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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实说:(历史):红军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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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7-16 16:48:5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10月1日,最高国家行政机构——政务院(1954年改称国务院)的组成中,有不少部长是各野战军的将军转任,他们穿着解放军军服就直接走上了政务院各部、委、办主官的岗位。其中就有一位中央军委铁道部长、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在建国的前几个月就走上了中央军委铁道部长的岗位。他穿着解放军军装,带领各野战军部队接管当地旧中国各级铁路部门。除了留用人员以外,解放军军、师级主官担任各铁路局的一把手,团级主官担任各铁路分局、各处一级机构的一把手,营级主官担任各列车段、机务段,电务段,车辆修理工厂的一把手。整个是由解放军将军带领部队把旧中国庞大的铁路系统全盘拿下。而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包括苏联、蒙古、朝鲜、越南、波兰、东德、匈牙利、捷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全部是军队接管国家铁路系统。铁路是国家交通大命脉,新中国的铁路系统与当时各社会主义国家铁路系统相同的是都实行准军事化管理,不同的是各社会主义国家铁路管理者全部是现役军人,苏联铁道部长是兵种元帅,铁路局长是中将,分局局长是少将,列车长是中校,而越南、朝鲜的铁道部长是中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铁道部长有上将、中将不等。唯有中国的铁路没有实行军衔制,但是在管理上的准军事化程度一点都不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差。中国铁道部的吕正操副部长兼任军委总后勤部军交部长,1955年被授予解放军上将军衔。首任中国铁道部长1949年5月到1950年12月,身兼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司令员和政委,1951年到1954年,身兼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可以这样认为,虽然中国铁路没有实行军衔制,但是建国后的五、六年,首任部长都是在编的现役军人,而它的一位副部长始终是现役军人上将。纵观中央军委铁道兵的首任司令员是中国首任铁道部长,它的继任司令员分别是王震上将、吕正操上将、刘贤权中将、吴克华中将、陈再道中将……
这,就是中国特色的铁路交通管理模式。
我今天来和同志们一起来剖析一位大革命时期就参加中国共产党老同志的精神世界,他在1924年参加革命,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创建共和国的战争年代是一名骁勇的军人,他的军令应该计算到1954年。(1949年5月到1950年12月担任中央军委铁道兵团司令员兼政委,1951年1月到1954年,任43万指战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团司令员兼政委,1954年3月,中央军委铁道兵成立,王震任司令员。)就是说他1948年担任中央军委铁道部部长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刚一成立,他就转任政务院(国务院前身)排行第六的政务委员兼首任共和国铁道部部长。同时在5年时间里,他还是现役军人。当时抗美援朝战争还在激烈进行,战场上下来的志愿军军长、师长有重要作战行动可以直接找到北京市王府井一侧的铁道部办公楼,直接向部长,也是志愿军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滕代远汇报和请示工作。他1955年以后即便变成不再穿军装的国家国防委员会委员、铁道部部长。但是他依据把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优良传统作风在中国铁路工作中贯穿始终。今天我们看到的中国高铁横贯中华大地,并且走向了世界,冲出了亚州,到了欧州、非州……中国高铁在巴拿马、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家工程计划落地生根,今天中国高铁辉煌的背后,不能不使人们联想到那位担任17年的铁道部部长在一穷二白、满目苍凉的旧中国铁路基础上披荆斩棘、艰苦奋斗、励精图治、按照党中央的部署,把中国铁路建成三横两竖的大铁路网,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艰苦的战争年代,他作为我军的领导人之一,确如标题所示——“一年三百六十天,多是横戈马上行”。在和平建设时期,他全心全意埋头于社会主义国家的铁路建设,又何尝不是这种“多是横戈马上行”呢?!
这样一位普通的共产党员,他并没有多么显赫的功绩,半个多世纪来,他把服务于中国人民,服务于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二十八年浴血奋战的革命战争,服务于二十二年建设“一穷二白”社会主义祖国艰苦奋斗的征程中。1974年12月,在即将告别他深深挚爱的党和祖国的前夕,他两袖清风,留下的只是亲笔写下的两个字——服务。这两个字凝结了他参加革命时的初心,是他为中国共产党、为人民群众、为中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英勇战斗半个世纪的生动写照。12月7日,在中共中央叶剑英副主席主持的追悼会上,邓小平副主席代表中共中央是这样评价老战友的:“他是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的离去,“是我党的一大损失。”包括朱德委员长在内的五位健在的元帅都到场向老战友告别,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敬献的悼念花圈摆在追悼会中央。包括国务院四位副总理、中央军委四位副主席、中央军委各军兵种、大军区负责同志、也包括胡耀邦同志等都到会向老战友告别。为什么一个生前只知道工作,只知道兢兢业业地为人民服务、从来没有张杨的普通共产党员离世后,能够受到我们党和国家这样不菲的评价?为什么一位建国初期政务院政务委员兼铁道部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去世,却引来了中央军委五位元帅,五位副主席,各军兵种、各大军区主要领导同志的关注、亲自到场,送老战友的最后一程。朱德委员长的一席话解开了这个迷,当年朱德同志已是88岁的老人,身边工作人员考虑到他身体状况不好,没有及时告知滕代远病逝的消息。后来,他知道情况后对工作人员讲:“你们不知道我们俩人的亲密关系,我一定要为我的参谋长送行啊。”在12月4日亲自前往北京医院向老战友滕代远的遗体告别时,天气寒冷。为了保护朱老总的身体健康,他是现场中唯一一位未脱帽的国家领导人。
滕代远是我的父亲,不仅我们有血缘关系,更使我永记在心的是他让我走进革命军队,成为共产党员的引路人。滕代远是我永远的楷模,从滕代远身上,我学习到共产党员怎样做事情,才能永远保持自己在入党宣誓时立下的初心。

滕飞简介
滕代远第四个儿子。1968年2月应征入伍,1969年6月入党。曾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政委。曾被总装备部(原国防科委)、海军两个大单位树立为优秀军官标兵受到通令表彰,两次荣立三等功,多次被国防科委第二十基地、第二十七基地,广州军区第四十一集团军、海军榆林基地党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1978年,曾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解放军代表团代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解放军画报、解放军文艺、海南日报、海军报曾多次专题报道滕飞习军精武的事迹。其毕业于国防科技大学、海军舰艇学院、国防大学基本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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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用11个小故事来刨析滕代远的初心
一、作为军区副司令员指挥的最后一次战役
滕代远作为我军领导人,一生中指挥过各种战役无数次。而1948年10月的保卫石家庄战役是他华北军区副司令员任上指挥的最后一场战役。当时,华北战场上我军捷报频传,使国民党傅作义集团陷于左支右绌的困境。蒋介石与傅作义几经密商,乘我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第三兵团在察绥地区作战,冀中空虚之机,调集敌九十四军等两个军的兵力,乘几百辆汽车组成一支快速部队,由保定集中南进突袭石家庄,威胁中共中央和华北领导机关的安全,妄图摧毁位于该市附近的我中央军委所在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获悉这一情报后,立即进行紧急战斗部署。10月25日,华北军区保卫石家庄“前指”成立,滕代远副司令员受军区委派,担任总指挥。他马上电令在绥东作战的军区第二兵团的三纵,由司令员郑维山,政委胡耀邦和王宗愧率领下由北平,张家口一线昼夜兼程南下,在保定以南地区阻击敌军。电令七纵司令员孙毅,政委林铁派一个旅构筑背向西南的纵深防御阵地,奋勇抗击敌军。
由于我军及时获得了准确的情报,并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在“前指”总指挥滕代远副司令员精心调兵,积极防御的周密部署下,傅作义的先头部队刚出徐水,就遭到有力阻击。
10月31日我军歼灭敌九十四军第五师一万余兵力,并收复清风店车站和望都县城。剩余的敌人抱头鼠窜仓惶逃回保定,彻底粉碎了敌军偷袭石家庄的阴谋,确保了共和国诞生前夕我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绝对安全。

二、使命任务永远是他的第一生命
1948年11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的办公室約见华北军区第二副司令员滕代远,周恩来说:“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中央军委铁道部,,以保证当前解放战争中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大军西进新疆、南下成都、广东、东扫华东、解放全中国的军事铁道运输,更重要的是全国解放后,新中国国民经济的建设发展方方面面都丝毫离不开中国铁路交通大命脉。中央决定把铁路交给你负责,这是解放战争获得全面胜利的紧迫需要,也是为新中国奠基的重要基础,是让我们中华民族真正在世界上站起来的宏图伟业。代远,你肩上的担子不轻啊!”从1924年参加共青团、投身大革命起,滕代远就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党安排,自己从来不讲条件,有多么大的风险和困难,都是自己想方设法去解决,从来不会在党赋予的使命面前挑三拣四、摆困难、讲条件。1926年他组织湖南农民运动被党内外非议,是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他撑了腰,使他成为“湖南农民运动名副其实的领袖”(时任中央政治局“八七”扩大会议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在致党中央报告中所述)。1927年9月,他与毛泽东一起组织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在起义遭受重大挫折后,党组织又命令他担任湘东特委书记,恢复湘东两市三县被国民党摧毁的共产党各级组织,建立湘东红军团、营,建立革命根据地,困难重重,国民党军队对滕代远的头颅开出三千白洋的高价,但是滕代远无所畏惧,使命重于一切,他稍作伪装,腰里插着两把手枪就从长沙小吴门乘火车到达株州,与株州市委书记蒋长卿等人在短时间里恢复了湘东各级共产党组织,正式建立起中共湘东特委。在不到半年的时间,以滕代远为书记的湘东特委就把湘东的各级共产党组织恢复和发展起来,创建了湘东红军团和各根据地的武装游击营,建立了被国民党军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四块革命根据地。同时滕代远把湘东各根据地建设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后方大本营,党中央、湖南省委与井冈山的联系和人员往来,全部是通过湘东特委和湘东红军来安排护送的。湘东红军与井冈山红四军互相支援,互相配合作战。正当湘东革命形势红红火火之时,湖南省委又交给滕代远一项新的紧急使命任务——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书记郭亮被叛徒苏先骏出卖,光荣牺牲,中共湖南省委命令滕代远将湘东特委书记工作交给蒋长卿,接任郭亮出任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书记。中共湘鄂赣边特委管辖范围比湘东特委大多了,它沿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接壤处的有十几个县市,党组织基本全部被叛徒出卖,被敌人摧毁,特委书记郭亮的头颅被敌人残暴地割下来,挂在城门楼上威吓共产党人,看谁敢再来接郭亮的班。滕代远与郭亮在湖南省委一起工作时,互相很熟悉,因为都是中共湖南省委常委,所以配合工作很默契。现在郭亮光荣牺牲,滕代远把仇恨埋入胸中,发誓要为郭亮报仇。把郭亮未竟事业圆满完成。(两年后,滕代远与彭德怀带领红三军团占领了长沙城,首先处决了叛徒苏先骏,为郭亮同志报了仇。)滕代远不仅在极短时间里,恢复了湘鄂赣边各级共产党组织,而且圆满完成中共湖南省委赋予的特殊使命任务——与彭德怀一起领导了平江起义,建立了红五军,带上了井冈山,与朱德、毛泽东的红四军胜利会师。以后陆续创建了红三军团和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今天,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又把恢复和发展中国铁路这个使命任务交到滕代远的手里,没有任何条件可讲,“共产党员一切听从党召唤,党指向哪里我就战斗在哪里,”这就是滕代远内心的呼声。1949年1月10日,中央军委对滕代远的正式任命下达。两天后,滕代远带领相关人员赶赴石家庄。1月28日,经过充分准备,中央军委铁道部首次全国铁道工作会议在石家庄召开。朱德总司令在滕代远的陪伴下步入会场,走上主席台,在热烈的掌声中,宣布成立军委铁道部的命令,并指着滕代远对与会代表们说:“中央给你们派来个‘将军大老板’。过去,他指挥千军万马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从今天开始,他要掌管铁路,指挥百万铁路大军,开山修路,遇水搭桥,抢修抢运,支援大军过江,解放全中国。”总司令的讲话激起全场雷鸣般的掌声与欢呼声。
1949年2月20日,中央军委铁道部在北平王府井南口霞公府挂牌办公。这是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前由中央军委领导的铁道部,她的中心任务是确保我解放军各路野战军大兵团冲破长江天堑,占领南京,结束蒋家王朝的命脉,解放全中国。不久,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第四野战军铁道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归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中央军委铁道部长滕代远兼任兵团司令员和政委。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央军委铁道部长滕代远在西柏坡参加了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会议确定了“党的工作中心由乡村转到城市”方针,强调“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滕代远敏锐地察觉到: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后,铁路工作将会更加突出和繁重,工交战线是国民经济的支住产业,而铁路无疑会首当其冲地摆上“老大哥”的位置。滕代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发言,坚定地表示:“决不会辜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信任,继续保持艰苦奋斗和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决心做一辈子铁路工作。”七届二中全会闭幕后,党中央决定进驻北平。这是新中国诞生前夜,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重要的战略转移,是新中国奠基工程的前奏。

三、用火车把共和国送进北京
用火车专列把党中央从河北根据地送进北平(北京市)是滕代远担任中央军委铁道部长后接受的第一个任务。1949年1月10日,中央军委对滕代远的正式任命下达。两天后,滕代远带领相关人员赶赴石家庄。1月28日,经过充分准备,中央军委铁道部首次全国铁道工作会议在石家庄召开。朱德总司令在滕代远的陪伴下步入会场,走上主席台,在热烈的掌声中,宣布成立军委铁道部的命令,并指着滕代远对与会代表们说:“中央给你们派来个‘将军大老板’。过去,他指挥千军万马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从今天开始,他要掌管铁路,指挥百万铁路大军,开山修路,遇水搭桥,抢修抢运,支援大军过江,解放全中国。”总司令的讲话激起全场雷鸣般的掌声与欢呼声。
1949年2月20日,中央军委铁道部在北平王府井南口霞公府挂牌办公。这是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前由中央军委领导的铁道部,她的中心任务是确保我解放军各路野战军大兵团冲破长江天堑,占领南京,结束蒋家王朝的命脉,解放全中国。不久,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第四野战军铁道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归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中央军委铁道部长滕代远兼任兵团司令员和政委。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央军委铁道部长滕代远在西柏坡参加了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会议确定了“党的工作中心由乡村转到城市”方针,强调“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滕代远敏锐地察觉到: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后,铁路工作将会更加突出和繁重,工交战线是国民经济的支住产业,而铁路无疑会首当其冲地摆上“老大哥”的位置。滕代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发言,坚定地表示:“决不会辜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信任,继续保持艰苦奋斗和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决心做一辈子铁路工作。”七届二中全会闭幕后,党中央决定进驻北平。这是新中国诞生前夜,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重要的战略转移,是新中国奠基工程的前奏。
滕代远与先期从西柏坡来北平联络的李克农研究后,随即招见平津铁路局长郭洪涛等人布置任务。滕代远说:“党中央要从西柏坡迁至北平,途中要由高碑店坐火车到北平清华园站下车,我们一定要保障铁路畅通无阻,不发生任何问题。北平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蠢蠢欲动,伺机给即将诞生的共和国添乱、制造麻烦,我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驾驶火车安全准点、万无一失地用专列将党中央送进北平,为人民共和国的奠基大业交出我们铁路员工的合格答卷。”郭洪涛领受任务后,与平津铁路局副局长刘建章(建国后曾担任过铁道部长)详细研究了这次进北平特别快车的安全、指挥、调度、编组及各站值班等具体问题。对高碑店到北平沿途每个车站均派两位可靠的领导骨干督察落实具体措施。专列由三趟同样的列车组成,前一趟列车压路开道,中央领导同志乘坐中间列车,后一趟列车由警卫人员乘坐。为防止意外,还决定将沿途车站两端的道岔锁住。对专列的伙食供应也做了具体安排。
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乘坐汽车从西柏坡向高碑店进发,他笑着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下午,毛泽东到达高碑店,听取了叶滕代远与先期从西柏坡来北平联络的李克农研究后,随即招见平津铁路局长郭洪涛等人布置任务。滕代远说:“党中央要从西柏坡迁至北平,途中要由高碑店坐火车到北平清华园站下车,我们一定要保障铁路畅通无阻,不发生任何问题。北平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蠢蠢欲动,伺机给即将诞生的共和国添乱、制造麻烦,我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驾驶火车安全准点、万无一失地用专列将党中央送进北平,为人民共和国的奠基大业交出我们铁路员工的合格答卷。”郭洪涛领受任务后,与平津铁路局副局长刘建章(建国后曾担任过铁道部长)详细研究了这次进北平特别快车的安全、指挥、调度、编组及各站值班等具体问题。对高碑店到北平沿途每个车站均派两位可靠的领导骨干督察落实具体措施。专列由三趟同样的列车组成,前一趟列车压路开道,中央领导同志乘坐中间列车,后一趟列车由警卫人员乘坐。为防止意外,还决定将沿途车站两端的道岔锁住。对专列的伙食供应也做了具体安排。
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乘坐汽车从西柏坡向高碑店进发,他笑着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下午,毛泽东到达高碑店,听取了叶剑英、滕代远关于进入北平的安排汇报。李克农和郭洪涛已随专列到达高碑店迎接党中央乘车。
1949年3月25日凌晨,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和党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登上专列,周恩来听完滕代远对本次专列任务的计划安排汇报后,满意地说:“中央感谢你们,这是你担任军委铁道部长后完成的第一个重大任务。”周恩来随即发出了开车命令,专列启动,全线绿灯放行。专列经丰台、广安门、西直门,于11点安全抵达北平清华园车站。
25日下午17点,毛泽东在西苑机场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式。而后,党中央、毛主席胜利地抵达北平入驻香山双清别墅。剑英、滕代远关于进入北平的安排汇报。李克农和郭洪涛已随专列到达高碑店迎接党中央乘车。
1949年3月25日凌晨,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和党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登上专列,周恩来听完滕代远对本次专列任务的计划安排汇报后,满意地说:“中央感谢你们,这是你担任军委铁道部长后完成的第一个重大任务。”周恩来随即发出了开车命令,专列启动,全线绿灯放行。专列经丰台、广安门、西直门,于11点安全抵达北平清华园车站。
25日下午17点,毛泽东在西苑机场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式。而后,党中央、毛主席胜利地抵达北平入驻香山双清别墅。毛主席一生只出过两次国境,都是去苏联。第一次是1949年12月6日至3月4日,共去了89天。第二次是1957年乘飞机去苏联。决定首次出访后,毛泽东向汪东兴交代:“新中国刚刚成立,社会情况很复杂。这次出访苏联一定要保密,不要做宣传。沿途的警卫工作你去找聂荣臻、滕代远、李克农、罗瑞卿等同志商量着办。”
  
四、访问苏联的特快专列
1949年11月1日,北京至满洲里间开通了直达列车,这为毛泽东主席的出访奠定了基础。1949年初冬的一天,滕代远应召到中南海,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工作。    
周恩来一开始就说:“罗瑞卿和杨奇清(公安部副部长)昨天来和我商量了沿途的保卫工作,他们会同总参作了妥善的安排。”
车辆检查完成后,又对选好的乘务人员逐个审查,审查完由北京铁路管理局公安处和北京铁路管理局党委负责人签字,报铁道部备案等待最后批准。主要工作人员均由任远进行个别谈话,告知注意事项与行车纪律,强调了此次任务的重要性和高度保密的必要性。经过谈话和开会讨论,大家斗志昂扬,个个争取立功,一致向党表示决心:坚决完成任务!在出发前两天,还进行了任务预演,铁道部、北京铁路管理局来人检查后,都感到比较满意,整个专列的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完成,进入一级待命状态。
  11月底,滕代远亲自向周恩来作了详细的汇报。一天傍晚,滕代远陪同周恩来一起到车库进行视察。周恩来认真地检查了车上的各项设施,甚至到为毛泽东主席登车时准备的一块木板都站上去试了一下。
  周恩来对铁路方面的准备工作感到很满意,这一专列决定于12月6日晚9时由北京发车。
  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70岁寿辰。毛泽东主席此次访问苏联,其中一个重要任务是为斯大林祝寿。有关部门精心准备了一些礼物,主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工艺品,还带有一些当时苏联紧缺的蔬菜、水果,以及名茶、名酒、名烟等。
  由于正值冬季,这些东西很难找到,且要的量又大,还要保证质量。列车前方到达天津车站,停车后警卫的同志上来报告:“在专列要经过的铁轨中间发现一颗手榴弹!”
  罗瑞卿听后大怒:“简直乱弹琴!你们保卫工作是怎么搞的?出了问题,我们怎么向中央和全国人民交代?”
  杨奇清也说:“怎么才发现?不是早就清理过了吗?”
  这时,站在一边的李克农叫人把那枚手榴弹拿来看看,原来是颗长满铁锈的旧弹,锈成一个铁疙瘩,不可能再爆炸了。
  罗瑞卿当即和杨奇清商量一下,决定临时在天津站下车,对此事进行了认真的检查,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后来查明这是一个白俄籍职工所为。此外,在铁路内部严格的检查中,天津铁路管理局杨村大桥的桥墩上还发现了一个炸药包,及时被排除了。
  列车在唐山站停车,进行加煤加水作业。铁路工作人员都在紧张有序地忙碌着,站台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旅客和当地老百姓头一次看见这么漂亮的车厢,还挂着墨绿色的窗帘,许多人在候车室通过玻璃窗向站台观望。
车长张志英像往日一样走下车,从列车尾部朝车头方向检查过去,走过两节车厢,他无意中抬头看见一节车厢的车窗里有个熟悉的面孔正在依窗而望,好像在哪儿见过?一时又难以想起来。
山海关开车后不久,滕代远对刚上车添乘的锦州铁路局局长廖诗权说:“这一段车开得最平稳。”廖诗权说:“别的局都不让老司机来,而让干部来开主席的专列。车开得当然就没有我们稳。”滕代远说:“为什么?”廖诗权说:“干部心里紧张,技术也不行。我让技术好的老司机开车,由我亲自做动员,老司机认为这是政治上信任他们,所以车开得很稳。如果由公安部门动员他们,他们肯定心里紧张,当然也开不好车啦。”滕代远听完哈哈大笑,说:“廖瞎子,你胆子真大!”
  李克农和毛泽东在车厢里闲聊。
  李克农说:“主席,您知道美国总统每天上班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吗?”
  毛泽东“哦”了一声,没有应答,好像在等李克农的下文。
  “第一件事就是看《情报要点》,不然这一天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李克农不紧不慢地说。
  毛泽东哈哈一笑,说:“你呀,给我上起课来了。我和他不同,随来随看,不怕多,只怕少。这回去莫斯科,我还要和斯大林谈谈你们情报方面的事情呢。”
  车过山海关不久,气温已下降到零下40度。毛泽东乘坐的车厢因为天气寒冷,冻裂了暖气管道,把几组暖气都冻坏了。这可急坏了滕代远,他指挥列车段段长张宇把地毯卷起来,发动餐车烧开水,想用热水从两头把冻坏的管道烫通,折腾了半天不见效果,只好请毛泽东到另一节车厢休息。由于在行驶中不具备抢修条件,只好等到沈阳再修。
  毛泽东换了车厢后,一面乘车还要一面工作。除了处理国内的一些电报外,他提出搞些调查研究,找几位沿途党政负责同志上车谈话。秘书叶子龙马上将毛泽东的指示通过电台传达到有关县市。
  绥中县委书记上车向毛泽东汇报情况,谈话结束后,县委书记风趣地说:“我在绥中工作几年了解的情况,都让主席掏走了。”锦州市市长也深有体会地说:“主席考的题目太多了,问得太细了,连统计数字包括百分比都不放过。”
  滕代远见毛泽东找沿线党政负责人了解情况,就提前电令沈阳、哈尔滨铁路局的局长做好准备。
  1949年12月7日晚,列车到达沈阳车站。高岗一行人上车看望毛泽东。高岗提出要陪送毛泽东到满洲里,毛泽东没有同意,他只好又下车了。
  列车到沈阳后,立即组织人员全力抢修被冻裂的暖气管道。结果因为没有配件,无法修复,只好挂车继续前行。
  专列在沈阳站停留更换机车,换上了1861号蒸汽机车担当牵引任务。这是一台1940年由日本制造的火车头,在当时算是比较新的机车。现在,这台蒸汽机车保存在满洲里的火车头广场供游客参观。
  沈阳铁路局机务处处长冯雅斋奉命担当值乘司机。开始他并不知道专列上是哪位首长。在检查机车时,他见几位首长陪着一个穿皮大衣的人在站台散步,听别人说这就是毛泽东。这是他第一次离这么近见到毛泽东,心里万分激动。他紧握气门手把,稳稳地开动火车。这一次车上的人都没有感觉到火车开了。
  列车离开沈阳后,毛泽东召沈阳铁路局局长黄铎上车谈话。由于事先接到滕代远的电令,黄铎心里有了准备。毛泽东详细询问了沈阳铁路局运输生产、管理以及职工生活等方面的情况,特别是重点了解了中长铁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建立一套比较完整的科学管理方法的经验。毛泽东听后比较满意,指示滕代远:“要很好地总结一下中长铁路的经验,可以在关内各铁路局推广。”
  列车到长春时,汇报结束。黄铎向滕代远请示工作,滕代远说:“你们立即根据主席指示,认真进行总结,党委先好好讨论一下,然后发动干部群众一起动手,把经验集中一下,整理出来上报铁道部。”“是!”黄铎向滕代远敬礼后,转身离开。
  在哈尔滨铁路局分界站陶赖昭,庄林奉命登上专列,向滕代远报到后,两人一同来到毛泽东面前。
  滕代远报告说:“主席,这是哈尔滨铁路局局长兼书记庄林同志。”
  毛泽东与庄林亲切握手,打招呼。
  滕代远说:“他原来也是八路军,后来改行搞铁路。”
  毛泽东说:“许多同志都要搞他们过去不熟悉的东西,这是当前和今后工作的需要。代远同志,你要带头学习。”
  毛泽东向庄林了解了哈尔滨局的运输生产情况和学习苏联铁路先进经验后,满意地说:“我曾说过,关键在于学习嘛。”
  列车驶到安达车站,在庄林下车前,滕代远叮嘱道:“毛主席的话你要牢牢记住,我们都要加强学习。”
  列车经过三天三夜的运行,于12月9日到达中苏边境的满洲里车站。这时,一列墨绿色的苏联高级专列已停在站内待命。
  1900年4月,俄国西伯利亚铁路从萨拜戈尔延伸进中国国境,俄国铁路人员跨过国境,他们把踏上中国的土地称为“满洲里亚”。1901年火车站建成后,即取名为“满洲里亚”,后译成中文,遂将俄语尾音的轻音“亚”去除,即成为满洲里,属内蒙古自治区管辖,当时是中国陆地与苏联相通的唯一铁路接口处,也是中国最大的陆路口岸城市。车站南面是中国的长春铁路,北面是苏联铁路,因为两国铁路轨距不同,所以在这里要转乘苏方派来迎接的专列。
  滕代远进入车厢向毛泽东报告:“主席,满洲里到了。外面太冷,请您在车上休息。我先与苏联同志见面办理交接。”
  毛泽东点点头,说:“好嘛!”
  滕代远、杨奇清分别与苏联铁道总局负责人和苏方保卫部门负责人通过翻译进行交接,随即登上苏方列车,认真仔细地进行查看,直到全部看完放心后,走下列车,让我方人员马上开始搬运行李等物品。
滕代远、杨奇清再次进入毛泽东乘坐的车厢,请他下车。滕代远报告说:“准备工作完毕,请主席换乘苏联列车。”“啊!终于到了。”毛泽东站起身来说。随后在叶子龙的帮助下,穿好皮大衣,戴上帽子,与秘书、翻译、警卫人员等一同走下车。此时,苏方专列的车门正好对准我方车门,毛泽东微笑着与在场送行的各位领导亲切握手,说道:“一路上辛苦了,谢谢你们。”外面的气温已经是零下50度,但大家和毛泽东握手时,还是感到一股暖流顿时传遍全身。有人提议:“我们和主席合个影吧!”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啊。”各位送行的领导怀着兴奋的心情,在毛泽东乘坐的车厢前站成一排,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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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在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的陪同下,登上苏方列车。毛泽东并没有急于走进车厢,他一直站在车厢门口向中方送行的同志挥手示意。李富春、滕代远、李克农、杨奇清、毛岸英、冯纪、任远等人一字排开,向毛泽东举手敬礼,请毛泽东进去。毛泽东望着大家,依然没有动。苏方列车长长鸣了一声笛,缓缓启动开出,大家把手高举过头顶,祝福毛泽东访苏顺利。毛泽东在关了车门的玻璃窗里不断向大家挥手告别。中方送行的同志站在原地未动,一直目送列车远去。
  滕代远随即向铁路部门工作人员布置任务:要求有关铁路局做好充分准备,随时迎接毛泽东专列返回,确保回国时的行车安全。
  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字仪式。这是一件震动世界的大事,随着电波传向全世界。当大家从次日广播中和报纸上得知此事后,除了激动和高兴外,同时也意识到毛泽东、周恩来即将动身回国了。滕代远指示:争取主动,不必等候命令,立刻做好准备工作。铁路员工又投入到迎接专列返回的光荣任务中。
  2月17日,毛泽东结束对苏联的访问,于莫斯科时间晚上10点30分登上苏联列车,离开莫斯科回国。为他们服务的许多苏方工作人员知道消息后顾不得穿上大衣,站在冰天雪地里送行。后来才知道,这些服务人员都是在斯大林身边工作的人。苏联服务人员称赞中国领袖亲切、平易近人。毛泽东以他的德高望重、慈祥可亲,博得了苏方工作人员的敬重与爱戴。毛泽东访苏结束后,斯大林曾对身边的人说:“想不到毛泽东是这样的年轻与健壮!”
为欢迎毛泽东、周恩来访苏回国,中共中央决定:派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共东北局副书记李富春代表中央随车前往满洲里迎接;决定由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朱德另乘专车到沈阳迎接。
  毛泽东返回时在莫斯科车站发表讲话,公布了新闻消息,比出发时更为公开了。这更增加了铁路安全保卫工作的责任。滕代远亲自布置有关工作,组织专列到满洲里车站迎接毛泽东、周恩来。
  2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在回国列车上会见了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
  列车经过在苏联境内10天的行驶,于2月26日抵达苏联边境城市奥特堡尔站,胡志明也同车抵达。苏方人员一直护送到中国境内的满洲里车站,帮助中国同志完成换车、装车等工作后才离开。
  由于苏方为我们提供了认真负责的安全保卫工作,使毛泽东这次出访十分顺利。毛泽东吩咐汪东兴、叶子龙代表他本人及周恩来,向苏方列车上的保卫人员和工作人员致谢并告别,还送了20箱橘子、香蕉等水果表示谢意。
  在莫斯科,斯大林分别送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一辆“吉斯”牌高级轿车也随专列抵达满洲里。因为天气寒冷,其中一台车由于没有放水,把水箱冻裂了。
  2月26日下午抵达满洲里后,毛泽东与专门前来迎接的高岗、滕代远、罗瑞卿,杨奇清、汪金祥(东北人民政府公安部长)等见面时非常高兴,和他们谈笑风生,从精神上看轻松不少。
  国内外的阶级敌人没有放过这次难得的机会。2月下旬,他们在一个深夜扒开了长春市郊外的数里铁路干线,妄图制造列车颠覆,被地方公安部门及时发现,立即组织人员将线路修复。
  2月26日深夜,毛泽东的专列由满洲里车站出发,为了确保行车安全,迷惑敌人,做到“万无一失”,第一列车内全部是空的,任务是压道开路;第二列是担当警卫任务的前驱车;毛泽东、周恩来、胡志明和所有其他回国人员均在第三列车上,毛泽东乘坐的车厢挂在最后一节。
  2月27日上午10时,列车经过兴安岭到达海拉尔车站,由于是在山岭上面,气温比平地更为寒冷。当时万里无云,阳光明媚,周围望去都是皑皑白雪。列车在此要更换机车,除了胡志明没有下车外,其余同志纷纷随着毛泽东、周恩来缓步走下列车,到站台上一边呼吸新鲜空气,一边观赏祖国北部绚丽多彩的风光。大家随意围绕在毛泽东周围边走边谈。
  滕代远紧跟在毛泽东身旁,边走边向毛泽东介绍车站的情况。当他们走到一组道岔前面,毛泽东把右手从皮大衣内伸出,用食指指着道岔问滕代远:“这是什么东西?干什么用的?”
  滕代远立即报告说:“这是道岔。专门用它来拨开铁轨,使列车不会撞头。”
  “是吗?”毛泽东仔细看了一眼。
  滕代远说:“扳道岔的叫扳道员,工作时很吃力,劲小的还扳不动。”
  “啊,这个玩艺还不简单呢!”毛泽东微笑着说。
  滕代远笑了笑接着说:“铁路上这一套东西名堂不少呢!”
  “是啊!”毛泽东点点头。
  冯纪、任远跟在毛泽东身后,认真地听着毛泽东和滕代远的谈话。东北铁路公安局严佑民局长手握照相机,怀着激动的心情把毛泽东和滕代远谈话的情形,逼真地抓拍下来,留下一帧十分宝贵的照片。
  在返回途中,还发生了一件过去鲜为人知的事情。当时的中共黑龙江省委负责同志没有和滕代远商量,擅自决定要专列开往齐齐哈尔,被滕代远发觉后加以制止。滕代远当着高岗、欧阳钦(中共旅大市委书记)、汪金祥等人的面,严肃批评了这位负责同志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致使专列在昂昂溪车站稍有延误。随后,滕代远立即向车上的周恩来汇报了此事。周恩来对此处理表示同意。
  专列于2月27日晚上抵达哈尔滨,黑龙江省市负责同志到车站迎接,并邀请毛泽东、周恩来下车休息休息再走。毛泽东等人同意下车休息过夜。叶子龙为毛泽东买了一些东北特产熏肉大饼。毛泽东很久没有吃到中国饭了,边吃边说:“好吃!好吃!”同志们分别下榻在哈尔滨两个最大的宾馆,痛快地洗了澡,好好睡了一觉。
  2月28日,毛泽东在哈尔滨接见了黑龙江省市负责同志,并题词:“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下午,由滕代远陪同,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参观了铁路工厂,与工厂的干部职工见面,亲切握手,连连说:“同志们好!”工人们喜出望外,激动地眼含泪花高喊:“祝毛主席身体健康!”但这次参观由于事先没有计划,安排不周,工厂由于下班有的车间空无一人,毛泽东没有尽兴。
  从1949年12月6日到1950年3月4日历时89天,毛泽东主席率领中共代表团完成了这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访问。
回顾毛泽东主席首次访苏的全过程,可以用“一路平安”来形容。党中央高度重视,周恩来总理亲自挂帅,中央社会部、公安部、铁道部首长直接参与领导,各地党政军民上下一致,团结合作,采取群众与公安机关相互配合,军民结合,动员了千军万马,全体参战人员同心同德、夜以继日地站岗放哨,保证了毛泽东主席访苏的顺利!

五、解放军打到哪里,铁路就铺到哪里
“解放军打到哪里,铁路就铺到哪里”这句话是滕代远在首次铁路工作会议上发聋振聩提出的动员令,也是他衡量军委铁道部长是否尽职尽责的重要标准。纵观中外战争史,现代化作战须臾离不开铁路运输的支撑和保障。遵照中央军委铁道部的指示,我各路野战兵团每攻下敌军盘踞的一个交通枢纽城市,首先迅速接管该市铁路局,铁路机务段和火车站。派遣我军营团职军官担任铁路局政委和站、段军代表,积极动员旧体制下的铁路员工坚守岗位,为解放全中国贡献力量。
长期担任我军领导人的滕代远,很清楚政治工作在作战中的重要性。军委铁道部长滕代远在全国铁路工作会议上郑重强调:“铁路系统建立政治部,其目的就是适应战争的需要,加强与提高工作效率。”经中共中央批准,铁道部政治部很快成立,王鹤峰任政治部主任。为了加强党在铁路系统的宣传工作,《人民铁道》报于1949年5月1日创刊,滕代远亲自找到毛泽东,请毛泽东为《人民铁道》报题写了报名。滕代远撰写了代发刊词《建设新的人民铁道》。
人民解放军解放郑州后,平汉铁路和陇海铁路连通,津浦铁路除徐州孤立据点外,南北两段及陇海铁路均被我军接管。为了支援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战略任务,铁路抢修工作按照滕代远在石家庄召集的铁路工作会议上做出的部署,迅速而有序地展开。抢修津浦铁路是支援渡江作战的当务之急,而津浦铁路主要被破坏的地段,北段到南段有达二百六十八公里的距离。其中桥梁,通信,给水设施也被严重破坏,路基大多被挖毁。而德州——桑梓店九十九公里线路全遭破坏,钢轨仅存三分之一。沧县——东光五十九公里线路,全部建筑材料几乎荡然无存。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计划预定于1949年4月20日左右发起,时不我待,滕代远命令铁道兵团于4月1日前首先抢通三百三十公里的北段铁路,铁道兵团指战员和沿线铁路员工日夜奋战,按照滕代远司令员命令,提前7天,于3月24日修复了陈官屯—桑梓店的铁路。这样就给正在长江北岸集结,准备渡江作战的各个野战军提供了一条快速前进的主通道。滕代远为此给铁道兵团发去贺电说:“这一任务的完成,对我解放全中国,接通津浦线,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军事意义。”与此同时仅仅用了两个月时间,山海关内铁路就抢通了四百多公里,强有力地保证了我人民解放军二百万部队南下作战。
在中央军委铁道部统一部署下,各解放区动员二万名民工配合各铁路局员工一起,日夜不停地抢修陇海和津浦两条铁路线。共完成抢修线路五百六十公里,桥梁六十八座,涵洞二百六十八处。恢复了一大批给水,电力,通信设备。徐州解放的第二天,1948年12月初,便开出了第一列支前列车。二十天内,以徐州,郑州为中心,东起新安,西到洛阳,北到济南,石家庄,南到宿县,信阳,就全部恢复通车。在解放全中国的隆隆炮声中,我军通过铁路运输,将军火弹药源源不断地补充到一线作战兵团,又将前线抢救下来的大批伤员及时后送。在百万雄师飞渡长江的关键时刻,我军就是靠铁路运输把部队,大炮,木船及时输送到二野,三野,四野各兵团渡江出发阵地。
1949年4月20日晚,渡江战役打响第一炮,我军冒着敌人的猛烈炮火奋勇渡江。4月21日凌晨,我军各路突击队彻底摧毁了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4月23日解放南京,宣告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彻底瓦解。数百万铁路员工和铁道兵团指战员,在中央军委铁道部统一的坚强领导下,艰苦奋战,迅速修通了津浦南段,沪宁,沪杭,宁芜各线,有力地支援了解放东南地区的战役;修通了平汉路郑州汉口段,粤汉路北段,有力地支援了解放中南,华南地区的战役;修通了陇海西段,有力地支援了解放西南,西北地区的战役。在津浦南段铁路的抢修中,淮河大桥的修复工程难度最大。全桥九孔,桥墩三个被炸毁,钢梁五孔被炸落,该桥所在河宽400米,河深14米。河床坡度大,河底为岩层,这给修桥带来了很大困难。而刚刚获得解放的南京等大城市缺煤缺电,粮食供应紧张,人心浮动,情况十分严重。为了支援解放大军继续南进,修复大桥成为当务之急。滕代远为此在现场召开紧急会议,提出一定要尽快修复淮河大桥,打通津浦线,支援解放军南下。会上研究了多套方案。滕代远经过慎重考虑,果断决定采用修建便桥方案。限时两个月,在洪水到来之前,抢通淮河大桥。会后,滕代远立即命令正在南段执行任务的铁道兵团三支队支队长彭敏前来报到,接受任务。滕代远亲自布置任务:限令7月1日前必须大桥通车。为了保证抢修的后勤供应,滕代远亲自写信给第三野战军华东支前司令部傅秋涛司令员,请他全力支援。二十一年前的七月,正是时任平江县游击队队员的傅秋涛接受县委军事部长钟期光的命令,化装成贫苦农民用轿子将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特派员,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书记滕代远抬进了平江县城,因为富豪坐轿子进城门不受卫兵检查。7月22日,滕代远与彭德怀领导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平江起义”。当时傅秋涛并不清楚抬轿上坐的是什么人。后来在革命的战火中,才结识了红一方面军副总政委滕代远。(1955年钟期光,傅秋涛均被授于上将军衔)在铁道兵团指战员和铁路员工的奋战下,终于在6月30日架起了淮河大桥,使已经中断三年的津浦铁路全线通车。
陇海路西段,高桥多,路基高,抢修极为困难。尤其是地处峡谷的八号桥,高达四十五米,长度一百五十米,为当年全国最高的桥梁。它被破坏得只剩下五座伤痕累累的桥墩,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如何登上这么高的桥墩作业,成为一个大难题。铁道兵团英雄战士杨连弟,率领十八名勇士,不畏艰险,搭单面脚手架,攀登上八号墩,在狭窄的墩顶上坚持几昼夜,仅用一块木板做掩护,用炸药爆破一百多次,铲平了桥墩面,保证了修复八号桥任务的胜利完成,为打通陇海线立了大功。1952年5月,杨连第在抗美援朝铁道战线上英勇牺牲。为纪念“登高英雄”的业绩,滕代远以铁道部的名义命名八号桥为“杨连弟桥”。

六、鞠躬尽瘁的中国铁道部长
1949年10月1日,举国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滕代远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排名第六的政务委员,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部长,吕正操、武竞天和石志仁同时被任命为铁道部副部长。
滕代远于10月中旬主持召开铁道部工程会议,确定抢修的重点是接通全国各主要干线,全面恢复大陆上的铁路运输。会议一结束,滕代远马上组织铁道兵团和郑州铁路局,抢修京汉路北段保定—新乡的铁路。同时又亲自命令衡阳铁路局局长郭维成和铁道兵团各有关部队首长:开国年内,实现北京—广州全线通车。经过铁道兵团指战员和郑州,衡阳铁路局员工的日夜奋战,10月14日广州解放,10月20日,京汉铁路线抢通。12月28日,粤汉铁路线抢通。当第一列从汉口开往广州的列车到达广州时,广东省主席叶剑英主持了粤汉铁路通车典礼。
其后,陇海线,浙赣线,南同蒲线,湘桂线等铁路也相继通车。到开国当年年底,大陆上原有主要铁路线基本修复,并连接成一个整体。共和国刚刚诞生的这一年里,铁道部部长滕代远指挥全体铁路员工和铁道兵团十多万指战员艰苦奋斗,总计修复铁路线八千多公里,修复桥粱二千七百多座。到年底铁路通车营业里程达两万多公里,剩余未修复铁路线路在建国两年内全部实现通车,大大缩短了蒋介石逃往台湾前对共产党恢复铁路运输时间的估计。
国民党逃离大陆前蓄意破坏了大量内地铁路线,他们估计共产党怎么也要用十年到二十年时间才能完全修复。结果,共和国铁道部和铁道兵团共同奋斗,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就基本修复了全国主要铁路交通线。
1949年12月28日,祖国大陆上最后一场大决战—成都战役胜利结束。歼灭了蒋军王牌主力军胡宗南,宋希濂两个集团93万兵力。很快以刘伯承为主席,邓小平,贺龙为副主席的中共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
我们从国民党反动派手中接收了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国民经济陷于崩溃,工业生产停滞,供应短缺,物价飞涨……真正是困难重重,百业待兴,举步为艰。中共中央西南局经过慎重研究,决定把修建成都—重庆的铁路,即成渝线,作为恢复西南经济的重大战略部署。
成渝线由成都起点,经简阳-资阳—内江-隆昌-荣昌-永川-江津-重庆,全长530公里。它东连长江航运,西接康藏地区,北达川陕公路,南通川黔,川滇公路,是建设大西南铁路网的中枢。但是四川地处西南偏远地区,修建铁路必需的钢轨,桥梁,机车,自己不能生产需从外省调入,而蜀道又“难于上青天”。西南局首长决定进京向党中央汇报,希望得到中央军委铁道部的直接领导和支持。
邓小平和赵健民(原二野十七军军长,时任西南局交通部长。后担任过国家铁道部副部长)住在北京饭店,隔壁即是中央军委铁道部办公楼。邓小平对赵健民说:“修建成渝铁路,重要的是取得铁道部的领导和支援,我同你去铁道部见滕代远同志。”警卫秘书准备安排车辆前往,邓小平回答说:“东邻一墙之隔,还乘什么车,走过去。”他们一行人步行来到了军委铁道部,受到了滕代远部长等领导同志们的热情接待。无论是在红军时期的中央苏区根据地,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更不要讲八年抗战在太行山,解放战争在晋冀鲁豫军区,滕代远与邓小平都是在战火中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现在革命胜利了,他们又呕心沥血地为共和国的明天共同绘制兰图。
在二楼会议室,当赵健民汇报到请军委铁道部加强对修建成渝线铁路领导时,邓小平说:“四川人民,西南人民对修成渝铁路盼望了几十年,是十分迫切的。对修铁路,从地方上说,要什么有什么。只要铁道部加强领导,一定会很快修好的。”滕代远回答说:“当前,海军要求修山东兰村到烟台的铁路,还要求修浙江省萧山到穿山的铁路,王震同志要求修宝兰,兰新铁路,这几条新线都在勘探筹备中。但是目前我们首先集中力量把成渝铁路修好。至于机车车辆的调配和有关技术管理人员调配均没有问题。”滕代远部长说:“成渝铁路是新中国修建的第一条铁路,一定要修好。需要地方大力支持,所以我希望赵健民同志能兼任西南铁路工程局局长。”赵健民表示:“局长还是由铁道部派来的赵锡纯同志担任好,我兼顾一下就可以了。”邓小平拍板:“为了协调铁道部和地方力量修路,我也同意赵健民兼任局长,问题就这样定了。”
中共中央书记处经讨论决定:同意修建成渝铁路。政务院在周恩来总理,陈云副总理主持下开会研究,决定先拨二亿斤大米作为修建成渝铁路的第一笔投资。指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决定兴建的第一件巨大工程,一定要努力修好。遵照党中央决定,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决定成立西南铁路工程委员会,由西南军区副司令员李达任主任,定于1950年7月1日前动工,两年内修完。由于西南地区刚解放,国民党残余部队,特务,土匪,散兵游勇甚多,活动猖狂,修建成渝铁路只能完全依靠部队。经研究确定:西南军区直属部队,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军区各组织一个工程总队担负施工任务,并负责领导由该地区、市以失业工人为主的民工支队参加施工。西南铁路工程局的所有领导骨干几乎清一色是由军队调派,多数由第二野战军五兵团十七军调来,共计三百余名连职以上军官。其中地师级军官担任处一级领导职务,县团级军官担任科股级领导职务。
当时胡耀邦正担任中共川北区委员会书记兼川北军区政委、川北行政公署主任。 遵照西南军区命令,胡耀邦政委迅速以川北军区成建制部队为主,清一色的师、团、营、连各级指挥干部组织起川北军区的工程总队,投入了成渝铁路的施工任务。

由于当时土匪猖狂,为保证施工顺利,西南军区调给铁路工程局两个步兵团保障施工安全。铁路铺轨架桥,路料运输没有机车,车辆不行。解放前的大西南没有一寸铁路,客货车辆连影子都没见过。1950年3月,铁道部长滕代远特批给修建成渝线调拨机车和车辆。但是只能到达汉口,要将机车,钢梁拆卸分解,然后装船水运至重庆九龙坡码头起岸再组装。当时长江航运局没有大型船艇可以承载,贺龙司令员报请中央军委,亲自找海军司令员肖劲光调登陆舰来担任此任务,难题才算解决。成渝铁路没有铁路运输专业人员,铁道部决定由中长铁路和北京,上海,济南,天津等局调来一枇站长,调度员,车长,值班员等三百多人,又从部队调进现役军官八百多人,从青年学生中招考二千多人从事运输生产,客货运工作。从1950年6月15日成渝铁路正始动工修建,1952年6月13日铺轨到成都。实际施工二十二个月。铺轨正线五百零五公里,站线一百三十六公里。完成土石方二千八百五十八万立方,建大桥7座,中桥七十七座,小桥涵一千五百四十八座,隧道四十三座,修建站场六十座,给水站十四处,机务段三个,车辆段二个,机修厂一个,架设通信电线七千一百一十五公里。总计投资一万八千六百六十七亿元,每公里平均造价三十七万元。成渝铁路是建国后在半山区修路进度最快,投资最省,质量最好的一条新建铁路。
1952年7月1日,重庆,成都同时为成渝铁路通车举行隆重的通车典礼。胡耀邦在调到北京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之前,也在川北内江参加了成渝铁路通车典礼活动。邓小平政委指示:“新建铁路通车典礼,铁道部长剪彩是理所当然的规矩,请滕代远部长一定来参加。”贺龙司令员说:“请滕代远部长驾临,为通车剪彩。”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重庆市委,市政府联合于7月1日在重庆菜圆坝车站广场召开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1周年暨成渝铁路全线通车典礼大会。滕代远部长,熊克武,刘文辉副主席,李达副司令员等领导和5万群众参加典礼大会。滕代远部长在大会发言中,特别强调:“帝国主义企图以封锁禁运来窒息我们新中国的工业建设,但是我们有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紧密依靠群众,一方面抗美援朝,对强大的敌人作战。另一方面又要培养干部,摸索经验,进行建设,以便把中国从一个农业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我代表毛泽东主席向大会表示祝贺,并将毛主席亲笔题词—《庆贺成渝铁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天成路》这面光荣的锦旗,赠给西南铁路工程局全体职工同志们。”最后滕代远部长为通车的专列剪彩,满载各方代表的专列驶向成都。
在成都车站广场,有30万群众参加庆祝通车典礼大会。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等首长和滕代远部长出席大会。贺龙司令员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成都市长李宗林至欢迎词,并代表成都人民向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献上大幅锦旗“在你们坚强领导下,我们全力为发展西南铁路建设而努力。”滕代远部长高兴地接受了锦旗并发表了讲话:“对成都人民的盛情表示衷心感谢,成渝铁路通车后,我们将继续修筑天成铁路(即后来的宝成铁路),不辜负西南人民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宝成铁路于1956年7月12日全线通车。
修铁路.MPG

八、建设钢铁运输线
滕代远于10月中旬主持召开铁道部工程会议,确定抢修的重点是接通全国各主要干线,全面恢复大陆上的铁路运输。会议一结束,滕代远马上组织铁道兵团和郑州铁路局,抢修京汉路北段保定—新乡的铁路。同时又亲自命令衡阳铁路局局长郭维成和铁道兵团各有关部队首长:开国年内,实现北京—广州全线通车。经过铁道兵团指战员和郑州,衡阳铁路局员工的日夜奋战,10月14日广州解放,10月20日,京汉铁路线抢通。12月28日,粤汉铁路线抢通。当第一列从汉口开往广州的列车到达广州时,广东省主席叶剑英主持了粤汉铁路通车典礼。
其后,陇海线,浙赣线,南同蒲线,湘桂线等铁路也相继通车。到开国当年年底,大陆上原有主要铁路线基本修复,并连接成一个整体。共和国刚刚诞生的这一年里,铁道部部长滕代远指挥全体铁路员工和铁道兵团十多万指战员艰苦奋斗,总计修复铁路线八千多公里,修复桥粱二千七百多座。到年底铁路通车营业里程达两万多公里,剩余未修复铁路线路在建国两年内全部实现通车,大大缩短了蒋介石逃往台湾前对共产党恢复铁路运输时间的估计。
国民党逃离大陆前蓄意破坏了大量内地铁路线,他们估计共产党怎么也要用十年到二十年时间才能完全修复。结果,共和国铁道部和铁道兵团共同奋斗,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就基本修复了全国主要铁路交通线。
在积极恢复共和国铁路运输的同时,遵照中央军委命令,1950年底,铁道部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团和铁路职工志愿援朝大队进入抗美援朝最前线,积极投入抢修线路,恢复运输工作。
朝鲜战争刚一爆发,周恩来就遵照毛泽东“抗美援朝”的方针,召集总参谋长聂荣臻(代),铁道部长滕代远和海空军司令员一起在中南海开会,制定向朝鲜出兵的具体方案。周恩来总理确定的入朝作战铁路运输方针是“建设铁路,公路,水路相结合,抢修,抢运,防空相结合,快卸,快装,快运相结合,纵贯道路和横贯道路相结合,建设一只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铁路各部门齐心协力,艰苦奋斗,于1951年5月,铁路就修到了开城前线以北六十公里处,沟通了前后方的铁路运输。1951年7月,美军拿出空军的五分之一力量投入朝鲜战场。每天出动飞机数千次,对只有五百公里的朝鲜铁路狂轰烂炸。铁道兵和铁路员工在炮火中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铁路系统在抗美援朝中牺牲了六千七百多人。战争刚刚爆发,我铁道兵就有四个师和铁路员工五万余人遵照铁道部和铁道兵团命令入朝参战。三年里,铁路系统先后有十九万人入朝参战。运送了物质和部队三十八万五千二百三十四车,在朝鲜境内经常保持三百多台机车和一万多辆货车。中国铁路工人通过抗美援朝战争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拉开了深刻研究现代化战争条件下军事运输保障手段的序幕。
铁道部部长兼铁道兵团司令员滕代远入朝慰问我志愿军时,就多次鼓励铁道兵指战员:“总结经验,时刻准备对付敌人的新花招。”在组织抢修铁路的同时,滕代远还花费了很大精力借鉴社会主义苏联铁路运输的成功经验,大刀阔斧地改革旧中国铁路的管理制度。他组织铁道部党组深刻研究改革的思路,讨论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实现铁路的统一管理是新中国铁路大发展的必经之路。
滕代远连续召开了运输,调度,工程,机务,运价,财务等一系列会议,果断地采取措施,实施全国铁路的统一管理。改革旧铁路分线管理制,实行集中领导和分极管理相结合的统一的区域管理制度,设天津,太原,郑州,上海,济南,衡阳等铁路管理局和东北铁路总局,由铁道部直辖。确定统一运输调度的原则,统一调度表报,实现了全国铁路运输的统一调度指挥。统一全国客货运规章,统一全国客货运价,统一实行递远递减政策。统一会计制度,统一铁路财政,由铁道部统筹安排,合理分配各铁路局投资,以保证全路各地区运输能力的平衡。制定并实行铁路技术管理规程及各种专业规章,确保全路技术管理的统一。这些管理制度的重大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旧铁路的管理分散各自为政的弊病,使人民铁路大发展迈出了历史性的一大步。滕代远把管理部队时“抓点带面”,“树立标兵模范”的传统发扬光大,创造性地运用在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上。他总结了东北铁路学习苏联铁路经验,广泛推行的“负责制”。
1949年3月,滕代远电召东北铁路“毛泽东号”机车组入关,指导推行负责制。滕代远在铁道部接见乘务组说:“调你们入关,就是借助你们这个榜样,进行一场活的生动的负责制教育。”“毛泽东号”机车组很快在北京,天津,郑州,济南铁路局巡回表演,推广了负责制。丰台“毛泽东号”机车组,东北“八八四号”机车组,绥化“铁牛号”机车组为全铁路机车乘务负责制的三面红旗。通过这些典型的示范作用,全铁路系统涌现出一大批劳动模范和英雄集体,机车质量和运输效率都得到了很大提高,滕代远以铁道部长名义亲自通电表彰。
滕代远对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劳动英雄和模范,爱护备至。他熟悉很多铁路劳动模范以及他们的英雄业绩,在滕代远的工作笔记本上记载着许许多多劳动模范的名字。1951年11月,滕代远在参加来宾—凭祥铁路通车典礼的短暂时间里,还专门会见了修建铁路的劳动模范。他深情地对领导们说:“劳动模范是铁路的优秀儿女,他们的经验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一定要下工夫,准确地总结好他们的经验。”

九、为中国铁路大发展呕心沥血
1952年7月,邓小平调中央任政务院任常务副总理。1953年4月分工主管铁道部的工作。6月26日,邓小平参加了全国铁路工作会议。他在会议上作了精辟分析并对共和国铁路事业发展提出了宏伟目标。
邓小平说:“这次铁道部旧线管理局长会议,根据我所知道的,开得很好。铁道部的领导同志一定要我来讲一讲,铁路上的问题,所有在座的同志,都比我懂的多,只有我是外行。中央分配我管铁道交通工作,为时也不过两个月,我有好多名词还不懂,我讲几点意见。”邓小平充分肯定了共和国成立以来铁路战线上取得的硕果:建国之初,1949年共修复线路八千二百七十八公里,其中完全被破坏彻底修复的为三千三百二十八公里。修复桥梁二千七百七十一座,全国通车营业里程二万一千八百一十公里。
从1953年起,中国铁路新线建设迈开大步,全面展开。1953年11月中旬,滕代远率领苏联顾问和铁道部有关局长,专程到西北,部署宝成线宝鸡—略阳段铁路的修建工作。正值严寒季节,承建兰新线的第一铁路工程局两万多职工,刚刚完成了1953年度铺轨任务,正在为打通修筑兰新线的第一关—乌鞘岭工程进行紧张的施工。
乌鞘岭海拔三千米以上,气温最冷达零下27度,冻土层达一米。一年有十一个月下雪,十天有八天刮六级以上大风。为了争取工程进度,工人们创造了许多保证工程质量,提高工程速度的先进经验和方法。滕代远一行冒着零下二十六度的严寒,顶着六级大风,登上了乌鞘玲工地。他详细听取了工程局长关于冬季施工的进展汇报,仔细查询了冬季施工中职工生活保障设施的准备。在工地上滕代远看到群众创造的小型机械化施工方法,他高度评价了群众的创造,他对工程局长说:“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创造力,要爱惜他们的积极性,逐步把他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滕代远徒步逐个走访了乌鞘岭工地上每一个隧道队,土石方工程队,桥梁队和第六勘测设计总队,对正在施工的职工进行慰问。他挨个走进工人住宿的帐篷,查看毡蓬漏不漏,炉子火势旺不旺,工人的被子够不够。土石方工程队的一位工人因为发烧卧病在床,看见部长走进来,想挣扎起来。滕代远马上过去把他扶卧下来,一一询问这位工人的姓名,工种,籍贯和病情。他叮嘱工程局长:“职工干劲越大,领导越要关心群众的冷暖,对生病职工要给予特别照顾。”滕代远检查到工地食堂时,亲自嘱咐食堂主任,给土石方队的那个工人送病号饭。
11月25日,滕代远在乌鞘岭工程指挥部召集先进工作者座谈会,并对乌鞘岭工地两万多职工进行了广播慰问。11月29日,滕代远率领检查组回到兰州,向施工,设计部门的领导干部作了通报和对下一步工作的指示。然后滕代远没有休息一天,就接着赶赴武汉,检查武汉长江大桥的施工情况。在工地上,他看到铁道兵官兵人拉肩挑,火热施工的场面。情不自禁地拿起一根扁担就溶入抢运沙石的行列中,可能是50岁的滕代远想到了24年前在井冈山红军挑粮上山的情景。
在修筑兰新线的同时,作为我国主要国际通道之一的集宁到二连的铁路,提前于1954年12月12日完成铺轨任务。滕代远率领铁道部工作组去参加庆祝大会。在内蒙古平地泉地区为集二线提前完工举行的庆祝大会,定于14日上午8时举行,会务人员原来安排7时45分派车到招待所接滕代远等铁道部领导同志进会场。可是直到7时50分,汽车由于临时故障,无法按时到达招待所。滕代远作为高级军事指挥员,长期养成了分秒不差,严格遵守时间的军人素质。他一看表只剩十分钟,就立即带领铁道部随行人员顺着别人指点的小道,踏雪疾步准时赶到会场。在庆祝大会上,滕代远发表讲话,要求铁路工程部门全体同志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争取提前全部完成配套工程,保证按期组织国际联运。
1954年9月15日,滕代远出席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继续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部长。他仍旧保持着过去战争年代经常下连队,抓基层的作风,每次出差,总是身着铁路制服,头戴大盖制服帽,紧扣风纪扣,一派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的大将风度。列车奔驰在万里铁路线上,滕代远经常就在公务车上抓紧时间听取沿线铁路局领导人的详细汇报。他总是从公务车末端的了望窗注视铁路沿线的线路状况,发现线路哪里松软,列车晃动,他都让随行人员一一记下,尽快通知有关铁路局负责人马上整改。到站下车,他不在铁路局领导机关听汇报,而是直接到站段视察,和基层干部工人谈心,了解第一手的实际问题。他常对机关领导干部们说:“基层同志们的意见,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我们领导机关的问题。我们检查下面的工作,同时也是检查自己的工作。如果不及时征询下面的意见,我们肯定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滕代远每次检查工作,一定要去职工宿舍,行车公寓,食堂,幼儿园,铁路学校视察,详细了解情况,马上拍板,现场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基层同志每当听说滕部长下来检查工作,都抱着十分欢迎的心情来迎候他。滕代远一次检查到铁路乘务员公寓,他走进每间客房,仔细地翻开床上的被褥查看,发现褥单不干净,甚至还有虱子。滕代远严厉地批评了公寓管理员,他对公寓的上级领导—铁路分局局长说:“下次我还要来这里检查,再不达标,领导就地免职。公寓卫生做不好,就无法让一线职工得到充分的休息。”
滕代远为增强运输能力,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当好“先行官”。他尤其注重铁路工业的发展,在他主导下铁道部不断调整工业布局,对原有工厂进行技术改造和扩建,先后建成了成都机车车辆厂,长春客车厂,长春机车厂,大同机车厂,兰州机车厂和一大批铁路器材厂。初步形成了机车车辆制造,修理和专业配件生产的基地。滕代远于1956年初签发了《关于改进营运铁路工作的七十三项措施》的部令,要求改善铁路经营管理的工作更加扎实地推行到每一个铁路基层单位。中共中央,国务院十分关心铁路工作,凡是铁路的重大问题,滕代远都直接向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请示汇报。1956年2月16日和3月6日,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先后分别听取了滕代远关于铁路工作的全面汇报,他们均对铁路取得的成果表示满意,并做了重要指示。
滕代远作为新中国第一任铁道部长,曾先后三次出国参加国际铁路会议。每次会议他都充分利用时间学习了解国外铁路管理的先进经验和铁路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滕代远在战争年代担任过抗日军政大学总校的主要领导,建国前后他就特别重视培养铁路建设的技术人才。1949年,滕代远就呈报中央批准,以北京铁路管理学院和唐山工学院为基础,成立中国交通大学。报请政务院任命了桥梁专家茅以升为校长,铁路运输专家金士宣为副校长。1950年9月,该大学改名为北方交通大学,滕代远请毛泽东专门题写了校名。在滕代远大力倡导下,全国铁路高等院校象雨后春笋般布满了各个铁路枢纽中心所在的大城市。滕代远早在建国初期就通过视察和与铁道部其他领导同志研究,把唐山工学院的院属科研所划归铁道部,改为铁道科学研究所,任命茅以升为所长。1956年1月该所扩建为铁道部科学研究院,成为全国铁路的最高科研中心。对科学技术人才和他们在建设人民铁道事业中的作用,滕代远始终寄于厚望,铁路建设每一个大项目,从调研到方案的最后拍板,滕代远都要把铁路专家一个个请到现场,认真听取他们的真知灼见。

十、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长江,古称天堑,源远流长,水深浪阔,是我国第一大江。据历史记载,除太平军曾于1852年和1853年先后在武汉三镇搭过三座浮桥以外,五千公里的长江上从来没有一座真正的桥梁。
武汉,是由汉口、武昌、汉阳三个城市组合而成,当年有二百多万人生活于此。由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为了生产、工作和生活上的必需,人们往返于三镇之间的次数日益频繁。
“黄河水,长江桥,治不好,修不了。”长江两岸人民吟唱的这首歌谣,恰当地表达了他们这种无奈的心情。
解放后,党中央果断决定,修建武汉长江大桥。
60年前,武汉长江大桥经过建设者们两年零两个月艰苦的创造性劳动,正式建成通车。当时,八个巨型桥墩矗立在大江之中,米字型桁架与菱格带副竖杆,使得巨大的钢梁透出一派清秀景象,高度达三十五米的桥头堡耸立在两岸,给大桥平添了一种雄伟气势。
“长江大桥是我国第一个大工程,绝不能出差错。”
1950年,滕代远刚刚接手主持全国铁路工作不久,就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着手筹划修建武汉长江大桥,并进行初步勘探调查。
1952年成立了大桥设计事务所,以梅暘春工程师为主成立了测量钻探队,取得第一手资料;地质部派出以优秀地质工程师谷德振为首的队伍,在两岸奋战八个月,彻底查清了桥址地区的地质情况;重工业部、机械工业部为制造大桥桥梁配件,费尽心力,源源不断制造出铸钢支座,整体锻制的钻头,无私支援大型吊船和重要施工设备;外贸部及时进口工程急需的零部件;交通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及分别所属的长江航务管理局、长江水利委员会、中南气象局,在各项工作中配合大桥施工,不分你我,克服困难,无私支援;湖北省和武汉市各级党委、政府全力支持与配合,想方设法解决征地、拆迁和移坟工作;人民解放军驻汉部队多次出动兵力,支援险江险段的防洪,参加建桥工程义务劳动;就连来我国工作的前苏联专家们的家属,也积极地参与工地周边绿化工作。
武汉是长江中游的一座名城。千百年来,由于长江横卧、汉水汇流,汉口、汉阳、武昌三镇相互分隔,往来交通极为不便。
从1913年到1946年,曾先后四次提出在武汉长江上建桥的动议,但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始终未能变成现实。新中国成立后,经济的发展,要求交通运输事业走在前面,而大江南北的京汉、粤汉铁路干线,仍因长江一水之隔不能衔接,虽然修建了简易火车轮渡,远不能适应日益繁重的运输需要。武汉三镇迫切需要连成一个整体。
1950年初,中央人民政府指示铁道部着手筹建武汉长江大桥。2月成立了“武汉大桥测量钻探队”,经过反复研究和方案比选,同年8月经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批准确定采用龟山——蛇山线方案修建大桥。铁道部设计局专门成立了武汉大桥设计组进行初步设计。铁道部先后三次召开武汉大桥会议,邀请中国和苏联专家讨论大桥建设的设计和技术问题。1953年2月18日,毛泽东主席听取中共中央中南局领导关于武汉长江大桥勘测设计的汇报后,登上武昌黄鹤楼,视察了大桥的桥址。1954年1月,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政务院会议,听取铁道部长滕代远关于筹建武汉长江大桥的报告,讨论通过了《关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决议》。接着,政务院任命彭敏为武汉大桥工程局局长,中共武汉市委书记王任重兼政治委员,汪菊潜为总工程师,梅旸春、李芬、朱世源为副总工程师。1955年成立以茅以升为主任委员的“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作为该桥工程的技术咨询机构。同年6月提出技术设计,7月大桥工程正式动工。
武汉长江大桥是铁路公路两用桥,全长1319.48米,正桥长1158.8米。铁路在下层,公路在上层。铁路为双线,两侧人行道各宽2.25米。公路路面宽18米,两侧人行道各宽2.25米。
大桥建设规模相当浩大。正桥和引桥共用混凝土(包括预制件)91500立方米,制造直径1.55米的管柱3600米,管柱内钻孔224个,总计钻孔深度778.6米,下沉直径0.55米的管桩22400米,安装钢梁21420吨,铸钢支座516吨。尚有与大桥同时施工的配套工程,包括从汉口玉带门车站跨过汉水,经新建的汉阳车站,再越过长江,直到武昌新车站之间14公里内的桥梁、线路工程。
长江大桥位于长江两岸的龟、蛇二山之间,江面宽约1126米,武昌侧江岸坡度很陡,汉阳侧江岸较为平缓。江底是极不稳定的细砂,易于被水冲刷,河床变化深度达10米左右。
制造大跨度钢梁,五十年代的山海关桥梁工厂和沈阳桥梁工厂都没有经验。为积极支持武汉长江大桥建设,两厂不怕困难,接受了钢梁制造任务。他们研究编制了特定的工艺规程,组织专业化作业,改进原有生产机具,保质保量地完成制造任务,提前运到了工地。现场拼装时,未发现任何尺寸误差,精度完全符合设计要求。钢梁安装分别从两岸采用伸臂法向江心架设合拢。从1956年5月开始,到1957年5月5日在6号桥墩处会合,10月上旬大桥全部工程完工,整个工期比国家规定的期限提前一年零三个月。
大桥完工后,经国务院组成的武汉长江大桥验收委员会检查验收,认为:大桥稳定性很高,冲击系数低。此后,通过对正桥钢梁进行三次位移、振动等检定试验证明大桥技术状态正常良好。1957年10月15日,铁路和公路桥同时正式通车。从此“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实现了广大人民多年的愿望。

十一、艰苦奋斗、实事求是
滕代远在任职回家铁道部长那十七年,从来是保持着过去战争年代经常下连队,抓基层的作风,每次出差,总是身着铁路制服,头戴大盖制服帽,紧扣风纪扣,一派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的大将风度。列车奔驰在万里铁路线上,滕代远经常就在公务车上抓紧时间听取沿线铁路局领导人的详细汇报。他总是从公务车末端的了望窗注视铁路沿线的线路状况,发现线路哪里松软,列车晃动,他都让随行人员一一记下,尽快通知有关铁路局负责人马上整改。到站下车,他不在铁路局领导机关听汇报,而是直接到站段视察,和基层干部工人谈心,了解第一手的实际问题。他常对机关领导干部们说:“基层同志们的意见,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我们领导机关的问题。我们检查下面的工作,同时也是检查自己的工作。如果不及时征询下面的意见,我们肯定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滕代远每次检查工作,一定要去职工宿舍,行车公寓,食堂,幼儿园,铁路学校视察,详细了解情况,马上拍板,现场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基层同志每当听说滕部长下来检查工作,都抱着十分欢迎的心情来迎候他。滕代远一次检查到铁路乘务员公寓,他走进每间客房,仔细地翻开床上的被褥查看,发现褥单不干净,甚至还有虱子。滕代远严厉地批评了公寓管理员,他对公寓的上级领导—铁路分局局长说:“下次我还要来这里检查,再不达标,领导就地免职。公寓卫生做不好,就无法让一线职工得到充分的休息。”

一次滕代远来到锦州铁路局检查工作,列车进站后,站领导组织一些学生手持花束来迎接部长。滕代远看到后,极为不满。他严厉批评了该局领导,郑重指出:“决不允许这种风气滋长,领导心思要完全放到工作任务的落实上。”滕代远每次外出检查工作,一般都在公务车上吃和住。一次到重庆,天气炎热,当时地方上新建的宾馆刚刚落成,重庆市委的领导同志关心他的健康,请他下车住到宾馆里。滕代远不同意,坚持要住在列车上。他说:“我们搞铁路的人,看到两条钢轨就好象到了家,我在车上睡得踏实,不必麻烦地方同志了。住宾馆还要花费公款,还是节省些好。”

有一年,滕代远在大连检查铁路工作。当时海军正在旅顺港进行军事大演习。国防部办公厅主任萧向荣中将听说我军领导人之一,中央红军的老政委,中央军委的参谋长,八路军的前总参谋长,二野和华北军区的老领导滕代远在大连,就专程到公务车上盛情邀请他光临现场指导,滕代远因为还要进一步调研,解决大连铁路局的许多难点问题,所以就婉言谢绝了萧向荣中将的邀请。他身边工作人员不解,部队领导那么尊重滕部长,为什么谢绝人家呢?滕代远解释说,我们正在检查铁路工作,不能放下手中的工作去参观。

滕代远为增强运输能力,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当好“先行官”。他尤其注重铁路工业的发展,在他主导下铁道部不断调整工业布局,对原有工厂进行技术改造和扩建,先后建成了成都机车车辆厂,长春客车厂,长春机车厂,大同机车厂,兰州机车厂和一大批铁路器材厂。初步形成了机车车辆制造,修理和专业配件生产的基地。滕代远于1956年初签发了《关于改进营运铁路工作的七十三项措施》的部令,要求改善铁路经营管理的工作更加扎实地推行到每一个铁路基层单位。中共中央,国务院十分关心铁路工作,凡是铁路的重大问题,滕代远都直接向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请示汇报。1956年2月16日和3月6日,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先后分别听取了滕代远关于铁路工作的全面汇报,他们均对铁路取得的成果表示满意,并做了重要指示。



红色家风代代传——滕代远四个儿子的人生道路

家园——农村小米,哺育成长
1943年11月,滕久光出生。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紧张最艰苦的时期,滕代远只好把滕久光寄养在老乡家里,是根据地老百姓的奶汁和小米把他养大的。
新中国成立后,滕久光被接回北京,进了一所干部子弟学校。在学校里,滕久光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很少与外界接触,使得这个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有些忘乎所以。滕代远认为这样下去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于是就把孩子转到一所普通学校。但滕久光淘气贪玩、不好好学习的毛病仍没有改掉。为了更好地教育孩子,滕代远夫妇决定把滕久光送到秘书的老家——一个山区农村去锻炼。
就这样,滕久光被送到河北唐县的一个山区农村。一下子离开了北京城,来到这么艰苦的农村,滕久光开始很不理解父母的一番苦心。滕代远就经常抽时间给孩子写信,鼓励他努力学习、参加劳动。后来由于上学不方便,滕代远又让滕久光带上户口到黑龙江省依兰县姥姥家,一边上学一边参加农业劳动。其间,滕代远仍然时常抽时间给儿子写信,关心儿子的学习劳动,以期健康成长。
离开了父母,滕久光逐渐增强了独立性,并有了可喜的变化。北方的高粱米把他养得非常结实,劳动的汗水改变了他贪玩的恶习,学习成绩也渐渐好起来。
3年之后滕久光被父亲接回北京。1962年夏秋之间,滕久光报名参军,成为一名光荣的海军战士。滕代远格外高兴,他觉得自己几年来在滕久光身上倾注那么多的爱抚和教育没有白费,语重心长地对滕久光说:“你这样做是对的,人民共和国需要你们捍卫。人民解放军是个大熔炉,希望你在熔炉里锻炼成才。”
家训——严格要求,自食其力
1945年5月,滕久明出生。刚满月,滕久明就被送到老乡家抚养——每个月给老乡家送20斤小米,每年给10尺粗布,作为托付费。随着后来部队机关有了简易的托儿所,工作繁忙的滕代远夫妇才把滕久明送进托儿所。
滕久明小时候迷恋“火箭”,春节时特爱放“冲天炮”。他早年立志好好学习,以后报考军校。
1965年夏,滕久明高中毕业在即,正埋头苦读,准备高考。一天傍晚,滕代远夫妇谈论起家里的事,对滕久明学习肯用功、进步快的情况十分欣慰。秘书见状插话说:“久明对我谈过,他想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怕万一考不好,不被录取,想请您给学院刘院长(滕代远的老部下刘居英)写封信。”
滕代远听后,断然回答说:“读书,上大学,要靠自己的努力,不能靠父母的地位和私人关系。大学能考上更好,考不上也没有什么。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多得很,做工、种田、当兵都可以。”滕代远又对妻子林一说:“要给孩子讲清不能写信的道理,靠私情,拉关系,不是我们党的作风。”
后来,滕久明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如愿考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这年8月24日报到,滕久明抓紧准备行装,滕代远嘱咐他:“你是咱们家第一个大学生,要珍惜这个学习机会,在大学期间不准谈恋爱、找对象。”后来,滕代远还给滕久明写信,信中强调:“一定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为祖国服务,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对你的希望。”并抄录了陈毅4年前送儿子上大学时写的《示丹淮并告吴苏、小鲁、小姗》这首长诗中一些句子以勉励儿子。
滕代远平时留给孩子的印象是不多说话,很严肃,对他们要求很严格。其中,还要求他们为了工作要晚婚,不许过早谈恋爱。滕久明刚上大一那年放假回家,看到有同学来家里,滕代远就会盯着看来的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一次,滕久明因为与同学聚会回家晚了些,吃饭时滕代远生气地将滕久明手中的筷子打掉。滕久明心想,可能父亲误解他在与人谈恋爱,他强忍着泪水没有说明真相。为此,滕久明直到32岁才恋爱结婚,其他几个兄弟都是30岁之后才成家,但父亲对他们的恋爱及结婚对象从不干涉。
滕久明没有辜负父亲的殷切期望,后来以优异的成绩大学毕业。当时,滕代远的病情已较为严重,可5个孩子都不在身边,好心的同志常劝他把孩子调回一个,滕久明也写信表示希望回到父亲身边,好照顾家里。但滕代远没有这样做。他给滕久明写信说:“我身体不好,有组织上照顾就足够了。党和国家需要你们这些年轻人。你大学毕业后,哪里最需要,你就到哪里去工作,一切听从组织上的分配。”
滕久明先是到二十三军六十九师下连队当兵,参加野营拉练和冬训、夜训,自觉磨炼,吃苦耐劳,后参加农村社教运动,尔后到沈阳军区从事情报工作。
一次,滕久明利用出差机会回家看望。当他和父亲谈到部队生活时,滕代远问:“你现在在部队做什么工作?”“当参谋”,滕久明自认为刚分到部队就调到机关工作,说明自己进步挺快,原以为父亲会为此高兴而表扬他,哪知滕代远却严肃地批评说:“你这个大学生,连兵都没当过,能当好参谋吗?我看你应当先到连队去当兵。”听了父亲的意见,滕久明回部队马上给组织上写了报告,申请到基层连队工作。
滕久明从军37年,他牢记父训,全心全意为人民军队服务,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为人忠厚,谦虚谨慎,深得好评。
家教——艰苦奋斗,自强自立
滕飞记得,自己在念小学一、二年级时,爸爸就要求他养成写日记的习惯。滕飞开始不理解爸爸的用意,只是每天记流水账式地写着以应付爸爸的检查。滕代远一方面耐心地纠正滕飞的错别字,一方面语重心长地说:“写日记,就是把你做过的事情,走过的路,无论对错,一笔笔记录下来,以后加以分析,为什么对?为什么错?将来纠正错误的行为,这样才能少走弯路。”几十年过去了,滕代远的教诲使滕飞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这让滕飞在未来的人生中受益良多。
1968年2月,滕飞应征参军,乘火车离开北京前夕,滕代远在旁熟练地指导儿子打好背包,并送给他一本在当时很难得到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和《雷锋日记》。早在1963年,滕代远就带滕飞参观过雷锋事迹的展览,他对儿子的要求简单明了:当雷锋式的士兵,吃苦在前,不讲享受。滕飞坐了几天火车来到部队驻地——这里一片荒芜,看不到绿树青草,只有茫茫戈壁上的骆驼刺;没有温暖潮湿的气候,只有漫天遍野的刺骨寒风在耳边呼啸。滕飞的心也像这寒风一样凉了大半截,甚至想,在这个地方打开我军旅生涯的首页,是不是太残酷了点。滕代远从滕飞的家信中看出了儿子的怯懦,在回信中说:“金张掖,银酒泉——这里是你报效祖国的好战场。”滕飞后来才知道,1937年5月,父亲和陈云受党中央通过共产国际的委派,带领工作组在这个地方(星星峡、祁连山脉)迎接了突围出来的由程世才、李先念率领的红四方面军西路军部队。这时,滕飞才想到父辈对自己的教育用心良苦。
1970年8月10日,滕飞在一次执行任务中受重伤,昏迷不醒。部队马上通知滕家前去探望。滕代远委托秘书前往看望儿子,并嘱托秘书:“你到部队去,请向领导转达我们的意见,如果还有希望,请尽力抢救,因为孩子还年轻,还能为党和国家服务几十年。万一抢救失败,我们不提出任何要求,一切按照部队规定办。”秘书赶到部队,看到昏迷不醒的滕飞还没有完全脱离生命危险,这时滕代远接到了去庐山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的通知,他以党的工作为重,要求秘书迅速返回,与他一起飞往庐山参加全会。后在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的奋力抢救下,滕飞终于苏醒,摆脱了死神的威胁,重新战斗在自己熟悉的工作岗位上。
滕飞回忆说:“1971年,我被提拔为军官,父亲得知这一消息后,给我来信,嘱咐我要永远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
滕代远在信中用自己在战争年代的亲身经历教育滕飞:越艰苦越离不开官兵一致的光荣传统。
当年滕飞希望自己在军事上有所发展,对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没有多大兴趣。这时,滕代远耐心地开导他,要他好好向雷锋同志学习——“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因为工作需要,滕飞的工作换了好几个地方,但是不管到哪里,他都牢记父亲的教诲,工作更加努力,先后被国防科工委党委和海军评为“雷锋式的好干部”。滕飞从部队转业后,到广东粤海石化储运公司任职,并光荣地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家规——简朴清贫、不搞特殊
在滕久听的记忆中,父亲只流过一次泪。1968年,滕代远送刚满16岁的小儿子滕久听赴内蒙古牧区插队。此前,学校发来有关插队的申请表,滕代远支持一直在自己身边长大的小儿子去内蒙古牧区,并郑重地在申请表上写下“完全同意,坚决支持”。滕代远将毫无独立生活经历的滕久听送上火车,列车开动的瞬间,永定门车站(现北京南站)内近800位学生和家长抽泣声一片,甚至盖住了火车的鸣笛。但滕代远却一句话也没有说,默默地挥着手。后来,滕久听听母亲讲,父亲回到家中,拉着母亲的手说:“孩子才16岁……”一句话没说完,已是鼻翼翕动,泪盈于睫。
滕久昕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讲:“父亲当时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此前是铁道部长,我母亲是北京铁路局党委副书记,可是他们送我的时候是以普通老百姓身份到车站的,没有跟任何铁路系统领导和部门打招呼,是挤在人群里向我挥手的……车启动了,老父亲流泪了。”滕久听在内蒙古期间,滕代远夫妇经常去信,勉励他在草原上扎根,好好经受锻炼。1970年,滕久听光荣参军,成为一名铁道兵战士。
一次,因为工作需要,部队首长让滕久听去北京密云出差。阔别多时,一些留京的同学听说滕久昕回来了,便请他吃饭叙旧,滕久昕也回请了他们——吃饭的开销比较大,还借了出差公款60元,这在当时来说,相当于部队连级军官一个月的工资。滕代远知道后非常生气,提笔写信批评他:“干部子弟应养成艰苦朴素的作风、吃苦耐劳的习惯。这不是一般生活作风问题,而是思想觉悟,甚至是政治水平高低的问题。”
接到信后,滕久昕的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于是,滕代远写信告诉部队的领导,让大家一起帮助滕久昕认识讲排场、摆阔气的问题,并写信给其他的儿子,一同帮助滕久昕提高认识。其中,在给滕久明的信中写道:“小利(滕久听的小名)花好多钱,大少爷脾气厉害,你要多劝说他一下。”后来,滕久昕专门写了一份思想检查寄给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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