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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实说(政治):开国中将张南生之子讲述父亲两次大怒:为了两把沙发和一斤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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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3-6 16:25:3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撰文/林红 视频/王学民 统筹/刘姝蓉】张南生,开国中将,曾任第129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等要职,在长征中三过草地,两次翻越大雪山,在战争中三次负伤险送命。1955年,张南生被授予中将军衔,先后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及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系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高级将领。


图为开国中将张南生

    近日,开国中将张南生之子张雁之接受了大白新闻(微信ID:dabaixinwen)专访。他回忆道,父亲一生很少用言语教育他们,但普通的一句话他却记了一辈子。谈到反腐,他称“老虎”只占少数,要坚信好干部更多。


图为张南生之子张雁之(摄影/王学民)

    张南生三次负伤,子弹穿脸险丧命

    近日,张雁之接受了大白新闻的专访。据他讲述,父亲张南生于1905年8月24日出生在福建省连城县新泉乡北村的贫苦农民家庭。6岁入新泉镇东山楼小学,16岁考入连城旧制中学,毕业后返回家乡替人管帐,帮助父母维持家庭生计。1929年4月参加本村农民协会和自卫队。当年6月,连城县新泉乡在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4军开辟闽西苏区的斗争中成立苏维埃政府,他被选为乡政府委员。

    1930年2月,张南生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当选乡党支部书记。同年5月调入闽西红12军,任第2纵队103团3连政治委员。后任红4军第3纵队7支队21大队政治委员、第12师34团3连政治委员。1931年12月调入宁都起义组成的红5军团,先后任连政治委员,第13军39师116团政治委员、代理团长,红13师39团政治处主任。1934年2月曾被红5军团选为优秀政工干部代表,参加了在瑞金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会后任红13师37团政治委员,国家保卫局保卫总队政治委员。

    据悉,中共的五次反“围剿”张南生均有参加。张雁之称,父亲在这五次反“围剿”中负了三次伤,险些丧命。1931年6月15日,在第二次反“围剿”战役中,连长负伤后,父亲带队上前继续战斗,结果手掌被子弹打穿。1933年12月15日,在参加第五次反“围剿”战役时,被敌方迫击炮溅出的残片击中肩膀和臀部。

    而最惊险的莫过于1933年2月28日,张南生在江西参加第四次反“围剿”战役东黄皮镇战斗中,敌方射中了他的脸部,子弹贯穿其左耳至右下颌处,随后,张南生昏迷了1天1夜。张雁之称,这次负伤使得父亲的右侧嘴角旁留下了永久的伤疤,还经常被人误以为是一个酒窝。

    长征三过草地,为工作四天翻了十座山

    张雁之告诉大白新闻,父亲在参加红军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写日记,从1930年5月一直记到1934年12月,共一万五千余字。他称,父亲在参加长征时,什么东西都可以丢,唯独这本日记不能丢。1938年10月至1943年5月,张南生在艰苦的条件下再次写了五年抗战日记,一日未差,共十万余字。

    张雁之表示,父亲的一生一直在工作,仅抗战日记上记载的里程就有8千8百余公里,多的时候4天走了360里地,翻了10座山,为的就是下到部队给他们做思想工作。

    长征初期,张南生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团政治委员。遵义会议后部队整编,撤销保卫团,调回红5军团13师37团任政治处主任。1935年9月随军编入红四方面军,后任红31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作为南方人的张南生在长征中曾三过草地,两次翻越大雪山,历尽艰辛。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南生任八路军第129师385旅769团政训处副主任、386旅771团政治委员,参加了长生口、七亘村等战斗。1938年1月调任晋冀豫军区先遣支队政治委员兼冀西地委军事部长,后任第129师后方司令部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独立支队政治委员。1940年任第129师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参加了百团大战、太行太岳区1942年夏季反“扫荡”。1943年10月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1945年8月起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948年5月,晋察冀军区与晋冀鲁豫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任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翌年升任政治部副主任。参加了上党、晋中等战役。

    1951年6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张南生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志愿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参加了1951年夏秋季防御作战、金城战役和朝鲜停战后的恢复与建设,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1957年8月任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1975年任北京军区顾问,享受大军区正职待遇。1982年离职休养。是第三、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共八大代表,中共第三届北京市委常委。1955年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章。1989年8月25日在北京逝世。


图为张南生1940年9月在山西羊角村住院期间,消瘦至70斤重,却仍坚持工作和学习

    张雁之:父亲普通的一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张雁之于1945年出生在山西,1949年2月随父母和家人进京生活,他向大白新闻透露,由于自己出生时比较瘦小,像个小毛球,所以他有一个小名叫“毛蛋”。

    在张雁之眼中,父亲其实是一位非常普通的人,连衣服都只有两套,一套是工作穿的军装,另一套是回家穿的军便服,而脚下踩着草鞋或布鞋。他还称,父亲几乎没穿过皮鞋,只在1955年授衔照相时穿了唯一的一次。

    据张雁之回忆,建国后,父亲还有两个习惯,一个是每日清晨会到中山公园散步。另一个是每当吃完晚饭,父亲便会到天安门广场的灰观礼台上,靠在最高处,静静的看着长安街上的人流。

    “父亲的一生都是在做组织干部工作,所以他的嘴很严,从来不与孩子们讨论,但有次父亲跟我说过一句话令我记忆犹新。”张雁之回忆道,1963年,他曾让父亲给他讲讲长征的经历,而父亲只说了一句话——“当年,咱村跟我出来的2千多人,长征后只剩下了几个”。

    “这句普通的话真是让我记了一辈子。”说到这里,张雁之哽咽了,默默留下了眼泪。

    “父亲一生从未通过言语来教育我们,但是我却以他为榜样,尤其是长征精神。”张雁之称,在他上高中时,会参加长征接力赛,并坚持每天跑3000米。上大学后,每天早上5点起床洗冷水浴,并在操场跑5000米。他称,与现在的锻炼身体不同,当时的他就是为了锻炼毅力。


图为张南生于1985年在北京

    父亲只生了两回气,都是为这个问题

    在张雁之的印象中,父亲只生过两回气。第一次是在1979年,当时,张雁之的哥哥张铁雁,用木条和泡沫做了两把简易沙发。张南生得知后大怒称,“我还没死,你们就想坐沙发?”在父亲的意识里,沙发并不是一件普通的东西,不应该是由我们享受,更不允许子女搞特殊化。

    而另一次是在1986年春节,炊事员买了一斤豆角做菜,而当时豆角的价格是其他大多数蔬菜的很多倍。父亲知道后非常生气称:“这么贵的东西你们也吃?”他认为冬天吃豆角是很奢侈的,是奢靡之风,于是将大家训斥了一番。

    据悉,在三年困难时期,张南生患有糖尿病,所以在饮食上很需要注意,每天早上会吃两片面包和几片煎豆腐或者煎鸡蛋,而张雁之的伙食大多就是咸菜。张雁之笑称,每天最奢侈的时候就是吃父亲剩下的鸡蛋渣和上面的酱油。

    张雁之还称,他在北京市八一学校上小学时,兄弟姐妹们每月的交通费只有1块钱,为了省下2角5分的路费,他不惜从海淀苏州街走回位于天安门南池子的家中,这段路程要3个小时。

    同时,张雁之还记得,每年夏天为了凉快,他都会和父亲睡在家里的石质地板上,家中的人就在身旁穿行也无大碍,要是有个电风扇便是最大的幸福。

    谈反腐:“老虎”只占少数,要坚信好干部占大多数

    谈到群众看待官员腐败问题,张雁之有着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国家虽然出现了贪官,但不要忽略他们只占到官员中很小的一部分,要相信大多数党员、干部是好的,不然国家不会取得今日的成绩。

    张雁之称,周永康、徐才厚等这些曾在高位的贪腐分子,他们连一个兵都带不走,就是因为党心和民心是站在好人这边的。

    而关于与年轻人相处,张雁之称,中华上下五千年从来没有代沟,如果有代沟,便不会有今日。虽然在每个阶段或时代中,思想会有交汇和碰撞,但血脉与文化传统从未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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