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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实说(历史):崇高的境界不朽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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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3-26 11:15:5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崇高的境界不朽的丰碑
忆与周总理、邓大姐在一起的日子
戚元德

按语;2018年3月5日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120周年诞辰纪念日,2018年2月4日是敬爱的邓颖超妈妈114周年诞辰纪念日,我再度将我母亲戚元德同志生前回忆讲述、记录的她和我父吴德峰同志在周恩来总理、邓颖超妈妈的领导、关怀下一起工作的部分经历节选成文,彰显敬爱的周总理和邓颖超妈妈一生鞠躬尽瘁为党、为国、为人民的无私奉献精神和崇高品德,响应习主席不忘“初心”的教导和“全党同志一定要豋高远望,居安思危,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力夺取新時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的宏伟号召!继承发扬先辈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作风! (吴持生2018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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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月12日邓颖超在广州从化赠吴德峰夫妇,她与周总理1958年在广州的合影照片

我和德峰都是大革命時期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1926年北伐胜利,国共第一次合作 武汉即是国民政府的首府,也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党决定吴德峰以当时在湖北军、政界家世显赫的背景,担任了武汉市国民政府常委兼公安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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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武汉市国民政府常委兼公安局长的吴德峰
德峰任公安局长期间,受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双重领导,经常到汉口与恩来同志(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到武昌青石桥三号与董必武、陈潭秋、钱介磐等同志碰头,汇报研究重大问题。党指示他利用其在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省党部担任的各种要职之便,加强与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上层社会重要人物联系,争取与国民党左派和进步民主人士的合作,并了解国民党右派和反共分子的动向,随时开展有利斗争。
“四一二” 蒋介石和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前后,恩来等同志曾多次召集德峰等人,针对他们的反革命政变行径研究对策、布置工作。德峰按指示曾利用与陈公博私交关系及时摸清情况,向中央汇报汪精卫及国民党右派的反共阴谋。1927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和“八七”会议先后在武汉召开,德峰利用他在公安局的职权以声东击西等办法,把反动派探子的视觉打乱,直到会议结束,代表们走完反动派也未嗅出开会的地点。这期间,为了工作需要,我充任了德峰的秘密联络员,以德峰未婚妻的身份经常出入吴家和一些公共场所,配合德峰的工作。随着局势恶化,国民党开始内部清党,德峰被视为国民党左派清除对象,德峰按恩来等同志指示,争取时间,把握机会,安排、转移我党更多同志,坚持到最后适时撤离公安局。
1927年8月中旬,中共中央鉴于南昌起义军已经南下,决定将秋收暴动中心改为广东和湖南、湖北。并为此制定了《秋收暴动斗争计划决议案》,将两湖地区划成若干行动区。中共湖北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决定以鄂南为中心发动全省农民起义。原决定由董必武为首组织鄂南暴动,因董必武同志生病,正值德峰从武汉国民政府公安局撤出,省委临时决定:德峰任湖北省委军事部长,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工农革命军总司令,兼任鄂南特委书记,以已有的农民自卫队为基础,组成湖北省工农革命军,亲自参与指挥鄂南暴动,拉开湖北省秋收起义序幕。德峰这阶段仍经常向恩来同志汇报工作,接受其领导和指示。
1928年7月至1931年10月德峰先后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交通科科长、中央外交科负责人、中央军委交通总站负责人、中共中央交通委员会委员(委员会直属中共中央政治局由周恩来、向中发、余泽鸿、吴德峰组成) 、中央交通局长等职,直接受恩来同志垂直领导。此间我协助德峰工作,駐守交通局秘密机关。
我党1921年成立以后,各地区、各级组织因环境和工作需要,都自然形成配有完成内部交通工作的人员。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扩大,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秘密交通工作任务越来越艰巨,内容和范围也越来越广泛,人员队伍不断增加扩大,恩来同志指示,必须成立严格、严谨的独立机构,严格组织纪律规定。中央交通局成立以后,在组织机构上是绝对执行垂直领导单线联系的。如接头的时间、地点、方式,都有极其严格的规定、制度和程序,交通员之间不允许发生任何横向联系关系。
我们搬进租界以后,独门大院,工作环境非常安全、清静,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在我家开会,研究重大决策,每次都是由我站岗放哨、送茶烧饭,招待大家。偶尔恩来同志也在我家找个别人谈话,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和德峰安排好后,多回避不参加,避免横向交错关系,如郭述申同志就是在我家总理与其谈的话,当时我们并没有见面,直到解放我们调北京工作后,偶尔一次闲谈中回忆往事,郭述申同志才知那次总理与其谈话的地点是在我们家。在这一点上德峰一直按要求严格控制、贯彻始终,因此在他任职期间,秘密交通战线没发生被敌人破坏的连锁反应大事件,基本做到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可立即中断、及时处理、转危为安,不会波及危害其他组织和交通线。  
1931年春,我们交通局派人分三批护送恩来、首道、火青等同志去苏区,其行走路线是从上海到武汉,再经湖南株洲转至井冈山地区。第一批出发的是王首道等同志,第二批出发的是恩来等同志,第三批是黄火青等同志,当第三批同志刚上船还未起锚时,德峰接到密报,得知设在武汉码头的联络点被叛徒出卖遭到破坏,他精确地计算船到达各站的时间,当机立断采取措施,派霍步青同志赶到上海码头,从即将起锚去武汉的船上将黄火青等同志截回﹔派肖桂昌同志乘坐火车赶到南京将恩来等同志截回﹔因我认识首道同志,派我乘飞机经南昌去九江,上船将王首道等同志截回。
由于工作关系,这期间我接触、结识了恩来、伯承、富春、陈云、弼时、荣臻、孔原等很多同志、战友和领导,他们在政治、思想和工作上给予我很多帮助、关怀、教育和支持。记得有一次,恩来同志在我家召集一次重要会议,开会的人装作在我家打麻将,我带着孩子在院内外装着做家务,放哨警戒。会议开了大半天,我一直处于高度警觉精神状态。散会后,看着同志们一个个安全离开,德峰也随之一起走了,我才松了一口气给哭闹的孩子换尿片子,喂奶。由于过度疲劳,我靠在被子上不知不觉睡着了。不一会儿,恩来同志突然返回来捡查我的工作,发现满屋地上扔着的烟头、烟灰及放在桌上的麻将、茶杯茶碗都没收拾,立即叫醒我,皱着眉头严肃地批评道:“元德同志,为什么不立即将房屋打扫干净就陪孩子睡着了?你这是拿党的工作当儿戏!你要知道,孩子哭几声不要紧,这些东西不收拾,留下很多人在此聚会的现场,遇到情况就可能要发生问题。 这是我们做秘密情报工作人员的大忌,是工作纪律问题,今后决不允许再出现这样的问题。”他见我红着脸低头承认了错误,转而态度和蔼地安慰我说:“唉!也难怪你了,你自己还是个大孩子,还要带着小孩,忙了大半天也确实够辛苦的了,但决不能因此掉以轻心,你住机关责任重大,是在敌人眼皮底下工作,作为住机关的家庭主妇,就得管好同志们的生活琐事,保证机关和同志们的安全,你们每天买菜做饭、缝补浆洗、放哨警戒、联络接送同志等等,都是党需要你们做的重要工作,这些看似平凡的工作,实际关系到党的安危,事业的成败,这是一项非常重要、艰巨复杂的工作,一点都不能大意,更马虎不得……”。恩来同志的一席话使我受到深刻教育,给我上了一堂终身难忘的党课。从此以后,我在工作中更加认真负责、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地去完成党交给我的每一项工作任务,再未出过类似的差错。在总理的严格要求下,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我们一直保持着对党的事业绝对忠诚,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守时、守信、守纪的严谨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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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戚元德怀中生与儿子爱生、女儿宁生在上海合影

1930年,党的四中全会以后,中央决定 “巩固、发展和扩大苏区”,要抽调百分之六十的干部到苏区去,将白区工作中心转到苏区,中央领导机关也由上海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三十年代初期,在上海和中央苏区就建立了几条秘密往来的交通线,1930年秋冬,为了完成转移任务,德峰组织领导中央交通局专门开辟一条由上海经香港、汕头、大埔、青溪、永定、陶坑到苏区的新路线,这期间德峰还专门为搬家的事去过一趟苏区,顺便亲自到鄂东特委书记胡梓处取回一批巨额(十斤)黄金回上海。在提取黄金时,只找到一个没有秤砣的称,德峰灵机一动,用四块银圆 (袁大头)做秤砣,按当时银圆制造局规定的一块银圆重量为七钱二分,按此计算称量黄金准确重量。然后找人特制了一个子弹袋将黄金装进,袋口缝死背在身上外罩长袍,在另外两名交通员的配合护送下,星夜兼程顺利赶回上海。德峰回到上海后,将黄金交给中央经费管理部门验收,发现数量对不上, 管理部门的负责同志报告了恩来同志,恩来同志非常相信德峰说:“德峰同志向来心细,不会错的,你们再找德峰同志核对一下看问题出在哪里”。德峰仔细回想,黄金从鄂东到上海始终未离过身,子弹袋口缝得很死也不可能掉出来,想来想去问题可能出在做秤砣的四块银圆上,造币厂可能为了克扣银两,银圆分量不足。结果把带回的四块银圆拿去核对,果然如此,核对黄金数量无误,经手的同志无不称赞德峰知识渊博、胆大心细、做事严谨,对党的事业一丝不苟、忠贞不二,同时也佩服恩来同志对干部的信任、了解和善用。
1931年4月,发生了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的事件。德峰根据恩来同志的指示, 集中到军委办公参与了特科的重組并迅速布置交通网四处奔走报警,通知与顾顺章有关联、有可能被顾出卖的同志和机关,赶在敌人动手之前搬了家,使敌人妄图一网打尽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计划落空成为泡影。
一波未了一波又起。1931年6月,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向忠发工人出身,实际上是个流氓无产者,由于共产国际干预,某些人片面地强调中央领导应由工人无产者为主体构成,一味扶持将向忠发推上了党的总书记职务,其实向忠发的政治水平、能力都是很差的,当时的工作几乎都是恩来等同志主持处理。向为人生活作风很坏,当时正与某妓女姘居打得火热,中央和恩来同志曾多次批评、制止都未能奏效,恩来同志预防他出问题,决定他尽快进苏区,向提出要带姘居女人同去,经组织考查,这女人也是受苦人为生活所迫被逼、骗成娼的,无任何反动政治历史问题,并同情革命,于是同意她与向同行进苏区,行前,德峰把这个女人安排到一个小旅馆,与宗瑛母女(弼时同志的夫人及女儿远志)同住,准备一起送进苏区。恩来同志不放心,为防万一,让向忠发暂搬到恩来同志处同住,并告诫向不准外出、不准去找那个女人相会,向中发阳奉阴违,乘恩来等同志不在时,偷偷跑到旅馆会他的姘头并留宿,在第二天早晨出来时被敌人暗探认出捕获。
当时秘密工作纪律规定很严谨,特别是顾顺章叛变后更加严格,任何人出去都要打招呼,必须按约定时间回来,否则相关人员、机关立即转移搬家。那天恩来等同志回来后,即发现向忠发私自外出未归,预感不妙,立即通知德峰等同志派人去找,同时按规定发出危险信号,当即决定撤离住处,并通知所有与向有关联的人也立即转移。
派出去的人通过各种渠道途径很快查出,向中发并牵连陈宗瑛等同志已被捕。恩来同志立即指示德峰等人,通过关系设法营救。但向忠发软骨头,被捕后很快就招供叛变了(连他的姘头都不如)。当他带着敌人到恩来同志住处时,早已人去楼空,使敌人又扑了个空。蒋介石恼羞成怒,立即下令就地处决了这个没有脊梁骨的可耻叛徒。宗瑛等同志在党组织的多方努力营救下,通过各种关系,由亲属出面保释出狱。之后德峰再次安排秘密交通送往苏区。
中央领导机关由上海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加上中央接二连三地出叛徒,秘密工作越来越困难,大批在中央工作的同志转移或陆续离开上海到苏区去。1931年3月下旬德峰根据恩来同志,护送干部往来,确保交通线的安全、通畅指示精神,召集李沛群、肖贵昌、卢伟良、饶卫华、潘云波等同志开会,研究确定了交通局转移、护送干部具体方案和安全实施步骤计划。此间中央交通局重点组建抓了由上海至中央苏区的陆路和水路交通线工作,在中央正确指示领导下,交通局以最大决心先后从各地区调来大量强有力的干部(以姓氏排序) 王福田、卢伟良、肖桂昌、江如良、李沛群、陈彭年、饶卫华(君强)、张超、张俊贤、洪胜、涂瑞添(振华)、黄华、曾昌明(浪波)、赖义、谢美莲、蔡雨青、熊明心等同志,在三个月中打通了中央苏区路线,隨后又打通湘鄂西、赣北与鄂豫皖的交通。1930年秋冬又新建了由上海经香港、汕头、大埔、青溪、永定、陶坑至苏区等数条秘密交通线。随后又打通湘鄂西、赣北与鄂豫皖的交通,因为这些水陆交通线都很长,中间经过地区红白交错情况很复杂,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和保证路线安全畅通无阻,所以中央交通局先后在青溪、香港等地区设立了华南、闽西、瑞金等交通总站来管理领导这些红色交通线,交通总站下又设大站、中站、小站分级单线管理,不允许发生横向联系。中央苏区原有闽粤、粤赣、闽东北、闽西等几条交通线,每条线都有数名交通员和十个以上武装交通员护送。
苏区交通线开通初,交通局先后将项英、弼时、邓发等同志送进中央苏区,又组织肖桂昌、陈彭年等同志运输无线电台、通讯等器材物资,专门在香港九龙等处设置了直接与上海联络的秘密电台,此后由中央交通局派经香港等地到苏区的同志在上海起程前,都先由上海的地下电台将人员基本情况及到后联络接头方式约定电告交通站,便于接冾安排。这期间还派专人为苏区工农银行运送印钞模版等印刷器材。
中央交通局从1930年11月成立至1933年,在中央政治局周恩来等同志的直接领导指挥下,在中央各级组织和苏区、白区各省市地区的协同配合下,在艰苦危难环境下,全体交通员同志,历经艰险、克服重重困难完成党交给的各项秘密交通任务,安全护送(按姓氏笔划排)毛泽民、王盛荣、叶剑英、左权、邓小平、邓颖超、刘少奇、刘伯承、刘伯坚夫妇、伍修权、朱瑞、冯文彬、何叔衡、李富春、李克农、李六如、李卓然(李俊杰)、肖劲光、吴芝圃、吴亮平、阮啸山、周恩来、林伯渠、陈彭年、欧阳钦、杨尚昆、胡耀邦、陆定一、张闻天、张爱萍、聂荣臻、谢觉哉、祝志坚、徐特立、钱之光、郑重、顾作霖夫妇、贾拓夫、黄火青、黄志竞、傅钟、董必武、曾三、蔡畅、蔡树藩、瞿秋白等数百人先后抵达苏区,胜利完成党中央从上海转移苏区的里程碑使命。
1931年9月,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中央决定,恩来、富春、蔡畅等同志也先后分批转移去苏区。为了安排这些同志去苏区的路线,德峰亲自分区域、分地段,多次找相关交通站负责人,专门研究行进路线,抽调一批忠实、可靠、富有经验的交通员护送,并在必要的地方还组织了武装护送。1931年10月,因环境再不能允许德峰再工作下去,中央决定陈刚同志接替他的工作,为了给恩来等同志去苏区打前站,进一步安排落实绝对安全、可靠行走路线, 携帶20万元捐款同欧阳钦同志一道经香港先行去中央苏区。据德峰后来讲,恩来等同志启程去苏区, 启用了由他直接领导控制的某些很少启用的绝对机密的交通点。恩来是由精干、可靠的肖桂昌(绰号小广东)、李沛群、黄华等交通员分工、分段护送接站的。据李沛群回忆,他同肖桂昌陪周恩来到福建汀州中共闽粵赣苏区省委的确切时间是1931年12月21或22日,记忆只有一天误差。恩来等同志进苏区后,给中央苏区的交通系统起名叫“工农通讯社”,附设在国家保卫局下,“工农通讯社”设有交通大队和大、中、小交通站,边防站,还专门设有武装交通。武装交通员都是由从红军中调来的班长或彭杨军事学校(红军大学前身)的毕业生骨干来担任。
德峰在上海任交通局长时,每逢重大任务和建立重要交通站,他都事必躬亲,亲临现场组织领导。1929年至1931年期间,德峰经常往来上海、南京等地进行特殊任务的组织和工作安排。1931年正月,我已怀孕七个多月,因掩护工作需要,我仍陪同德峰前往南京,专门组织安排一项特别情报交通任务,因奔波劳累而早产于1931年正月14日,在南京生下大女儿,以南京简称宁取名宁生。这期间,恩来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长等职务,德峰除负责秘密交通工作外,还协助恩来同志对干部进行审查、分配工作、安排谈话及参与组织营救被捕同志等项工作。伍修权等同志从苏联回来,就是德峰代恩来同志谈话安排去苏区搞军事工作的。
据德峰后来讲,1931年1月上旬,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干预下,补选王明为中共中央委员,并强塞进政治局,成为政治局委员,并担任了江苏省委书记,王明进入政治局后,打着共产国际、米夫等人的牌子,到处压人,四中全会实际上是米夫、王明联合控制会议,篡夺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全过程批判打击恩来、秋白等同志,从此王明的冒险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占统治地位长达四年之久。四中全会以后,党中央的威信极度下降,党内思想极度混乱,小组织派别活动四处皆有,情绪严重对立,罗章龙要搞第二中央、原江苏省委书记不服要成立第二江苏省委……,党出现了分裂的危险。为维护党的统一,恩来同志在遭受王明等人打击、排挤的情况下,仍以革命事业为重,竭尽全力四处做工作,说服教育党员要顾全大局,以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为重,坚决反对分裂、削弱、瓦解党力量的小组织、非组织活动。最后有些人不听党组织劝阻,仍坚持己见,继续进行小组织活动而被开除党籍。一次他们在秘密集会时,由于叛徒出卖,被国民党特务抓捕关进监狱。在狱中,国民党反动派威逼利诱他们说: “你们已经被共产党遗弃,开除党籍,只要与我们合作,我们会重用给你们高官厚禄……”但这些同志始终坚持共产党员的坚定立场、信仰,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怒斥了国民党反动派威逼、利诱,最后大义凛然地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刑场上英勇就义。恩来同志也曾指示德峰等同志去设法营救过这些同志,但可惜有些同志未能营救成功,最后壮烈牺牲。事后,周恩来坚持建议党组织依据这些同志在狱中的表现情况恢复了他们的党籍,并追认为革命烈士。后来德峰经常以这一沉痛事例为教训,教育我和孩子们: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事业应无私无畏,在党内有意见、分歧甚至争论、斗争是正常的,但不管什么情况也决不允许搞非组织、小组织派别活动,即便是你的观点、意见正确不被组织采纳,甚至遭受一时不白之冤,受多大打击、挫折也不能背叛分裂党、削弱革命力量、涣散革命队伍,在大敌当前时每个共产党员要以大局为重,顾全、维护全党的团结、统一和威信,恩来、富春、弼时等同志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典范,他们确实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任劳任怨,做了一辈子老黄牛。
1932年5月,组织决定我进苏区,我装扮成女工按约定的时间准时到达接头地点,先后由交通员李沛群等同志按预定的交通路线送我进苏区。那是从白区到苏区的一条重要交通线,从汕头出发,经大埔过国民党封锁线,再通过游击区进入苏区。当时斗环境很残酷,很多地区是白天不能走,只能夜行赶路,经常从这个交通站到那个交通站,由交通员领着摸黑走路,根本不许交谈说话,到站后,送的交通员拉着我的手,把我交给接的交通员,灯也不点,新交通员接手后把我拉到床边拍拍枕头,塞给我一块干粮一壶水,踢踢脚边的马桶就走了,第二天天黑后又有人接着送我走。记得过封锁线时,那地方刚打过仗,头一天交通员带我隐蔽住进了一座废弃的碉堡里,天黑以后,交通员带我爬过封锁线。那天晚上伸手不见五指,我在交通员的带领下,一路磕磕绊绊地走爬过封锁沟, 有一段路脚下时常会踢到或踩到一些圆咕噜或绊脚的东西,到了目的地,等天亮之后,我发现穿的一双白鞋(当时上海女工爱穿白布鞋)上沾满了血污,才知道我们那段路是从死人堆里走过来的。
到瑞金后,见到德峰时已疲劳不堪,马马虎虎洗了一下,连饭都没吃就倒头睡在带床帷子的大床上。朦胧中听到有人在床前说话,睁眼一看,天时已过午,帐帷子已被打开,几位女同志站在床边正看着我说话,看见我醒了,一位大姐和蔼可亲地对我说:“好漂亮的小妹妹,这哪像生过三个孩子的妈妈呀!”……。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小超大姐(当时大家都亲切地称邓颖超同志为小超大姐,在上海做秘密工作时因纪律严格,工作关系我只见到过恩来同志,从未与小超大姐谋面)。
到苏区后,我被分配到军委机要科当科长,主要任务是负责军委的机要文件和译码保管、文件送阅签发等工作。我经常去给(毛)主席、(朱)老总和恩来等军委领导同志送阅、签发文件。由于我读过私塾,字写得整齐、漂亮,文件、报告写得流利通畅,经常受到(周)总理、(毛)主席、(朱)老总等领导同志夸奖。因工作关系,我经常与小超大姐和(贺)子珍、(康) 克清等同志接触,他们很快都成了我的良师、益友,特别是小超大姐,在工作和思想上都给予我很多支持和帮助。小超大姐为人非常持重、老练成熟、平易近人。1933年4月,德峰从江西被王明等人发配到湘赣苏区三个月后,我生了第二个女儿,因在江西苏区生的,所以取名苏生,又因生她的前一天晚上做梦,梦见一盆非常好看的兰花,加之她一出生就非常漂亮可爱,所以,后来又取名叫兰妮。小超大姐到医院看我,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元德,现在国民党多次对苏区发动围剿,局势越来越紧张了。凡是带孩子的女同志都要疏散回老家去,德峰正在挨整,你不能与其他人攀比,你赶快把孩子送人,设法要求调湘赣苏区与德峰在一起。否则,疏散回家就意味着脱离革命队伍、与德峰分离……。我看着怀里的孩子,虽然舍不得,但一想小超大姐讲的非常有道理,当即点头答应将孩子送人,并请她到我原住的合作社主任家,问他老婆生了没有,如果生了女孩叫他把苏生抱去当媳妇。因我在合作社主任家住时他已有一个两岁男孩,他老婆也正怀孕,快要生产了,他老婆告诉我希望这次能生个女孩,好给儿子换个媳妇回来养。当时江西农民生活很苦,由于婚嫁聘礼、陪嫁都很重,所以很多贫苦农民娶不起媳妇,嫁不起姑娘,只要生了姑娘不管有没有儿子,都要把自己的女儿送出去,换一个童养媳或望郎媳回来养。我曾开玩笑对她说过,要是我俩都生女孩,我就把女儿送你同志嫂(当时苏区对已婚妇女的尊称)当童养媳养,要是都是儿子,就让他们结为兄弟。第三天一大早,合作社主任夫妇就提着一篮子鸡蛋来看我,高兴地告诉我她生了个女儿,已经抱她给人做童养媳去了,她从我手中接过兰妮说:这妹伢子真漂亮,同志嫂,你放心,我奶水足,决亏不了妹伢子。在关键时刻,由于邓大姐和恩来等同志的关心、教诲,我才能轻装前进,继续长征北上抗日。
1936年12月1日,我们随红二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保安县。长征中,德峰先后任六军团保卫局长、二方面军保卫局局长、中共湘鄂川黔边区临时省委省肃反委员会主席、中共西北局白区工作部部长等职。我先后任六军团保卫局党支部书记、红军医院宣传科长等职。对于保卫局培养出来的干部、战士,很多领导、老同志都认为可靠、得力,所以经常向德峰要人调到自己身边工作。国共第二次和谈时,跟随恩来同志、小超大姐去西安、重庆等地的副官、警卫人员曾威、彭海贵、颜泰龙、吴志坚等,都是从德峰的警卫员、勤务员中选调去的。吴志坚同志跟随恩来同志,曾用身体挡住敌人偷袭,保护了恩来同志的安全,后来在一次日军飞机轰炸时不幸牺牲了,恩来同志和小超大姐每次与我们谈起他来,都怀念不已,夸他是个难得的好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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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春叶剑英、危拱之、徐明、元德、吴志坚、张纯清、邓颖超、任泊生在西安北曲道上

到保安后,德峰即分配到中共中央外交部对外联络局任局长,我仍在整休学习,等待分配工作。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西安发动兵谏,把正在西安视查的蒋介石扣起来,逼蒋抗日,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中国西安“双十二事变”。当日,张、杨二将军即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内战等八项主张。同时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团结抗日大计。“事变”发生后,恩来同志即召集克农、德峰等同志开会研究形势、对策。依据当时国际、国内相应出现的各种情况,恩来等领导同志分析认为,南京国民政府中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进攻、派飞机轰炸西安,是唯恐天下不乱,推波助澜、扩大事态,趁机取代蒋介石在南京政府中的控制权力。如果何应钦的这一阴谋实现,则对中国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斗争极为不利。而英、美及亲英、美的四大家族代表宋子文、孔祥熙则急于化解事态,和谈解救蒋介石,这对我们争取国民党、团结全民族实现统一战线共同抗日和取得世界反法西斯国际战线的援助、支持是极为有力的。中共中央顾全大局,明确决定按“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接受张、杨二将军邀请,派恩来同志率代表团去西安,协商和平解决“事变”问题。那天晚上德峰开会回来即通知我,恩来同志命他和我带肖佛先、岷生等人立即出发,赶赴延安飞机场,等候随恩来同机去西安。等我们轻装急行军赶到延安机场时,才知张学良将军派到延安接恩来同志的专机是一架小飞机,因人多装不下,恩来同志和德峰乘机先走了,我和肖佛先、岷生还有恩来同志的两位副官(参谋)等人员留下,改乘军用卡车去西安。
几天后,我们赶到西安时,德峰随恩来等同志去张将军官邸开会不在,由张学良的一位副官接待我们,安排我们住进了六国饭店。在六国饭店住了将近十多天后,根据恩来同志决定,我们重新制装,换去从延安带去的所有服装和物品,从六国饭店搬进西安兴隆巷的一个四合院居住,恩来同志曾多次到兴隆巷我们机关驻地与德峰单独长谈、指示工作。据德峰讲,蒋介石回南京后形势突变,蒋介石将送他回去的张学良将军当即扣押、软禁,不允许张将军返回西安东北军,也不允许任何人见张将军(这一点恩来等同志早有先知先觉,曾一再劝阻张将军不必亲自恭送蒋回南京……。张为表示对蒋忠诚,不听劝阻,私自陪同蒋回南京),同时还发表了所谓“对张、杨训词”,说在西安答应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停止内战等等条件是他被“反动派”包围压力所为,并漫骂攻击我党和东北军、西北军及爱国民众。因此现有的和平局面有可能很快再次被打破,国民党的反动势力会很快卷土重来。恩来同志根据毛主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指示精神,趁现在的混乱局面,决定德峰留在西安负责组织、领导秘密情报工作,守护延安大门、保卫边区。我和德峰再次由公开转入地下,开展秘密情报工作。德峰化名吴铁铮,河南信阳人,以《工商日报》记者身份报了户口,肖佛先则以勤杂听差的远房穷亲戚身份与我们同住。这期间来过兴隆巷商谈工作的还有叶剑英、李一氓、梁明德等同志。
当时我们派到西安工作时没有组织名称,更没有任何任命和职务,     我们这个组织因党员多,所以建立了党支部。开始大家选我为支部书记,罗青长同志调来后,德峰从工作出发,建议支部改选罗青长为支部书记,我便被改选当了组织委员。当时,党在西安的秘密机构还有地下党陕西省委,杨清同志(欧阳钦)任省委书记。公开的组织机构有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由伍云甫同志负责并担任办事处主任。德峰先后以《工商日报》记者和国民党38军高参等身份开展秘密情报工作,我则以太太、晋城学校教员等身份掩护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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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元德在西安竞存学校任教(右一穿白色旗袍者)

在西安做秘密工作时经费来源有限,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费只有三元钱,孩子也是,我在竞存中学任教时挣的一份工资按规定都全交组织统一使用,我送岷生回武汉时德峰的母亲和二伯父给我的钱德峰也全部拿去交给组织使用了。在艰苦的秘密环境中同志间的关系亲密无间,同甘共苦、共度难关,视同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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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秘密情报机关艰苦集体生活的实况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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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右起)邓颖超与危拱之、戚元德在西安合影

1937年元旦后,小超大姐因休养治疗肺结核病,也到兴隆巷与我们同住。小超大姐一共怀过两次孕,第一个孩子为了不影响工作做了人工流产,第二个孩子因难产胎死腹中,从此再没有生育。恩来同志、小超大姐虽然自己没有孩子,但把烈士的子弟和战友的孩子都视
为己出,非常疼爱、关心。小超大姐在兴隆巷居住时,非常喜爱我的三女儿岷生(长征在岷山出生的,也曾因工作环境不允许多次送人当童养媳、丫头、养女,1949年全国解放后才找回来),她经常喜欢地抱着岷生、拉着她的裤腿闻尿臊味,口中还开心地唱道,“我们的岷岷,我们的心肝,我们的尿臊、我们的尿桶,哒哒嘀哒嘀冲锋号响,熏死了东洋寇、冲走了日本鬼”,小超大姐当时抱着岷生让德峰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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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邓妈妈抱岷生合影

不少相。她为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与我们住在一起时俨如一家。记得1938年恩来同志去南京,德峰在花园里给小超大姐照了一张照片,德峰在照片背面风趣地写道“邓小超,若有所思,一九三八年恩来到南京未回时摄影”,小超大姐看了大笑不止,恩来回来时她拿给恩来看,恩来同志也笑了。小超大姐作为恩来同志的贤内助,在党内是众所周知的,他们夫妻感情深、配合默契,作为模范夫妻是大家推崇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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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3 8年在西安吴德峰为邓颖超摄影及背注

恩来同志在工作上原则性很强,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对每个同志要求非常严格,从不姑息养奸,但对革命同志及其家人的生活困难、疾苦非常关心。武汉沦陷前夕,恩来同志正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视查工作,这时武汉的情况很混乱,国民党的军政要员、政府机关、学校、老百姓大量外迁、外逃,当时我父亲和继母也准备全家逃难,后因无钱只买了一张船票,另给水手塞了点钱搞到一张黄鱼票(黑票),父亲让继母带着我弟弟元靖先走,继母坚持让父亲带着元靖走,正在相互推让难舍难分之际,恩来同志想到了我还有二老在汉口居住,派人到我家去看看,得知二老上述情况后,立即叫人买了三张去西安的闷罐子火车票,(当时车票紧张,货车箱也卖票,客人挤在一起席地而坐),第二天将二老送上火车。我和德峰在西安车站见到我父母时非常高兴,这时我元靖弟已九岁,长的很高也很懂事,父亲见到我一再说要不是恩来同志关照,我们父女可能再难见面了。确实,当时兵慌马乱,分离就可能是生离死别,是恩来同志让我们一家能在战乱中团聚,我父亲在世时经常念念不忘周副主席的关怀。
从中央来讲,对德峰的工作确实是非常支持、信任的,每一次德峰回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主席、恩来等同志都要专门找德峰谈上好久,反复了解研究问题,德峰曾组织对西安的社会人员状况做过详尽的调查,经过认真的分析汇总,认为“左”、“中”、“右”三种势力两头小中间大,呈枣核型,反对共产党、不愿抗日的,和拥护共产党、坚决抗日的是两头小,中间派则占多数,这些材料报毛主席后深受赞许,为我们党制定“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打击顽固势力”的方针,以及当时政权建设中实行“三三制”政策提供了决定性参考。记得一次我们根据德峰调研分析的情况,向中央报告国民党正在重庆召开一个反共高级会议,新的反共阴谋行动即将出台,中央接到电报后即发电询问重庆方面,回答查无此事。恩来同志知道后,立即对有关部门同志讲,德峰同志的情报向来是准确无误的,你们再发电询问德峰情报来源,德峰立即将收集到的有关报纸刊登的国民党某些特殊身份的高级人物在重庆出现的动向、字里行间的一些信息等方面情况综合分析,再次肯定确认此情报无误答复,恩来同志再次命重庆去核查,果真与我们报告的情况相符,国民党确实是在重庆某地召集了一个极秘密的反动高级决策会议。
随着国民党反动派反共行动越来越明目张胆、露骨,我们这个组织的工作环境、任务也越来越困难艰巨。一九三九年底和一九四零年初,八路军办事处的收发员彭宗藩被敌特突击(即突然秘密抓去又突然放出做内奸),供出所谓“中共陕西省地下党省委书记吴铁铮(德峰在西安化名)”,国民党特务如临大敌,密令重金悬赏,四处捉拿吴铁铮。此情况由我们打入敌特内部的同志截获立即报告,……。与此同时,恩来同志在重庆也得到国民党内部以重金悬赏捉拿吴铁铮的消息,为了德峰的安全,要德峰立即转移撤回延安。当时德峰正在参与利用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策划领导倒戈C·C·特务头目二陈(陈立夫、陈果夫),支持朱家骅上台取代二陈的位置的重大行动,当时弓已拉开,箭在弦上,工作不能中断换人。因此德峰向中央报告,从我们打入敌人内部掌握的情况分析,敌人暂時不会怀疑到他头上,且“特务”已抓到了吴铁铮替身(德峰安排我们打入敌特机关同志,采用了鱼目混珠的调包计,将胡宗南的部下吴铁铮作为嫌犯收监)关押在监狱。待任务完成后他再撤回也来得及。恩来同志经再三斟酌后同意德峰继续留下来工作。
一九四零年六月份,德峰回延安,中央再次调任德峰组建中央交通局、担任局长,对外的公开名称叫“中共中央农村工作委员会”,机关开始设在枣园候家沟,后来为了保密方便工作搬到杨家岭后沟。我回延安后休整了几天,也分配到农委参加组织审干工作。当时派出去搞秘密情报、交通工作的同志都是单线联系,有些同志作为定时炸弹,长期潜伏到敌人内部要害部门,断绝一切对外联络,回来后都必须要通过严格的政治审查、考核,经确定确实没有问题后才能恢复组织生活、重新分配工作。我按组织决定,还亲手记载整理了许多同志可歌可泣的事迹和情况,其中不少无名英雄始终鲜为人知,甚至有的为革命牺牲了生命,他们的父母、妻子、儿女亲友都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和政治面目。解放后,我记载的这些材料,据讲都成了一些同志革命历史的见证,对此我感到欣慰。
1944年德峰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并于1945年出席了中共七大代表会。1945年德峰在延安过五十岁生日时,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曾亲自到我们机关驻地为德峰祝寿。大家谈生活、谈工作,非常开心。机关也送了一块用棉花粘成的大“寿”匾,算是对德峰的祝福。
1946年我和德峰等人从延安出发,原任务是到东北去,因停战谈判达成协议,我们到了张家口,恩来同志决定紧急调遣德峰去北平军调处工作(授穿中将衔服),因德峰急性盲肠炎突发,改派克农同志去。军调处三人小组由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组成,当恩来同志得知德峰急性盲肠炎己用药物控制住后,又立即通知德峰赶赴北平充任军调处执行部秘书、武汉军调处顾问(不穿军服),当时武汉执行小组代表为薛子正同志(挂上校军衔),中原军区驻武汉办事处主任是郑绍文同志(挂国民党少将军衔),党内由德峰负责与郑、薛组成三人领导班子,协调武汉军调执行组和新四军办事处筹建及中原军区的军费供给、联合国救济总署的联络和搜集情报等项具体工作,此期间还向张体学旅等部传达党的“七大”会议精神。和谈破裂,在国民党特务阴谋陷害捕捉德峰前夕,德峰接恩来同志命辗转南京安全撤回。  
1948年德峰随军南下前夕,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专门在西柏坡召见其谈话, 他们讲,德峰二十年代就在武汉国民政府任公安局长,对武汉的情况最了解最有发言权。要德峰南下郑州,等待武汉解放后任特别市市长, 全面负责武汉市工作。全国解放后,我先后任中原局、郑州市、中南局、武汉市妇委书记和妇联主任及全国妇联执行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成员、全总女工部长、中直机关党委书记等职,一直在蔡畅、小超、克清等大姐领导关怀下做妇女工作,在大姐等领导的帮助、关怀指导下,使我进步都很快,工作能力、水平不断提高,受益匪浅。
1954年后,按我们意愿,德峰调回中央工作,周总理亲自任命德峰为国务院第一办公室(政法办公室)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先后当选中共七大和八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四届全国人常委。
在整个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党的情报秘密和秘密交通等隐蔽战线工作,始终处于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中,条件十分艰苦,险象环生,每个工作人员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因此参加这类工作的人员都是从党内挑选的无私无畏、机智勇敢、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愿为革命事业献身的英勇战士。由于处于白色恐怖的环境中,相互往来都是单线联系,很多可歌可泣无名英雄的事迹鲜为人知,解放后,很多老同志离开了此部门,奔向其他战线,忙于国家建设工作,无暇顾及和组织人回忆整理编写这些情况。解放后,德峰曾因过去为党工作过的一些秘密情报、交通人员离开了这些系统,遇到的不少历史纠葛证明问题,向恩来同志汇报请示过。恩来同志很重视这件事,曾明确表示,一定找个适当机会,把这些同志或遗属找到一起开个座谈会,照个相,做个结论,留做日后历史的鉴证。可惜,文革前恩来同志身为总理,日理万机,一直很忙,未能实现,到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对革命有贡献的老革命、老同志都被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恩来同志也处处受到围攻、刁难,他天天忙于奔波、救火,再无实现这一心愿的机会,使这件事成为了历史的永久遗憾。
1966年,江青、谢富治等人欺上瞒下,对上,说吴德峰态度不好拒不检查错误,群众不谅解他,对下则说,吴德峰问题很严重,是 “走资派”、“三反分子”、“大特务头子”(说德峰过去领导下的很多同志是“造反派”揪出来的“特务”)、“大叛徒头子”(说德峰从未被敌人捕到过,就有与敌人私通严重问题)、“地主、官僚、军阀、大房产主的孝子贤孙”(指德峰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对德峰实行专政,变相关押。德峰病重时,我亦病重瘫在床上起不来,我只好自费派国良(小女婿)到天津药厂买大量激素吃,硬撑起床指挥孩子们分头写信,去找周总理、王震、罗青长等老同志……。周总理得知德峰已病危,仍被残酷批斗、折磨的消息后,立即亲自打电话,通知医院全力抢救,没有他的批准,不许出院,将德峰在北京医院保护起来。由于江青、谢富治心怀鬼胎,非置德峰于死地不可,对恩来同志“保护、解放德峰”的多次讲话、批示不理不睬。恩来同志不得不让罗青长同志将给他的报告先送康生批后转他再批,批示上明确指出,吴德峰同志是忠于党、忠于革命的,他和王明、张国焘等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做过坚决的斗争,在打败胡宗南的战斗中,立过很大功劳。要谢富治“保”,但仍不奏效。
1969年的“五一”节,周总理只得在天安门上当着高院军代表和群众代表的面,亲自向毛主席汇报说:据讲吴德老(总理对吴德峰尊称,以示区别吴玉章吴老)身体很不好,到现在还未解放。主席听了很生气,明确表态说:德峰同志有什么问题,德峰是个好同志,一定要立即解放……。这是周总理回到中南海后,派王震同志当天晚上从中南海坐他的专车,到护国寺大街八号对我和德峰讲述的(当时王震、廖承志等被总理保在中南海),第二天德峰就被解放。
过了不久,德峰参加集会,天安门上见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毛主席亲切握着德峰的手说:“德峰同志,你也老了。你是我的老战友了,你要把你过去的工作经验传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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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毛主席在天安城楼上亲地握着吴德峰手要他交好革命的班…… 。

1969年林彪发布一号通令,又有人借疏散为名,通知年逾古稀的德峰和我一起遣散回湖北保康老家。王震听到后,邀德峰、袁任远等老战友一同去江西老根据地,行李打好准备托运时,周总理得知立即通知有关部门说,吴德老知道党内的秘密情况太多(德峰素有党内活字典之称)不准离开中央。当时德峰年事已高(73岁),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我的病更多,身体还不如德峰,总理的再次关照使我和德峰又逃过一劫(当时有很多老同志出去了就再没有回来)。
    在周总理最后一次举行国庆节国宴招待会时,德峰也接到请帖,赴宴前XXX突然叫人把德峰原专用汽车调走,换来一台旧华沙车,车到门口就熄火再也不能起动。无奈孩子、秘书、公务员将车推至人大会堂……。周总理知道后非常生气,问为什么老是有人在背后整吴德老,要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通知德峰的秘书和司机,从他的备用车中选一台吉姆车为德峰专用车,并通知有关部门,今后任何人不准调用此车。在文革中恩来同志就是这样千方百计的与“四人帮”及其爪牙斗争,保护了不少革命好同志、挽救了不少战友的生命。                          
(吴持生、刘卫东依据戚元德《忆往事浮想联翩》等文章整理和加注)

  后   记
(吴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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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3 9年夏邓妈妈怀抱伍绍祖左)、吴持生(右) 在西安八办合影

    1974年11月2日妈妈去逝后的第二天一大早,孔原叔叔等同志怕我父亲吴德峰同志一下接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就赶到西松树胡同陪伴我父亲来了。当时周总理在重病中,派邓颖超妈妈代表他来看望我父亲,康克清妈妈也代表朱德委员长来了,她们分别传达了周总理和朱德委员长的关怀,安慰吴德老不要过分悲痛,要为革命事业好好保重自己,教育好子女......。当时邓妈妈正在患眼疾双目通红,但仍按事先约定由邓妈妈通知我父亲母亲去逝的消息。邓妈妈对我父亲说,“吴德老!元德同志昨天半夜去逝了,我知道你们是恩爱夫妻、相伴几十年感情很深,我们是唯物主义者,人总是要死的,这是自然规律,我们都会有这一天,你要节哀止痛,教育孩子们学习他们妈妈一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优良品德”。当我父亲转达我母亲生前遗愿,将遗体献医院作病历解剖,为中国医学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奉献时邓妈妈、康妈妈和孔原叔叔等同志,马上点头表示赞同,并向在场的北京医院护士、大夫们说,你们要感谢戚大姐对你们工作的关怀与支持,这就是我们辩证唯物主义者、共产党人无私、无畏的伟大精神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德。邓妈妈谈话中还提到:总理听到有人现在还在整你,对这件事,总理非常生气地说,总是有那么些人老是不肯放过吴德老……。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举国上下同哀。我在燃化部太康干校接到国良的来信说,得知总理逝世的消息后,爸爸悲痛万分。追悼会那天爸爸很早就赶到会场,环顾四周,看到民众发自内心的悲痛,看到万民自发十里长街相送的动人场面,爸爸心情豁然开朗,不自主的脸上绽放出笑容。他后来欣慰地对我们说,总理一生光明正大、胸怀宽广、无私无畏,他一心一意为国为民、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是为党、为革命的事业活活累死在总理岗位上的。人民的总理爱人民,人民的总理人民爱,民众心里的一杆称是最公正的、是谁也抵毁不了的,周总理的精神万古长存、永垂不朽!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1976年12月11日我父亲在北京医院去逝,邓妈妈亲自参加了追悼会,握着我们兄妹们的手说,吴德老去逝了我心里很难过,你们要学习你们父亲对党、对革命事业忠贞不二的高贵品德,继承他的革命遗志!邓妈妈的教导我们兄妹牢记心中,並传承教诲我们的后辈子孙牢记永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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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在追悼会上邓妈妈嘱吴持生兄妹学习父亲高贵品德,继承父亲的革命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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