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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实说:(历史):刘大姐上书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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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7-16 16:29:5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刘爱民(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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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者言】刘建章(1910~2008),男,河北省景县人,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铁道部原部长、党组书记。1968年初,时任铁道部副部长、西南三线铁路建设副总指挥的刘建章被一伙军人抓走并失踪5年。他的妻子刘淑清(人称“刘大姐”)苦苦寻觅丈夫数年后,毅然上书毛主席,终使丈夫被营救出狱。这次营救也促使毛泽东和周恩来推动了一次监狱系统的大整顿,使许多“文革”中被捕的老干部待遇得到改善,重获生的希望。这些老干部的陆续“解放”,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干部基础。正因为有他们的坚定支持,党中央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决策,才得以顺利实施。刘大姐的举动,遂在老干部中间传为美谈,也成为许许多多老干部在那个特殊年代的一个缩影。1987年刘大姐去世时,著名抗日将领吕正操将军为悼念她写道:“投石天开惊四野,迁客囚友弓折节,斯人先去重如山,生者长怀刘大姐。”
不久前,刘建章、刘大姐的四女刘爱民接受了笔者的专访,回忆了这一段至今仍惊心而难忘的往事。

爸爸被抓走了
1968年2月13日(农历正月十五)夜里,我们已经入睡,突然有人按我家的门铃。我家那时候住的是一幢独立的两层小楼,我们孩子们和父母都住在楼上。是我家阿姨去开的门,她问来者有什么事,回答说是查户口的。大门刚一打开,一群穿着军装的人就径直向二楼我爸妈的卧室冲去。
当时,我和妹妹及一个侄女在家,我们被惊醒后,急忙披上衣服追了过去,看到爸妈已被那伙儿人从卧室拽到外边的房间,为首的一个军人正在向爸爸宣读北京卫戍区的拘捕令。然后让爸爸签字,爸爸没有签。我当时在喊:“不签不签,你们是冒充的,是铁道兵的造反派!”妹妹这时要去打电话向国务院报告此事,刚拿起电话,就被他们“啪”的一声打到了地上。
在那个寒冷的冬夜,爸爸连外衣都没有穿,就被那伙人强行戴上手铐,推上吉普车。爸爸就这样被抓走了,我们都傻了。
当时妈妈还比较冷静,说先给国务院打个电话(此前一段时间爸爸是被保护在国务院的),然后又给当时也在国务院暂避的王震伯伯打了电话。但谁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既不知道爸爸是被谁抓的,也不知道被抓到哪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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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刘建章、刘淑清夫妇1948年在石家庄合影
天亮以后,妈妈说,既然他们说是卫戍区的人,那就去卫戍区打听一下。我们准备了带给爸爸的洗漱用具、换洗衣物等,去卫戍区传达室等了半天,虽然没有得到爸爸的确切消息,但是他们收下了东西,当时还觉得挺欣慰的,爸爸真可能是被关在卫戍区了。回家后不久,给爸爸送去的东西又被退了回来,疑惑和焦虑继续笼罩在妈妈和我们心头,没有爸爸的任何消息。
不是第一次被抓
其实,这不是爸爸第一次被抓走了。
本来听说西南三线不搞运动的,爸爸就一直在工地指挥修成昆线。但是1967年“1月风暴”之后,铁道兵造反派到西昌工地指挥部夺了权,把当时的主要领导干部都给关押起来。那时江青正在北京鼓动造反派批斗吕正操(时任铁道部长),说是要打倒“正操思想”。我爸爸被认为是“正操思想”的主要执行者,在西昌被揪斗、游街。
当时妈妈也在西昌,造反派把爸爸关押后,勒令妈妈离开西昌。那时我和妹妹还在铁路工地劳动锻炼,还准备春节时到西昌跟爸妈一起过年呢。想不到传来的消息是爸爸被关押批斗,让我们尽快想办法离开工地回北京。我和妹妹设法搭上了邮局运送邮件的闷罐车到喜德,转火车回到北京。
我们回北京以后,跟爸爸还能通电话。后来“造反派”不许爸爸接电话了,我们只能通过西昌电话总机转递消息。据我三哥回忆,由于他那时是现役军人,妈妈曾让他利用军线电话了解爸爸的情况。妈妈特别不放心,自己一个人又去了一趟西昌,从成都坐的小飞机。结果到了西昌,造反派不让她见我爸爸,硬是把她撵回来了。
后来,西昌电话局帮忙转递消息的人告诉我们,说我爸爸被“造反派”揪来斗去,不知被哪派抓走了,已经不在西昌了。大约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我们打听不到爸爸的消息。爸爸失踪了。
1967年8、9月份的一天,家里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三哥接的,他一听是爸爸的声音,就赶快把话筒递给妈妈。爸爸说他现在被拘留在北京西郊中科院的“红卫兵作战处”,他们允许他给家里打电话,而且可以让家里人去看他。
妈妈迫不及待地带我们前去探视,看到爸爸脸上有伤,身体虚弱的样子,特别不放心。当时我大姐刘润芬在外交部翻译室任机要秘书,她给李富春副总理办公室写信反映了爸爸的情况,要求得到保护。
没过几天,我们又接到爸爸的电话,他说放心吧,我现在在“红太阳”身边。那时,爸爸已被接到国务院保护起来,跟王震(时任农垦部部长)做邻居。原来李富春接到信以后,立即派联络员到中科院,把我爸爸接到了中南海。
据我大姐回忆,爸爸一进中南海,就请求中央立即设法救出和保护还在西南铁路工地生死不明的彭敏、黎光等领导同志。后来,国务院和军委开会研究西南三线的建设问题,有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谷牧等人参加,会议决定让我爸爸回西昌继续领导修成昆线。根据国务院的安排,先让爸爸回家过春节,等候返回西南的通知。
爸爸幸运地和家人一起过了春节,没想到突然发生爸爸在元宵节夜晚被抓走的事情。
爸爸被抓走不久,我们听到一些传言,说铁道部最大的黑帮分子就是刘建章,还说在我们家搜出了电台以及与台湾联络的地图等。听了这些谎言之后,我觉得自己好像突然长大了。过去,我容易轻信那些听来的消息,以为那都是真的。现在摊到自己家了,我才弄明白一个道理:听到的未必都是事实!
家属们互通消息
我们一直不知道爸爸的下落,所以到处打听,结果了解到很多叔叔伯伯那段时间也都不知去向了。他们中的多数人是以开会或去什么地方办事为名被扣押,从此与家人失去了联系。于是家属们就互相地串消息,猜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亲人可能会在什么地方。哪怕是“小道消息”也都特别渴望知道。
当时经常来我们家的有原铁道部部长、铁道兵第一政委吕正操的夫人刘莎阿姨,原河北省军区司令员、总参军务部副部长王光华的夫人于烈阿姨,还有国务院副秘书长高登榜的夫人刘健阿姨等。我记得那时候经常有“造反派”到我家骚扰,为了避免麻烦,我们还定下了来访的暗号,只要听到我家门铃的响声是两长一短,就知道是自己人来了。
由于爸爸的工资被冻结,家里生活比较困难。特别是冬天,家里的暖气也被铁道部给停了。好在妈妈平时与邻居相处得十分融洽,他们都主动过来教我们做煤坯,生炉子。为了节省开支,我们都搬到楼下的两间房里,男女分住。
我是1966届老高三的,我们那一届大多数是去东北建设兵团,但我是所谓的“黑帮子女”,不够资格去边境地区。当时我特别怕,万一把我押上去宁夏或者甘肃,这辈子怕回不了家了。我觉得山西离家近一点,就决定去山西插队。我是在爸爸没有音讯、妈妈被隔离审查的情况下,于1968年12月31日去插队的。我生怕农民不要我,就是带着这种复杂的心情去的。
妈妈被解除隔离审查以后,铁道部的“造反派”还要求她每天早7点前必须到部机关打扫卫生。她已年过半百,又是解放脚(裹过又放开的大小脚),每天还要罚她跑上跑下爬8层楼送开水。
收留“黑帮”子女
记得有一次我从山西回来,刚进家门妈妈就说擦把脸赶快跟我走,到和平里“黑帮楼”去找吕正操家的孩子。妈妈想找的是吕家最小的小女儿,吕小妹。但是没有找到。
吕小妹(吕彤邻)后来这样告诉我们:“爸爸妈妈被抓走以后,我就被赶到和平里一个破破烂烂的简易楼里。那时候贺龙、林枫、乌兰夫家人好像都被赶到那里,家家都是一帮小孩。我听街道的人说,有一个老太太来找过我,我把这件事转告妈妈,妈妈说那个老太太很可能是刘建章的夫人—刘大姐。我跑到你们家询问,结果对上了。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妈妈后,她就说,你可以住到他们家,这样妈妈就可以放心了。我住到你们家后,刘妈妈对我比对自己亲女儿还要好,她肯定觉得我那么小,爸妈都不在身边,完全出于同情心。她自己有九个孩子,却对大家都挺慈爱的,不仅管自己的孩子,我们这些小流浪儿她也管了。”
宋任穷的女儿宋云飞也是妈妈当时收留下来的小孩之一,她后来回忆:“当年那段时间,是我一生中永远不会忘的日子。刘(建章)叔叔被抓起来后,他们家的生活费紧缺,孩子本来就特别多,又增加了我这一张嘴,可以想象刘妈妈那时是多么难呀!在当时那样混乱的情况下,我们对自己的前途感到很迷茫,不知道将来等待我们会是什么样,可是刘妈妈就鼓励我学中医。她对我一生的帮助都是非常大的,真是跟亲妈妈一样。”
别人不敢接近的“黑帮家属”、“黑帮子女”,妈妈却一点不避嫌。我还曾和妈妈一起去找过魏莲一(原北京市委秘书长李续刚的夫人,北京铁二中校长)。妈妈听说李续刚在干校被批斗致死,所以要去看望一下魏莲一和她的女儿。那时她们已经被赶到很远的地方居住,好不容易找到以后,妈妈就把她们母女俩接到我家住过一段时间。
看到了希望
1971年9月的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已经睡着了,半夜时分,妈妈从外边回来把我推醒了,对我说,你知道吗,林彪出事了。我当时特别兴奋,觉得中央可是抓住坏人了。虽然我不了解党内的情况,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有这些坏人,爸爸才被冤枉的,所以那时候就盼望着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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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刘建章(前排右二)出狱后和刘淑清(前排左二)及九子女合影
在这之前我们曾不断地给周总理、李富春副总理办公室写信询问爸爸的消息,均无回音。我们的信一般是大姐在山西干校起草,寄回北京,由妹妹小八抄下来,以小八、小九的名义送上去。因为哥哥姐姐们都有工作,又都是党员,容易引起麻烦。小八、小九还算是学生,他们去写,也许更安全一些。
林彪事件后,陆续有一些老干部被“解放”了,有些人保外就医,有些人参加什么会在报纸上露面了。那时,我们特别注意这方面的消息,感到又有希望了。我们继续给周总理写信。
当时我并不知道,妈妈已得到可靠消息,铁道部专案组已经把我爸爸的问题查清楚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大姐刘润芬与冀朝铸(毛主席、周总理的英语翻译)在同一个部门工作,关系不错,他平时也挺关心我们家的情况。在一次活动中,他遇到铁道部“军管会”主任杨杰,问起了我爸爸的情况,杨杰说我们已经审查清楚了,刘建章没什么问题。冀朝铸听后挺高兴,回来就马上告诉我大姐,大姐很快就跟妈妈说了。
爸爸去世以后,我走访了原铁道部专案组的王守几同志,才知道爸爸是因为牵扯到王任重的案子被抓的。王任重当时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后来突然被抓起来了。我爸爸因为是王任重的入党介绍人,因此受到牵连。王任重的案子是“中央一办”(康生等人把持的中央专案组)负责的,所以我爸爸的事也由“中央一办”来办。他们把当年“太行整风”时中央已做过结论的问题又翻出来给我爸爸定了四大罪状:叛徒、托派、国特、汉奸。立了案以后,直接抓进了秦城监狱。然后“中央一办”责成铁道部成立一个专案组,配合他们调查我爸爸的罪状。
我爸爸是1926年的老共产党员,1929年前后,他在东北进行革命活动时,曾经被捕坐过一年监狱。在监狱里,他给在押犯人上文化课,给典狱长的儿子补习功课,还发展了典狱长的勤务兵为中共党员。“中央一办”说这些就是他叛变革命的罪状,但铁道部专案组的意见与此相反,认为我爸爸不但没有叛变,而且是在为党工作。中央专案组就认为铁道部专案组的人立场有问题,不许他们继续介入我爸爸问题的调查。但铁道部专案组始终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逐个问题继续调查,终于在1971年全部查清了爸爸的所谓问题,并且做出了正确结论。但中央专案组很长一段时间拒不承认铁道部党组做出的结论。
爸爸被关在秦城监狱
“林彪事件”之后,国内政治形势有所改善。到1972年年中,我爸爸被关押已经四五年了,终于得到上面的通知说,我们可以到监狱去探望爸爸了。
那个时候,我已经上北京医学院了。记得是我男朋友到北医去找的我,让我赶快请假回家,第二天全家要到秦城监狱探视爸爸。我那时候听到爸爸在监狱,也没太惊讶。甚至觉得把他关在监狱,可能比关押在造反派那儿更保险一些。
我们陆续回到家后,妈妈说明天一块到秦城监狱去看爸爸,要求谁也不许哭,不许在爸爸面前掉一滴泪。专案组的人还规定不许跟爸爸讲林彪的事。但是我们跟妈妈商量,一定要将这件事告诉爸爸。当时我们还设计了掩护方案,好让爸爸妈妈能够充分交谈。
秦城的外表看不出是个监狱,就像一个大机关的模样。我们进了一个比较简单的会客室,想象着爸爸可能从哪个方向出来? 西边有一个走廊,我就一直紧盯着那里。一会儿看见几个军人簇拥着一个穿着灰黑色的囚衣,又矮又瘦、秃头的小老头出来了。当时我特别吃惊,几年不见,我那个酷爱体育体格健壮身材匀称的爸爸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我们的心在颤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我们都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我们答应过妈妈不哭的。
我们扶着妈妈围拢在爸爸身边,记得爸爸是一个一个仔细看着我们,看到弟弟时,他突然问这是谁,妈妈告诉他这是小九,孩子已经长大了。然后大家把爸爸妈妈围起来,我们则在周围有意晃动着身体,目的是遮挡专案组人员的视线。当时,我听爸爸说,进去半年以后才准予放风,每天放风30分钟,除了看守,在监狱里见不到任何其他人,每天只能喝三碗水。他牢房的那个门,上面一个窗户,是看守监视他用的,而且规定在押人员躺着的时候脸必须向着门。底下的一个小门是给在押人员送饭用的,有时倒水的看守如果动作粗暴的话,倒进碗里的水就没有多少了。因为爸爸在牢房里一直锻炼身体,配给的那点食物根本吃不饱,所以常常吃别人的剩饭。爸爸在监狱中给周总理、毛主席写过申诉信,但专案组的人就给撕了扔到地下。爸爸说在狱中根本不可能解决他的问题,如果可能的话,我记得爸爸随即做了一个手指向上的手势,意思是要“通天”,妈妈和我们也都明白。
上书毛主席
我妈妈是1934年的老共产党员。爸爸总管她叫“老资格”,说她是有政治智慧的。爸爸在从事革命活动期间,都有妈妈对他的支持。妈妈跟爸爸刚结婚时,并不知道爸爸是共产党员,但是她觉得爸爸是个好人,是在为老百姓做好事。为了支持爸爸的工作,妈妈卖掉自己的嫁妆,在爸爸的家乡办了一所小学,这所学校就成了党的地下机关。
“七七”事变以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共北方局把当时在北平特科工作的爸爸调回冀南,负责改编地方游杂武装,扩大抗日武装力量。这项任务十分艰巨复杂,爸爸需要加强联络工作。妈妈就说服了她的父母,在娘家和妈妈的姥姥家,建立了地下联络站,为爸爸在冀南一带开展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妈妈在联络站里的主要任务是送信,负责在河北省、冀南地区和景县党的负责人之间转递情报;有重要领导人员来往时,我姥爷亲自出面护送……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为了支持爸爸抗日,妈妈真是把全家都搭上了。
“太行整风”期间,爸爸突然成了第一号“抢救对象”。当时有关负责人逼着妈妈去做爸爸的工作,叫他承认自己的罪行,而且说妈妈一直以来送的信都是给特务、给国民党的。妈妈虽然不相信,但是也没有办法,她自己也是党员。她坚信实事求是,一再表示她是相信我爸爸的,这对爸爸是一个很大的支持。那时妈妈已经怀有身孕,直到临盆,她都没有离弃“有问题”的丈夫,也没有丢弃幼小的孩子,在艰苦的太行山区无人关照的情况下,独自分娩,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
后来毛主席那个“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指示,是由邓小平(时任北方局代理书记)亲自向我爸爸传达的。邓问我爸爸到底有没有问题?爸爸坚定地说没有。邓小平说,好,没有就好。于是爸爸就被解除了关押,重新按小灶待遇。由于在战争环境,爸爸问题的甄别一时难以做出结论,在爸爸的强烈要求下,北方局同意让他去延安,请党中央予以解决。1945年春,妈妈带着3岁的我三哥和刚出生不久的我二姐,陪同爸爸徒步去了延安……
爸爸和妈妈就是这样一对革命夫妻,在无数次的危难境地中,相互扶持、彼此信任地走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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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年谱》中关于刘淑清来信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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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批示的指示
而在几十年后,妈妈又要再一次为爸爸去冒险。她从秦城探视回来以后,就决定给毛主席写信。因为她记住了爸爸的“手势”,知道现在必须得“通天”了。妈妈要这样做,自然是有底气的,她知道爸爸通过审查政治上没有问题。妈妈把我大姐从山西干校叫了回来,商量这件事的具体做法。
当时妈妈想,大姐认识冀朝铸、唐闻生、王海容。那时,这几个人都挺有名的,时常出现在毛主席身边,不知道能不能通过他们,达到“通天”的目的。
后来,我大姐与王海容、唐闻生谈及此事,她们都表示愿意帮忙。还说这件事如果能解决,就能解决一大批老干部的问题。大姐特别兴奋,回家把经过告诉妈妈,就和妈妈边商量边动笔写这封信。内容主要是请求改变审查方式,还说到爸爸现在身体已很虚弱,这样下去将来怎么为党继续工作?希望能保外就医,待审查完了再作处理。结尾时,妈妈说写上“相信毛主席,相信毛主席的审干政策,以及拥护党中央对我爸爸的审查,坚决相信毛主席的审干政策的落实”。
我大姐很快将信送到了王海容手里,王海容看后再次叮嘱:你一定要如实地反映!大姐作了肯定的答复。
过了几天,王海容告诉大姐:“主席看了你们的信了,说他们是法西斯,要打倒他们!”她关照大姐现在不要对任何人说,情况挺复杂的。大姐回家后,只跟妈妈一个人说了,当时我们都不知道。
这年12月21日,我正在学校上课,辅导员对我说,铁道部军管会通知我赶快回家,有重要事向我们家宣布。回到家后,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我们都在猜测,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很快,铁道部军管会的同志在我家向我们宣读了毛主席的批示和周总理的指示。毛主席说: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审查方式,谁人规定,应一律废除。周总理指示把刘建章保外就医。
第二天我们要去秦城监狱接爸爸,我和妹妹赶紧去给爸爸买衣服,因为爸爸主要的私人物品都在西昌丢失了。接爸爸出狱的那天,我们都在大门口等着,只有妈妈进去给爸爸换了衣服,把爸爸迎出来的。由于是保外就医,所以没能回家,爸爸被直接送到同仁医院(当时称“工农兵医院”),不过那时已允许家人随时去探视他。
爸爸“恢复自由”以后,陆续有“黑帮”亲属到我们家来送好消息,不是说“老头子回来了”,就是说“我爸爸回来了”。我记得后来爸爸说过,一次开会碰到罗瑞卿伯伯,他说一定要感谢刘大姐,多亏刘大姐写信救了他们;王任重叔叔说自从刘大姐那封信以后,他们在监狱里能喝到热水了。我还记得妈妈在北京医院正巧碰上罗瑞卿伯伯,他当面向妈妈道谢,表示对妈妈特别敬重。原卫生部长崔月犁的女儿、原国务院副秘书长高登榜的女儿都对我说,是你妈妈写了那封信以后,我们老爹的生活得到改善,然后才放出来的。
后 记
1972年12月,被关押了近5年的刘建章终于离开监狱。那一年,毛泽东一共批阅了30多封类似的来信,解决了许多老同志的所谓“问题”。而其中,刘大姐的来信是唯一一封“告状”信。借着毛泽东对刘大姐来信的批示,周恩来再次提出整顿当时“砸烂公检法”的重灾区—监狱,他批示道:“请公安部会同卫戍区将我在国务院当面提出过的要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再在年内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
1987年12月25日,刘大姐逝世,宋任穷在慰问信里写道:“十年动乱时期,淑清同志不畏强暴,直言上书毛主席,揭发控诉‘四人帮’对关押老干部的残酷迫害。主席批阅了淑清同志的信,指示立即纠正这种法西斯行为,遂使老干部的待遇得到一定改善。”这种改善既为他们赢得了一个比较安全、比较公正的审查环境,也让他们看到了政治形势的好转,预感到获得拨乱反正的时候,不会太久了。
本文作者:刘爱民(口述) 陆聆江 陈 菱(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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