紧缰绳、双腿夹紧马鞍加快奔跑速度,带着战友和电台很快把敌人甩到身后茫茫夜色中。
这时,突围出来的耿锡祥带着八台的人员找不到队伍,不知道口令,也不知道总部到哪儿去了。附近还有敌人的马队,他丝毫不能懈怠,“高台有咱们五军团,出发!”他以北斗星判断高台方向,走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二天下午才把全台人员带到高台。他们架上电台联系上总部,又受命连夜带着八台全部人员赶回沙河堡总部驻地。回到总部后听说,几天前八台还未归队时,有电台呼叫八台台长,只好由王子刚同志上机回应,当时大家都以为八台完了,没想到八台完整地回来了。
今天我们知道,当年西路军总部在甘峻堡突围损失很大,多年后耿锡祥回忆这段经历略带自豪的口气说:“我们电台(人、机)一个都没有丢失,全部到了高台。”他带领八台人员,从敌人鼻子底下“漂亮的突围”,为总部在极其严峻的情况下,带回一部宝贵的电台,保障了总部的指挥和情报畅通。

身陷囹圄斗马匪
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开会决定,西路军剩下的3000多人分成3个支队各自为战,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政委离开部队去延安向党中央汇报西路军的情况。
石窝分兵后,李先念左支队向西走了二、三天,又分出一支以干部为主的200来人的游击队,队长毕占云、政委曾日三,耿锡祥等十几个电台人员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游击队的任务是掩护李先念左支队继续向西走。游击队下属成立了三个中队,第一中队是骑兵,有不到20匹马,耿锡祥任中队长,因为电台去的人都有马,另外抽了几个原来当过骑兵的人组成;第二中队是由指挥部直属机关的人员组成;第三中队是从八十八师调来的一个不满员的连队组成。这个连有一挺轻机枪,但没有子弹,就是他们还有点战斗力。
1937年3月下旬到4月上旬,游击队在张掖正西方向四、五千米高的祁连山里与敌周旋了两周,不久后这支游击队在白泉门被彪悍的马匪打散,西路军地方工作部部长吴永康、敌工部部长曾日三牺牲,组织部部长张琴秋、宣传部部长刘瑞龙被俘。
这时正值大雪封山,找不到粮食,大家只好杀了马吃点肉充饥。后来马杀完了,几十天没粮食吃,人都拉不出大便来,一站起来头昏眼花没力气。耿锡祥和战友们议论说,当年在黄安那么残酷的环境下打了几年游击,至少还能得到苏区人民的帮助,可这儿什么都没有,生存下来都难,他们只能找到饥荒年里果腹的一种粘土吃,能稍微减轻饥饿感。这时敌人造谣说红军援西军已到永昌,游击队派了几个参谋出去侦查,一个也没有回来,连向导也不见了踪影。游击队从祁连山半山腰一块向阳的地方刚下到山沟,就发现被马家军韩起功骑兵旅的一个团包围了。耿锡祥连忙跑回了大山中,他上身穿的是长征时的两片羊皮,下着单裤,脚上穿着裹着破布的草鞋。祁连山里,有的地方风大难行,有的地方雪深过膝,每前进一步都很困难,山上遍布着尖利的风化石头,鞋子很快就被划烂了,坚持了没几天,下山找东西吃的时候中了敌人的埋伏被俘。幸运的是这时(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马匪们说“你们要是在早两天都会被杀掉,现在蒋委员长下了命令不准杀你们了。”这里的山很高,从山上不停的走下来就要3天。敌骑兵押送西路军人员就像赶羊群,见到走不动的就用石头砸过去,赶着跟上。
走到红湾寺的喇嘛寺,是韩起功一个团部的驻地,西路军的这些人员被关在山崖下的羊圈里饿了3天,马匪哨兵半夜拿着大刀跑来搜身,“有钱拿来!”把耿锡祥身上看着值钱的东西都搜走了。不久,他们被押送到甘州(现张掖市)韩起功旅部的营房,这里集中了被俘的西路军近七、八十人。两周后,马匪准备把这些人集体送往兰州。他们说“送你们到兰州到蒋委员长那儿去。”西路军的这些人在敌人的押送下走了9天来到凉州(现武威市),把耿锡祥等7个人押进了监狱,秦基伟、徐立清等同志也在这里关着。20多天后,他们被押送去兰州,途经平番(现永登县),马成祥旅从中挑出耿锡祥等年轻力壮的几十人到补充团,沿黄河、红城子一带修甘青、甘新马路。在补充团里,西路军被俘人员被集中在一个营里,马家军的人任排以上军官,马家军的老兵营紧挨着,监视他们的行动。
电台十一台机务员方纪寿也被俘,他和耿锡祥都编在补充团一个营,不在一个连。刚进来时,他找到耿锡祥问:“以后怎么办?你要告诉我。”耿锡祥回答:“现在还要看机会,这里不是长久呆的地方,只要他们不砍脑袋,总有一天得逃出去!但还要稳重一点儿。”两个连的人不能随使接近,但有时出操时还能见到他,有一天,耿锡祥听站哨的说三连的马匪又打人了,后来才知道被打的是方纪寿。他大概是沉不住气想逃跑被发现了,受到马匪军队野蛮军法的处罚,用棍子打得皮开肉绽,不几天后他就自杀了。耿锡祥说:“这个历史恐怕其他同志不知道,十一台的机务员方纪寿是个很好的同志,方纪寿自杀了。”这是一段没有任何记录的历史,方纪寿同志不知是否列在西路军失踪人员名单里?但据耿锡祥所知,西路军烈士方纪寿是个铮铮铁骨的英雄!
耿锡祥被俘后严守电台保密纪律,不暴露自己身份,坚持与敌人斗争,与战友们共同寻找逃跑的机会。修了一段路,耿锡祥因为识字临时被叫去当文书,这样他的联络活动范围就宽了。


千里追寻到延安
1937年9月25日平型关战斗打响后,震动了马匪的中下级军官,他们都很害怕,“红军不得了,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还有这样大的力量,消灭了日本鬼子一个团!”这时蒋介石有命令,要把红军战士送往前线充当兵员。耿锡祥被调回平番县参加队列训练,不发枪的那种集训。
1937年11月上旬一天晚上有个难得机会,敌连、排长军官都在营部集训,家里留个司务长带班儿。正好轮到耿锡祥晚上站岗,他串联了一班长(红三十军的司号长)、七班长(营教导员),发现放柴草处有一个立着的长杆靠在围墙边,3个人顺着长杆爬上土围子,也不管有多高一起跳了下去。他们的行动惊动了敌人,马匪立刻骑马追赶他们,身后传来嗒嗒的马蹄声。他们3人拼命向西北新疆方向跑了几十里地,把敌人摆脱后,又钻到了祁连山的大山里。他们白天在山上睡觉,晚上下山找老百姓要点饭吃,过了几天后,又向南沿山边黄河的方向走。
但是要真正脱离危险很难,因为马家军在黄河以北布防了一个旅兵力的封锁线,再者,马匪在回民区的当地村庄搞连环保,有民团搜索把守。他们避开敌人的巡逻过了甘青公路,晚上到老乡家要饭,可能是晚上做饭的烟火引起敌人注意,刚吃了一点儿面条民团就来了。他们3人拼命就跑,差点被民团抓住。他们在逃跑时被民团冲散,耿锡祥只身向东跑了两天,走到山边小路时碰到一个恩人。这是个河南人,原来当过国民党的兵,红军在鄂豫皖打麻城独山坡时被俘虏,经过教育并发了路费回家。他了解红军,如今在兰州附近的十里铺经营着铁匠铺,这一带都是他的买卖送货区。耿锡祥走过去与他交谈,他一看就说:“我知道红军的事,苏区的事。……·你没办法就跟我走,我替你想办法。”当得知耿锡祥希望回家的意图后,他说:“你就跟着我,我这里朋友多。”还主动建议让耿锡祥当学徒挣点回家路费,别人问起来两人就以叔伯兄弟相称。晚上,耿锡祥以铁匠徒弟的身份到老乡家借宿,换上了西北大棉袄,头包白布。赶集时,耿锡祥挑着挑子跟着他,闷头不语,敌巡逻兵碰上他们也不过问。这样走了几天,吃饭睡觉问题也解决了,一直走到兰州附近的十里铺。耿锡祥见他的店里住着胡宗南部队的兵,只好与他分手,直奔黄河。
80年代耿锡祥与家人聊起西北的锅盔时说:“好吃的很!”说这是当年逃亡途中,在饥饿中挣扎时,这位河南老乡馈赠的救命干粮。
耿锡祥一路不敢懈怠,于傍晚赶到兰州黄河大桥,看到国民党在大桥设着关卡,警察检查来往行人的通行证,就只好站在岸边石头上观望。正愁没办法的时候,远处传来嘀哩咣啷的西北马帮车队的声音!耿锡祥机警地插在马车帮里过了黄河桥,混进了兰州城。兰州是汉人区,人多杂乱,行动方便了许多,在兰州稍事休整后,耿锡祥就向着陕北延安党中央的方向通宵跑到定西。
耿锡祥又走了一天赶到六盘山,沿途遇到邓宝珊部队设在公路上的警戒卡,哨兵听到耿锡祥一开口的湖北话,就说:“你是红军!”他第二次被抓去修西庄公路。耿锡祥刚出狼窝又进虎口。一周以后,当官的在动员准备南下时,说要“经过共党的区域”,耿锡祥一听就高兴了,心想“还跑什么,哈哈!把我送到家了。”到了平凉附近,耿锡祥看见有“中国工农红军援西军”的标语,心里就更有了底。几天后到达庆阳西峰镇驿马关,这里是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七○团驻地,这个团的战士大部分是红四方面军的。那时讲统一战线,邓宝珊部队路过时,七七O团司号员吹起欢迎号,部队烧开水欢迎友军通过。到了七七O团团部,耿锡祥请假解手,一下子钻进了团部警卫连。大家听说他是从西路军回来的,既高兴又紧张,赶紧把耿锡祥拉进屋里,用被子盖在床上,等到邓宝珊部队走后,立刻把他送到了团部。团长张才千是个湖北人,团部电台台长刘洋林是战友,熟悉热情的乡音,家人般关切的问候,让这个饱受磨难的钢铁汉子热泪盈眶!耿锡祥心里念叨着:终于到家了!
邓宝珊部队经过时留下来的西路军战士,在驿马关团部近30人,到了庆阳旅部时达近60人。旅部电台台长李景瑞也是耿锡祥的战友。
西路军回来的人先送到经理处(后勤)所在山沟里,耿锡祥他们像亲人一样受到特别优待——洗澡理发,天天改善伙食,还发了棉衣、大衣,后来他们在庆阳三八五旅旅部住了约两周,旅里对他们除生活上给予优待外,还组织他们进行政治学习,王维舟政委还给西路军被俘回来的几十个人上课,专门讲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让他们了解当前的形势。旅里还专门讨论恢复他们的组织生活,规定只要有二、三个人作证,就可恢复党的生活。西路军回来的电台人员有五、六个人,经过互相作证和考察,耿锡祥他们很快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学习结束后,组织上派一个排送耿锡祥一行到了延安。军委三局正需要人,耿锡祥又回到军委三局工作。
耿锡祥在部队被打散后,往返于河西走廊、祁连山脉,躲避敌人的追杀,历时一年零一个月,辗转走了几千里路程。他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信念坚定,初衷不改,历尽千辛万苦,九死一生,千方百计寻找部队和党组织,终于回到延安。他就像没娘的孩子,终于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中国人物传记》2016年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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