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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实说(历史):只解沙场为国死 何须马革裹尸还 ——追忆红军将领杨克明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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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3-8 11:10:2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郑丽天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杨克明,就是一位从学生时代就投身于革命事业的坚定的共产党人,他弃小家纾国难,带领穷人干革命,建立党的组织、壮大红军队伍,最后血洒高台断头颅,为党和人民献出一片赤诚。杨克明,一个永远被铭记的革命先烈,他的血肉、他的头颅、他的名字,深深地影响着我们认知生命的维度。

    立足家乡干革命
    杨克明,原名陶正,曾用名陶树臣、洪陶尔、洪涛,1905年2月15日出生于长寿县云集乡罗家庙(原属四川省,今属重庆市长寿区)一个农民家庭。七岁就读于本乡私塾,曾因家庭拮据而中途辍学,父亲陶荣山不忍聪明好学的儿子荒废学业,省吃俭用积攒经费,将其送往县城的最高学府——省立涪陵第四中学继续读书,并靠借贷保证其学业。杨克明自知读书不易,学习十分刻苦,饱读学校馆藏图书,《新青年》等进步书刊使他萌生了革命的念头。
    1924年8月,四川早期革命的领导人童庸生(曾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入中国共产党)来到涪陵四中任国文教师。在童庸生的带领下,杨克明投身到众多爱国学生运动中,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学生自治会”和“社会问题研究会”,并被吸收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毕业后,他回到家乡,与近邻的魏俊淑成婚,婚后不久化名为洪涛尔,在丰都县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重庆“三·三一”惨案后,杨克明回到家乡云集、大柏树等地,组织进步青年开展反军阀的革命活动,并筹集武器组织了30多人枪的农民武装,清除了地方恶霸黄汉清等人。乡亲们把他视为亲人,封建地主、军阀恶霸却四处捉拿他。在乡亲们的掩护下,杨克明成功逃脱险境,然而他的母亲和妻子却惨遭迫害。军阀恶霸们把他的母亲和妻子抓起来施行毒打,逼她们交出杨克明,并贴出“活捉洪陶尔赏银千元,交尸者赏银五百元”的布告。魏俊淑的手杆被打断,一起革命的同志被杀害,杨克明只得隐蔽起来进行斗争。
    1930年4月,四川省第二路红军游击队成立后,杨克明担任宣传员。他积极宣传红军为穷人打天下的主张,领导农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组建农民协会,粉碎军阀阴谋。一时间,二路红军威震涪陵、丰都、武隆、石柱一带,但同时也遭到了强敌的围困,杨克明等人突围后,转到三路红军游击队,开始了新的斗争。



    纵横川东建党建军
    1930年冬,杨克明到营山农村开展革命活动。他化装成一个叫“杨布客”的生意人,以做布生意为掩护出没于营山安化场,秘密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开展抗捐斗争。他与同志们一起凑足银元,把在地主家当童养媳的王定国(如今健在的唯一女红军)解救出来,并引导她走上革命道路。随着革命烽火的兴旺,杨克明再一次遭到敌人通缉,遂转到梁山一带开展斗争。
    1931年夏,杨克明来到开江广福,任广福特支委员,与王维舟一起组建川东游击军广福支队,加强了对开江广福特支和游击队的组织领导。1932年夏,省委将梁山中心县委改为梁(山)达(县)中心县委,杨克明任中心县委书记,与王维舟、蒋琼林等密切配合,发展川东游击根据地。他将领导机关搬迁到达县蒲家场(今通川区蒲家镇),领导了达县、宣汉、万源、开江、梁山等地党的工作,加强了对川东北地区和川东游击军的领导。他经常驰骋于达县、宣汉一带,被同志们称为“铁脚板书记”。龚堪彦、赵明恩、王直哲、李国构等人及其兄弟,都是由他带上革命道路,并把他们的家作为联络工作的秘密据点。
    杨克明积极开展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健全各县委领导机构,充实领导班子,发展壮大党员队伍,加强党的组织纪律建设,增强了党的战斗力。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提高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马列主义水平,他亲自编辑油印了秘密刊物《战鼓》等,作为中心县委的机关刊物,及时传达党的方针政策,宣传共产主义,指导川东游击军武装斗争,揭露军阀豪绅的罪恶。这些刊物还在群众中广为传播,在思想上震慑和打击了敌人。川东各地党组织很快成为了农村革命斗争的坚强堡垒,为日后迅猛发展的川东游击军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
    1932年10月,梁达中心县委在蒲家场建立了反帝拥苏大同盟,积极发展盟员,广泛宣传反帝拥苏活动,在广大党员群众和游击战士中扩大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使广大群众认识到帝国主义的腐朽和必然灭亡的趋势,从而坚定了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心。反帝拥苏同盟的很多成员先后都参加了党团组织,成为各级党组织和游击军的骨干力量。杨克明还举办党员培训班,建立和整顿工会、农会、赤卫队、游击队、儿童团、妇女会等组织,开展打击军阀豪绅和抗捐抗丁斗争,使川东游击军迅速壮大起来,为红军入川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解放宣汉、达县发挥了重要作用。
    红军入川后,梁达中心县委遵照省委指示,杨克明和王维舟动员一切力量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和游击队伍,把指挥中心迁到宣汉大山坪一带,靠近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前沿阵地,组织农民开展群众斗争和武装斗争,积极配合红四方面军作战。宣达战役打响后,他亲率川东游击军第三支队的300余人在西线作战,在君塘、蒲家、罗江、碑牌河一带设伏袭击敌人。他还派出一部分兵力打入刘存厚的兵工厂,分化瓦解部分工人,巧妙地用驮马把大量军用物资运送到游击根据地,为红军攻占宣汉和达县创造了条件。宣达战役胜利后,梁达中心县委组织了数万民工,将刘存厚在达县经营了十年的兵工厂、造币厂和被服厂等全套设备和物资,通过人力运输搬到通江大后方,为红军铸造武器和苏区货币、发展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英勇作战反被诬
    1933年11月2日,川东游击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军,杨克明任军政委。不久,他与川陕省委同志一起组建中共绥定道委,领导了渠县、达县、宣汉、万源、红胜、城口6个县委的工作,为巩固川陕苏区做出了积极贡献。
    因反对张国焘错误的肃反政策,杨克明遭到排挤和打压。1934年4月,在反“六路围攻”的紧张战斗中,杨克明正带领红三十三军将士在万源罗文、长坝一带执行防御任务,张国焘不顾红三十三军的战斗功绩,以指挥作战不力为借口,把他从火线上撤下来。离别部队时,杨克明含泪对战友魏传统说:“尽管我此去凶多吉少,但我还是要为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随后,他被撤去政委职务,调离到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当内务部干事,后来又到红军补充师和独立师任政委和师长。
    长征途中,张国焘不顾中央北上抗日的统一方针,一意孤行执意南下,红四方面军在三过雪山草地的往返战斗中减员甚多,红三十三军由原来的1万多人锐减到几千人。1936年1月10日,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丹巴会师后,红三十三军的番号被撤销,与一方面军的红五军团合编为红五军,原红三十三军的3个团2000多人改编为红五军第十五师第43团和第45团,杨克明任军政治部主任,与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一起领导红五军继续北上。

    血洒高台断头颅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红五军与红九军、红三十军组成西路军,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转战河西走廊,展开了与敌马家军骑兵的恶战。西路军一路艰难地执行着上级的军事部署和命令,在进占山丹、永昌地区后,歼敌26000余人的情况下,自身也受到了重创。
    1937年元旦拂晓,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领的红五军39团、45团和总部特务团4个连及2个骑兵连3000余人,一举攻占甘肃高台县城,并收编了守敌保安团、民团武装。此时,红五军37团、43团和红九军、红三十军分驻于临泽县城,以及临泽东南之沙河堡、倪家营子等地,高台红军与主力部队相距较远。
    高台是回汉民族杂居区,长期以来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和马家军阀的欺压挑拨,民族矛盾十分突出。红军一攻占高台,杨克明就加紧开展政治宣传工作,大力宣传“天下穷人是一家”“各民族团结一致才能击败日本侵略者”等革命道理,发动战士在大街小巷书写红军标语,发动群众召开斗争大会,批斗恶霸地主和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号召群众支援红军,并开仓分粮给穷人,还帮助成立了抗日人民政府、组织建立贫协委员会。红五军的严明纪律和作风感化了当地老百姓,取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然而,红五军进城第三天,马彪、马步青、韩起禄等马家军就乘高台守军力量薄弱之机,纠集了2万余人的骑兵旅、步兵旅及炮兵团、民团,以一部兵力钳制临泽地区红军部队,切断支援高台的通道;以大部兵力对付高台红军,将县城团团包围。敌人再将高台兵力主要屯于城西,阻止红军西进,其余则分布在城东和城南,企图切断高台与临泽等地的联系,将红五军消灭于高台城内。
    敌情万分紧急,红五军急需向总部报告困境、争取支援,但整个红五军唯一的电台被留在了临泽的政委黄超处。军长董振堂只得派人分批化装出城向总部报告,但他们出城后都杳无音讯。在与总部失去联络的情况下,红五军只得做好守城的准备。
    红五军进入高台时,弹药已经十分奇缺,为此他们组织当地铁匠、木匠赶制和收集了大刀、梭镖、铁叉、铁棒、木棒等,甚至把水桶装上水结成冰砖当武器,把树木锯成截搬到城墙上,准备与敌人决战。
    由于红五军坚守的是一座孤城,且寡不敌众,敌人又源源不断地增兵,董振堂起初下令在城墙处挖洞,以备紧急时突围。然而,1月17日凌晨,军政委黄超派人送来的急信却是要坚守高台。董振堂只得放弃突围计划,决心死守。
    1月12日,敌军开始大举进攻,先后攻占了东、西关外据点,接着从城东、南、西三面进行攻击,连续攻城30余次。敌人密集的炮火向高台县城倾泻,县城化为一片火海,许多工事被摧毁。红军连续8个昼夜的血战,与敌拼杀了几十个回合,逼迫敌人丢下大片尸体。
    19日夜,敌人又以猛烈的火力轮番攻城,红五军伤亡极大,有的连队的参战人员只剩下三分之一,弹药即将耗尽,已经没有抵抗能力。但英勇红军战士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浴血奋战,没有武器的战士用砖头、木棒、树桩扔向敌人,就连机关干部、女战士、伙夫、马夫等都全部上城御敌,把敌人打得人仰马翻。尽管红军组织了无数次反击,但因弹药奇缺,并没能把敌人彻底击溃。此时被收编的民团中有人叛变,红五军陷入了腹背受敌的绝境。
    20日拂晓,敌人在密集的枪炮下,从四面八方向高台城发起最后攻击。城墙此崩彼塌,守城部队遭到严重伤亡。在叛军的接应下,敌人蜂涌入城,红军将士在城墙上、巷道里与敌人展开巷战,枪炮声、喊杀声响成一片,大街小巷血流成河,整个高台城笼罩在悲壮的气氛中。野蛮的敌人纵火烧毁民房直到上午11时左右,大火从西南一直向东蔓延,把红五军逼迫到城东南角上。就这样,红五军与敌人巷战10小时,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绝大部分将士壮烈牺牲,最后高台失陷。
    在战斗的最后时刻,杨克明率十几名战士阵守在县城天主教堂,与敌人拼杀。马家军将教堂团团包围,炮火引燃了教堂。在战火中拼杀的战士们先后都倒下了,杨克明端起机枪奋力扫射敌人,子弹打光了,在身中数枪后英勇牺牲,年仅32岁。
    在巷战中,军长董振堂带着20多人上了东门城楼,在城门楼上与敌奋战,最后不幸被敌击中,壮烈牺牲,年仅42岁。马家军惨无人道地将董振堂、杨克明等红军将领的头颅割下用铁丝穿着耳朵挂在城墙上悬首示众,还不让人收尸。1月23日,中共中央获此噩耗后,在延安为红五军死难将士召开追悼会,毛泽东主席深情地说:“路遥知马力”。
    然而,新中国成立之后,杨克明的亲属还不知道他牺牲的消息。1983年8月,曾任红三十三军九十九师师长的王波,专程到高台痛悼忠魂时,得知杨克明的革命烈士证书在纪念馆里存放了30多年,竟无人领取,他发誓要找到烈士亲属。经过四川有关部门的联合查找,终于在贵阳找到了杨克明烈士的儿子陶森林和苦盼丈夫50多年的妻子魏俊淑。1985年8月,70多岁的魏俊淑老人来到杨克明烈士的墓前,一句“树臣,我等了你50多年啊!”,让在场所有人都泣不成声……




    杨克明等一大批优秀的红军将领、坚定的共产党人,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一心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而奋战,即使身首异处也绝不改变对党的忠心和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他们头颅为党落、身躯为民裂,以短暂的生命和辉煌的功绩展示了生命的宽度;他们以共产党人的思想境界提升了生命的高度;他们以坚定的革命斗志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展示了共产党人品行的纯度。他们用行动践行着誓言,用气概彰显着本色,用忠诚凸显着生命的价值,用功绩绽放着生命的光辉,用大爱演绎着生命的意义。
    如今的华夏大地已如王波《哭高台》中所吟诵的那样:“革命壮志今已酬,祁连雪山春染透。三千丹心光日月,西征路上照千秋。”让我们以致敬英烈、承志前行来告慰先烈吧!
    (参考书目:《中共达州历史》(第一卷)、《红四方面军》、《红西路军史》、《西路军血铸丰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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