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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实说(历史):吴德峰的谍报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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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3-26 09:39:5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2018-02-23 青史篇
吴持生口述   吴琪整理
    53岁的吴德峰阔别家乡23年后,没想到会以解放后首任市长的身份回家。离开前,他是大革命时期武汉国民政府的公安局长,以国民党左派领袖的身份参与共产党的秘密工作。解放初期在武汉发现的国民党刊物上,曾这样描述他——“中共特务三大亨,犹若孺子是康生,喜怒无常李克农,老奸巨猾吴德峰。”
吴德峰从不提自己的过去,即使是对子女。谨言慎行也正是他能胜任秘密工作的性格特点。王震称吴德峰夫妇是“隐秘战线的卓越领导人”。直到“文革”中吴德峰被调查,女儿吴持生才知道父母曾长期领导中共秘密交通。母亲戚元德病逝前向子孙口述,希望子孙了解他们谍报人生中那些满怀坚定信仰、不该被淡忘的历史……
解放武汉——凯旋回家
    1949年父亲进武汉的那天我印象特别深刻,10岁的我和父亲坐在吉普车上,感觉特别神气。5月24日,父亲在青年剧院(今武汉市政府礼堂)发表施政讲话,他提到武汉过去是消费城市,今后要建设成为一个生产城市,主要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商品交流,保障供给。他说:“共产党有本事接收旧城市,也有本事建设好新武汉。”
    父亲在武汉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家世显赫,上世纪20年代就在武汉国民政府任公安局长。那时候武汉的共产党领导人是董必武、陈潭秋,我父亲隐瞒着共产党员身份,以国民党左派领袖身份出现。大革命失败,父亲遭国民党右派秘密追捕而逃离武汉,离开前他就说过,总有一天我们会回来的。当时父亲是30岁的年轻人,解放武汉时已经年过半百。
    听母亲回忆,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全面战略反攻阶段,解放后的城市急需配备大批干部。南下出发前,时任中央秘书处处长的曾三同志通知父亲,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分别要找他谈话,谈话中提到武汉解放后要成为特别市,“吴德峰20年代就在武汉国民政府任公安局长,对武汉的情况最了解、最有发言权”,于是中央决定任命他为武汉特别市市长。
    管理城市对父亲是新的挑战,他经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父亲当时配备了4名秘书、4名警卫员,第一秘书肖望当时已经是河南省许昌市的副市长,父亲一眼看中了他的能力。肖望老人去年才去世,我与他后来一直有交往,也从他那里了解到更多父亲当市长时的情况。
    解放伊始的武汉是全国失业现象最严重的五大城市之一,全市120万人口,父亲进城后面临三大最紧要的问题:怎么填饱上百万人的肚子,搞好经济建设,如何度过解放后的首个防汛难关?父亲非常清楚,武汉是个码头社会,三教九流的势力都很大,盘根错节的问题多着呢。
    我们进城前一天,武汉下了一场大暴雨,父亲一进城就找到原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工程师涂允成,查看了沿江大道防水墙、张公堤、岱家山排水闸和金潭、银潭等堤防险要地段。我印象中有几次半夜接到水患警报,父亲一骨碌爬起来,带上警卫员就往堤上跑。
    经济斗争的第一个回合,奸商囤积居奇,抢购粮食、布匹及棉花等工矿企业用原料,拒收解放区货币,致使粮食等物资短缺,工厂不能开工,物价和房地产价格都飞涨。父亲依靠军队支持,从周边解放区调运进大批的粮食、棉花、布匹、原料等物资,成立政府自己的贸易公司,组织干部亲自上街卖粮、卖布等,最终解决了生存问题。当年武汉就完成了7亿多斤粮食税收,名列全国第一,受到中央表扬。
武汉的大家庭
    父母回到武汉后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四处寻找烈士的遗属。他们总是念叨:我们是活着回来了,可是那些牺牲的人看不到今天,老人孩子由我们来管。父母通过熟人、秘书等各种关系,找到了很多烈士遗属,曾经帮助过共产党的民主人士,父亲也诚心地一一去拜访。
    当时找到的烈属把家里挤得满满的,能够安排去工作和上学的,父母都让他们有了出路,小孩子和老人就养在了家里。随着家里人越来越多,母亲看到住不下,向在洞庭街的妇联机关要了两间半房当宿舍,带着我姐和我住了一阵机关。母亲在妇联工作,父母平时各忙各的,周日才有空见面。
    父母的关系非常好,母亲是个好强的人,工作中不愿意落于人后,说“女人搞工作本来就容易受歧视,带个孩子更是麻烦”,父亲就乐呵呵地承担起带孩子的任务。我是一直跟着父亲长大的,在武汉时父亲上班带着我,开会也带着我。
    父母这辈子生了9个儿女,因时局动荡,又有特殊的革命任务,只有最小的两个孩子——我和弟弟一直在父母身边。弟弟6岁时因盘尼西林过敏夭折,其余的7个孩子命运各有曲折。父母早年把3个哥哥和2个姐姐送回湖北老家,奶奶是个老派的人,对3个男孙非常宠爱,两个女孩却饱受磨难。一个姐姐因佣人喂错了药而死亡,岷生姐姐则被封建家庭里几个互相争斗的大小老婆虐待,心理变得不太正常。
    1949年10月,几个在湖北保康县老家的哥哥姐姐和我们团聚了。岷生姐姐从14岁才开始上一年级,父母花了很大心思教育她,后来姐姐成了医生。只是她小时候受虐待太多,50多岁就早逝了。
    孩子们的命运,是我父母一辈子的心病。在苏区时,妈妈把刚生下来的女儿送人当了童养媳;长征在贵州生的儿子,送给了一个要饭的叫花子,叫花子不肯要,母亲倒贴了几个银元才收下,后来她说自己跟着队伍走了很远,耳边还能响着孩子的哭声。从此这两个孩子生死未卜,永远失去了消息。
    在武汉的大家庭里,父母老是跟我说,只有我得到的爱最多,不要“以小欺大”。照顾哥哥、姐姐后来就成了我一辈子的责任。
大革命时期的公安局长
    父亲于1896年出生在湖北保康县的一个士绅大家,所以王震说我父亲,“人家闹革命是被逼上梁山,你却是家产万贯自己走上梁山”。
    父亲1914年考入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董必武任校监,陈潭秋是他师兄。
    1925年根据党的指示,父亲开办崇实中学,成为传递秘密情报的一个据点,承担湖北地区对中央、省内外城市、农村等秘密文件和宣传资料的传递与发送任务。学校是吴家的房产,这时候祖父吴元钧已死,吴家的钱财由二房的吴元泽管理,奶奶无法从吴家拿出钱。脾气倔强的她也不肯向娘家开口,就变卖了自己的陪嫁换来700多串钱支持父亲办学。
    因为父亲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是个社会关系极复杂的知识分子,党组织在接纳父亲前有过犹豫,后来在董必武和陈潭秋的坚持下,他们作为介绍人于1924年2月让父亲加入了共产党。其实父亲的身份为他在国民党内开展活动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共产党也正需要他潜伏在国民党内,1925年父亲根据指示,以公开身份加入了国民党。
    父亲受过非常好的教育,能说英文,精通乐器,擅长体育、医学,知识广博,再加上富裕的家庭背景,使得他与国民政府高层交往密切。由于武汉国民政府需要有一位交际广泛的人来当公安局长,父亲成为最适合的人选。又由于父亲和陈公博都是武汉国民政府的常委,父亲特意和他搞好私交,利用他是汪精卫的小舅子(陈碧君义弟)来刺探汪的情报。
    我的母亲戚元德1905年生于武汉,在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与父亲相恋。母亲和父亲志同道合,两人一起加入了共产党,做秘密工作。
秘密交通
    1928年底,中央派我父亲任河南军委书记,去开封消灭叛徒特务。任务完成后回到上海,周恩来找父亲谈话,要他筹备组建中央交通局,任第一任局长,直接受恩来同志的领导。
    那时候秘密交通是连接白区、苏区、敌占区、根据地,党内各级组织进行情报联络、信息沟通、物资运输、人员调配等输送的渠道。中央交通局成立以后,在组织机构上是绝对严谨机密,单线联系的。
    父亲总是说:“间谍间谍,只有‘死间’,没有‘活间’!当间谍的只有三条路:对党不忠诚,党会处理你;对党忠诚的,敌人要处理你;如果叛变,敌人用完你之后也会收拾你。”所以从做秘密工作开始,父母都知道自己是命悬一线。
    父亲生性谨慎多思,他总是跟妈妈和部下说,“不该你知道的不要知道,不该你问的不要问,不该你做的事情不要做。你如果知道得少,若被敌人抓去,想当叛徒都当不了”。
    1928年底,党秘密构建的全国交通网,主要线路有三条:一是北方线,从上海通往天津和北平;二是长江线,从上海至汉口;三是南方线,上海至广州。父亲任职后,1930年秋冬,为了完成转移任务,领导中央交通局专门开辟了一条由上海经过香港、汕头、大埔、青溪、永定、陶坑到苏区的新路线。
    为了解决苏区的物资供应问题,父亲想到了“开铺子”的办法。苏区缺什么物资,咱们就开什么铺子,这样既解决了交通站的问题,又可以避免被敌人发现。比如中央严重缺乏药品,交通局利用社会关系,在汕头开设一家中法药房分号,进药规模相当大,铺子里的人不一定知道谁是苏区来的,只用按一般买卖来做即可。有时候外部交通不容易开设的铺子,就由“特科”来做,交通员和“特科”的同志,是否需要互相通气,则视具体情况来定。
    到1931年,中央交通局在去中央苏区的线路上形成了若干个大、中、小配套的交通站。派去苏区的交通员并不进入苏区中心,而是在赤白交界处国统区一边的秘密交通站内,将文件、物资、金条和进出的干部在交通站交接。
    从1930年开始,中央交通局通过各交通线护送领导干部到苏区,主要由父亲领导部署,送到苏区的干部有项英、任弼时、刘伯承、伍修权、邓小平、周恩来、聂荣臻等。
    很多护送行动都是惊心动魄的,接头人不准互相通姓名,也不准讲话,每个人员的资料也会随着人的变动经由秘密交通转移。所以父亲对每人的底细都非常清楚,后来被称为“党内活字典”。组织派去做秘密工作的人需要严格审查,潜伏人员归来前也需要审查。
    1932年5月,母亲也由秘密交通送入苏区。母亲装扮成女工按约定时间准时到达接头地点,那是从白区进入苏区的一条重要交通线,从汕头出发,经大埔过国民党封锁线,再通过游击区进苏区。当时斗争环境残酷,很多地区白天不能走,只能夜行赶路,经常是从一个交通站到下一个交通站,由交通员领着摸黑走路,根本不许交谈说话。母亲记得到站后,送的交通员拉着她的手,把她交给接的交通员,夜里也不能点灯。新交通员接手后把她拉到床边拍拍枕头,塞给她一块干粮和一壶水,踢踢脚边的马桶就走了。第二天天黑后有人接着送她走。交通站多选择偏僻地段,有的是被遗弃的破旧碉堡,有的是深山小路,有时候就得踩着死人堆往前爬。到苏区后,母亲被分配到军委机要科当科长,主要任务是负责军委的机要文件和译码保管、文件送阅签发等工作。她经常去给毛主席、朱老总和周恩来等军委领导送阅、签发文件。由于母亲读过私塾,字写得整齐漂亮,文件报告写得流利通畅,经常受到他们的表扬。
曹家巷12号
     父亲在长征中负责保卫工作,他回到延安后不久,西安事变爆发。周恩来考虑到父亲对敌斗争经验丰富,将他作为随从人员带到西安。西安事变解决后,周恩来找父亲谈话,中央决定留他在西安负责领导秘密情报工作。此时共产党在西安有三个机构,公开组织是伍云甫领导的八路军办事处;陕西党委书记欧阳钦领导的地下党,处于半公开状态;父亲领导的秘密情报工作则完全隐秘,没有机构名称,没有头衔。
     在西安的秘密工作一展开,父亲就对西安社会各阶层做了详细系统的调查,国民党头面人物及夫人们的情况、社会关系,他都了然于胸。他还安排母亲在东北军办的子弟学校任教,让她往来于教育界、军政界和太太们之间,通过交往刺探情报。父亲发现国民党内部“左”、“中”、“右”三种势力两头小、中间大,后来成为中央要求根据地政权建设坚持“三三制”的理论基础。
    父亲在西安曹家巷12号搞情报工作时,13号原本是位姓赵的房主,却突然改住了国民党十战区政治部主任和特务机关。党内有人主张立即搬家,但是父亲认为“灯下黑”,谁也想不到共产党的情报机关居然与国民党特务机关为邻,反而多了一个保护伞,于是一直在那儿办公,直到1939年夏天环境更为严峻才搬了家。
    在曹家巷12号时,秘密情报工作根据需要陆续增加了内勤、外勤、机要、译电人员,大家住在一起,装作是一家人。我父亲的身份由《工商日报》记者,变为国民党38军高参。38军的赵寿山和共产党的关系很好,父亲顶替了一个人的名字潜伏其中。
    在西安的情报工作非常成功,国民党中有不少掌握重要情报的人员,被策反加入了共产党,载中溶是上海交大电讯系毕业的高材生,因为为胡宗南培训无线电报员、建立无线电讯网而深受重用,被胡宗南任命为司令部机要室副主任。另一个安插在胡宗南身边的重要情报人员,是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熊向晖。
    听说解放后张治中去西安调查,在写给蒋介石的万言书里提到:“你是最相信特务的,你用了最大力量让戴笠同胡宗南合作,认为西安的特务工作是最成功的。可是解放后我到西安一看,就在胡宗南总部周围,安装有3部共产党秘密电台,你的命令发出后不到两小时,中共总部就全部知道……”
父母那一辈人
父亲说他这一生最佩服周恩来、陈云和任弼时。任弼时曾是父亲的顶头上司,他领着红二方面军北上抗日,在团结红四方面军时也起了很大作用,却从不多提自己的功劳。陈云是老黄牛性格,受命于危难之时,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1952年父亲因为所谓“纪凯夫案件”被撤职,李先念接替他的工作任武汉市市长。后来经中央审查,取消了对父亲的处分,但是父亲从没有抱怨过什么,只说:“母亲打错了孩子,孩子能够计较么?”1954年父亲离开武汉调到北京工作,将近60岁的老人,又重新开始学习法律,后来成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1976年父亲病逝了。母亲也已于1974年病逝。两位老人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却是我们子女一生的榜样。
    父亲为人十分细心,丰富的一生留下了很多日记、工作笔记、照片,从在武汉求学时期的纪念章到建国后的市长任命证书等等,他都一直保留着。但是与他作为情报人员的性格相关,父亲的工作日记里看不到任何情感色彩,无论是长征中的日记,还是作为武汉市长的工作日记,每天都只有寥寥几句,记录下重要事件。
    父亲临终前留下遗言:一是子女50岁之后全部离开政界,干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最好是去教书。所以我的两个哥哥都教书了,我50岁离开了化工部。二是不许给国家添一点麻烦,不许伸手向国家要钱。2004年为了给我父母合葬,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了一个八宝山的公墓,需要几十万元。我拒绝了国家出钱的想法,动员家里老少几代人凑钱,用了4年时间才凑够,去年底将父母合葬在了一起。家里有的晚辈埋怨我,但是父母的一生给我影响太深了。
    记得母亲提起,她曾经接受任务整理党内情报人员的资料,发现了太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抗战中的无名英雄太多了。我亲历听到过这样一件事,在国民党中任中将,由于他身份隐秘,直到被敌人处死也没暴露,所以他死后,妻儿生活悲惨、受人歧视。直到解放后很多年,他儿女想起父亲当年交往的朋友建国后职位比较高,因此怀疑父亲当年是不是共产党的谍报人员。后来他父亲的朋友帮忙找到党内资料,发现里边赫然写着他父亲的信息,还特意提到:“该同志妻儿失去下落,如果找到,当以烈士家属厚待!”每每想到这些,我都几欲落泪。父母那一辈人,为了革命的大事业,真是从来没有计较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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