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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实说(政治):好文连读 摘自【海疆】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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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7-15 17:43:2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赤色 于 2019-7-15 17:47 编辑

为何不必担心贸易战?毫无疑问中国必胜
□ 李晓鹏


第一,适度的贸易战有利于中国产业升级

中国现在正处在许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或市场化的关键时刻,适当的贸易战有利于我们凝聚人心专注自主研发,赢得国内市场的支持。一些新产品也需要适当的关税保护加以培育。
比如芯片产业,以前大家都乐得购买英特尔或高通的芯片,用来做手机做电脑,日子过得很滋润,没有啥危机感。中兴被制裁的消息一出来,相当于给全民做了一次芯片产业知识科普,全国人民都知道原来中国的芯片产业问

题这么多,从政府到企业都在喊着要加快投入芯片关键技术的研发,一下子就把芯片产业的热潮给调动起来了。
这种事情,没有美国人来制裁中兴,咱们自己的宣传部门还真宣传不出来这种效果。可以说,中兴制裁案,起码把中国芯片产业的发展速度提高了百分之好几十。
说不定十年二十年以后,某个帮助中国芯片技术超过美国的中国科学家会说:我本来想去某个房地产或者金融企业挣点快钱的,结果中兴事件出来以后,才知道我们国家芯片产业

有这么大的问题,这才投身芯片。中国不缺这种人,班超投笔从戎嘛,鲁迅弃医从文嘛,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啊,几千年来不都是这样?
所以,适当的打一打贸易战,对中国是大好事。过了几十年舒服日子,得有人来给我们找点麻烦。不然人才都去炒房了,早晚自己把自己玩死。贸易战有利于我们更多的人才、更多的资金进入到关键产业升级的关键环节。总的来说,我们欢迎贸易战,欢迎适度的卡脖子。这是第一。

第二,特朗普是中美战略对抗的最佳对手

如果中美必有一战,那么美国方面的领导人最好就是特朗普这种水平。而现在确实就是! 这实在是太好了。
老有人说中国战略误判——是有点误判, 主要是实在想不到美国人会选出一个水平这么差的总统。我之前也预测过特朗普上台后的政策选择,一个是收缩起来搞内政改革,一个是转移矛盾得罪全世界,我认为后者是很糟糕的选择,特朗普应该选择前者。我也“战略误判” 了。就好像高手过招,总要预测一下对手会出什么厉害的招数。结果对手上来闭着眼睛就是一通王八拳,确实很容易让人“战略误判”。不过这种“误判”我们是希望越多越好。
特朗普去英国访问,就劝英国“硬脱欧”, 跟欧盟彻底闹崩,被梅姨当面拒绝,然后他见了记者他就说自己很怀念“英格兰”——也就是最好英国的苏格兰和北爱分裂出去;会见马克龙,就悄悄的说你退出欧盟吧,我给你比欧盟更好的待遇。马克龙虽然年轻,但并不幼稚, 当面笑嘻嘻,心里 MMP,刚回到欧洲,就把这句话曝光给了媒体;
到德国访问,要求默克尔不要买俄罗斯天然气,并且增加军费,冲到对抗俄罗斯的第一线;到了俄罗斯,又跟普京攀交情,好的一笔, 默克尔心里怎么想可想而知。
结果一回国,美国国务院就发布报告,声明绝对不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一部分,普京也跟着发表了一个演讲,说我看人民币具备代替美元的潜力。克里米亚问题是俄罗斯的核心战略利益,美元霸权是美国的核心战略利益, 双方在这两个问题上公开怼,那就是摊牌了, 不打算再谈了。

所以特朗普访问俄罗斯基本上就是一无所获。除此以外,他还要墨西哥修边境墙,还要墨西哥出钱;对加拿大增收关税,让加拿大被迫反击;还要打击非法移民,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得罪一通中东国家……总之就是把不该得罪和该得罪的不分青红皂白全都得罪了。他还退出了 TPP,把日本也折腾够呛。撕毁伊朗核协议,欧盟和俄罗斯都不满意。这一通王八拳下来,实在是让人目瞪口呆。
得罪一个人不是本事,能把全世界主要的势力全都得罪一通,这才是真本事。上一个这么干的人,是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特朗普背后是美国,估计结局能比卡扎菲好点,还不至家破人亡,但其战略导致众叛亲离而最终失败的结局是逃不掉的。
但凡智商正常点的政治领导人,看到了特朗普这一番折腾,心里基本就有谱了。不管特朗普说啥,这哥们一转身就能翻脸不认人。跟这种人就没法谈条件,所以全都是笑脸相迎, 特朗普想听什么话就说什么话,但谁也不把跟特朗普说的话和特朗普说的话放在心上。
到了这个份上,美国外交基本就凉凉了。因为人家根本就不跟你谈了,谈了也白谈。这就是咱们外交部发言人说的,谈判的基础是信用。特朗普现在全世界都没信用了,没人愿意正儿八经跟他谈判。所以他去跟很多国家领导人谈,表面成果都很丰盛,但全是场面话,用咱们中国话来说,就是打官腔,基本没有能落实的。这就是特朗普面临的现实——人家吵架都不愿意跟你吵了。
这样一个人,竟然国内还有人指望他团结欧盟日本一起对付中国?这不是搞笑吗?还有人说基辛格说了,要团结俄罗斯对付中国,这个战略好厉害——厉害是厉害,问题是特朗普具备基本的执行力吗?普京能信得过他?你是欧盟领导人,你敢跟特朗普结盟吗?你是俄罗斯领导人,你敢跟特朗普联合吗?
对了,还有个朝鲜。朝鲜核试验的时候, 有些人疯狂骂朝鲜领导人是疯子,说美国甚至中国都应该去把他灭了。结果后来人家说可以跟特朗普见面了,又是这些人,说小金好聪明呀, 要带枪投敌戏耍中国,你看中国这下傻 X 了。
结果人家先来中国拜访,跟特朗普谈了半天啥也没谈出来,一回头朝鲜媒体就开始骂美国的要求很无耻。特朗普回国后吹了一通牛以后,朝鲜的事情又木有下文了。反倒是中国 - 朝鲜 - 韩国越走越近。
如果中美之间的战略冲突不可避免,由这样一个人来带着美国跟中国打贸易战,我们能不高兴吗?简直就是天佑中华啊!把所有的第三方势力都得罪完了,逼着他们跟中国走的更近。我们做梦都希望遇到这样的对手。

第三,欧盟不可能跟美国联合起来对付中国,美国想要打贸易战只能靠他们自己

站在欧盟的角度,中美开打贸易战,他们的最佳选择很简单:坐山观虎斗,两边占便宜。你要是欧盟领导人,你也这么干。而实际上欧盟就是这么干的。
有些同志啊,实在是想中国崩溃都想疯了。欧盟主席跟特朗普搞了一个虚头巴脑的声明, 啥法律效力实际条款都没有,就欣喜若狂,恨不得说成是欧盟已经跟美国签订了共同打击中国的条约。
欧盟的态度很清楚的:中国没得罪我,我也不得罪中国。双方互相开放做生意,有啥不好?当然,小打小闹反倾销什么以前也经常干, 现在也该怎样怎样。美国特朗普威胁要加收我关税,我就反击报复。现在特朗普说先不征收关税了,那么我也承诺不报复了。你说要搞零关税,可以谈,没问题。公平合理就行。完了。特朗普一转身,就告诉记者,欧盟已经同意进口美国大豆了。中国媒体立马跟着起哄, 变成了欧盟已经同意和美国一起跟中国打贸易战了。欧盟这边立马就蒙了:我啥时候说过这个?
按照特朗普和国内某些同志的宣传口径, 发个声明就叫结盟对付中国。那中国和德国的联合声明该叫啥?默克尔在欧盟说话的分量可比没有实权的欧盟主席大多了。
什么是中美贸易战?中美贸易战,就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战。就是这两个国家战,其它国家都靠边站。这是老大和老二的战斗,其它小弟都是围着看热闹的。欧盟不会为了中国而去得罪美国,也不会为了美国来得罪中国。但是有一点,这场贸易战是美国人挑起来的,而且特朗普还顺便要想把欧盟也收拾一顿。如果中国怂了,那么特朗普会不会对欧盟提出更苛刻的条件?白痴都知道,肯定会。欧美零关税协议不要说还没有签署,就算签署了,特朗普一转身说老子被骗了,协议不算数,从新谈, 不然我就对你征收惩罚性关税。
欧盟能把他怎么样?所以欧盟至少是希望中国要顶住,不要服软。中国硬顶住了美国的压力,欧盟这边跟美国谈判的筹码就要多一点, 底气就要足一点。

至于说零关税这种东西,一点也不可怕。默克尔愿意跟美国谈汽车零关税,那是因为德国是汽车强国,两边互相零关税没问题。但也就限于汽车这么小的一个领域。美国如果跟中国谈零关税,中国也愿意谈。欧盟来谈,我们也愿意谈。现在关税真心不高了,降为零影响不大。关键还是技术封锁和产业补贴。
欧盟和美国在工业零关税上还可以谈一谈, 涉及到产业补贴那就没法谈了。特别农业补贴, 欧盟要是对美国农产品零关税加取消自己的农业补贴,它的农业马上就会遭到巨大的冲击。法国农民估计立刻就几大卡车的大豆白菜去把法国议会和总统府的大门给封了。
补贴这事儿欧美根本不可能谈的拢。懂点历史的去看看欧盟从煤钢共同体到欧元区的过程,那个谈判之艰辛,到处都是卡点,谈了几十年,最后矛盾最大的就是农业补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手段非常多元化,不是谈一个意向性的零关税就能解决贸易争端的。
你看看欧盟是怎么收拾谷歌和微软的?动不动就是反垄断几十亿美元的罚款。欧盟虽然有点官僚主义加白左倾向,但绝不是什么傻白甜,关键利益方面可不含糊。TPP 谈了多少年? 从美国宣布准备加入开始,谈了八年,这还不算美国参加之前的好几年,反正最后崩了。欧盟和美国要搞什么自贸区,按照欧盟的效率和特朗普折腾事儿的风格,没有十年根本不可能谈出来有实质性意义的成果。
当然,最关键的一点是,欧盟和中国没有根本性的战略利益冲突。欧盟犯不着为了美国损失跟中国的经贸合作。这跟当年美苏冷战不一样,苏联是直接威胁到欧洲国家安全的存在, 东德西德势不两立。欧洲人那是真担心苏军来了死全家。欧洲不跟美国联盟都不行。
中国制造 2025 是要产业升级,有些地方跟欧盟的优势产业有冲突,但升级的过程一定会大量采购欧洲的先进设备,反而会为欧洲创造一个潜力超级大市场需求。想想看,中国搞“机器换人”的产业升级,欧洲那些机器人企业挣了多少钱?没有中国制造 2025,这些企业的利润从哪里来?
就算将来产业升级了,跟欧洲肯定还是会有分工。中国崛起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我们是搞生产搞贸易崛起的,做生意两边都能赚到钱, 就算中国超越欧洲,那也是中国增长的快一点,欧洲增长的慢一点,慢慢追上来的,不是中国要抢欧洲人的饭碗,让他们没有饭吃。
只要大家都能从中国崛起的过程得到实在的好处,一些面子问题、意识形态问题,不会导致双方发生根本性的利益冲突。要让欧盟承认中国的国力可能超过它,中国的政治体制可能不会向他们看齐,黄种人建立的国家也能成为世界老大,是有点伤自尊心。
但自尊心又不能当饭吃对不对?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句话不就是欧洲政治家自己讲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 都是基于理性建立的。利益才会引发战争,自尊心不会,最多打打嘴仗。
中国的战略利益跟美国是有点根本性冲突的。因为美国有个美元霸权体系,中国崛起了, 就会挑战这个体系,那么美国坐在美元霸权上收割全世界财富的这个渠道就可能被掐断。这是带有根本性的冲突。欧盟不一样啊。欧元又不是全球货币,也不收割全世界。
世界货币是美元还是人民币有多大区别? 如果是美元和人民币两强并立,欧洲还能渔翁得利呢。所以,没有根本的战略利益冲突,决定了欧洲不会参加到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游戏当中来,这是根本性的。这中间出现各种小事情小波折,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欧洲有时候偏向中国一点,有时候偏向美国一点,改变不了这个战略大格局。
所以,有些同志指望欧盟站出来帮助美国收拾中国,这个梦想恐怕是要落空了。不要说欧盟,就算是更加铁杆的日本,到目前也是含糊其词态度暧昧的,并没有旗帜鲜明的站到美国一边。原因也是一样,这是美国和中国的事儿,这两个巨无霸打架,其他人犯不着瞎掺合。日本经济也离不开中国,出来捣乱损人不利己。保持中间立场,等着两边来拉拢,趁机从两边要点好处才是最佳选择。
要说卡脖子技术,美国方面是有一些,但是不多。好多东西欧洲日本能提供。比如芯片的光刻机,那是芯片产业的“脖子”,但那是荷兰生产的,美国也生产不了。中芯国际要买最新的 7 纳米光刻机,荷兰人马上就卖。比如精密工业轴承,中国不行、美国也不行,最强的是瑞典。高端精密机床,德国人那里买得到, 也不用怕美国卡脖子。
我们不要有受迫害妄想狂,认为荷兰、德国、瑞典会有钱不赚、有全世界最大发展速度最快的市场不去占领,反而跟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联合起来卡我们脖子。这场贸易战是美国人挑起来的,它想挑战全世界。中国的对手只有美国, 中国可没有挑战全世界。如果中国去挑战全世界,那我们肯定一败涂地死翘翘,但只是迎战美国,我们有足够的把握取得战略优势。

第四,美国内部也不能实现团结,特朗普无法统一内部意志


中兴通讯因为跟伊朗有贸易关系,违反了美国的国内法,被美国人逮住了想要制裁。结果搞来搞去,还不是交罚款了事。这个罚款的数量,还不如中国不批准高通收购恩智浦,高通损失的违约金多。欧洲法院随便收拾一下谷歌,收的罚款也远高于这个数。
为什么美国不乘机搞死中兴呢?还不是舍不得这块市场。中兴垮了,好多美国上游厂商也要跟着倒霉。美国商务部和美国议会里边, 多少人收了游说人的好处,才决定放过中兴, 那就说不清楚了。我们外人看不见,但从这个结果来看,很明显,连一个自己作死的中兴都下不了狠心往死里整,要跟整个中国斗,我看够他们内部折腾了。
不过这一条不细说,因为这是美国国内的事情,变数比较大。我们料敌从严,把美国的国家意志想的强硬一点没啥坏处。但关键时刻, 其内部斗争可能会出现戏剧性变化。比如加州威胁继续搞贸易战就要公投独立,国会通过议案限制总统的关税权力等等,让这个贸易战从正剧变成喜剧也是有可能的。

第五,最关键的,还是中国自己底子厚实、斗争意志顽强,不怕什么贸易战、冷战、热战


朋友来了有好酒,敌人来了有猎枪。
美国人说了,要让中国感受到痛苦。这句话说得有点不知道天高地厚。过去一百多年来, 中国感受到的痛苦多了。难道区区一个贸易战, 还能比日本侵华战争更痛苦?贸易战所可能带来的痛苦,在过去一百年里外部势力给中国制造的痛苦指数排行榜上,估计前一百名都进不去。
远的就不说了,好多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就说比较近的一次,1989 年以后,美国联合整个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制裁。那一次的力度可是比这一次大得多了。那一回欧洲日本是不含糊的,一边倒的坚决站到美国那一边。那时候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也靠不上,中国基本上算是被彻底孤立了。
然后呢,中国服软了吗?没有嘛。制裁就制裁,扛了一年,欧洲先扛不住,纷纷解除制裁:不管了,老子要跟中国做生意,有钱不赚二百五,十多亿人的市场放着不要,去争什么极权人权?真金白银最重要。
然后日本也跟着解除了制裁。最后就剩美国了。美国人扛了两年,最后悄悄的来找中国谈。中国方面的回应说:中国不可能主动让步, 因为制裁是美国主动挑起的,只能是美国自己解除制裁。
然后美国就解除了制裁。就这样。
1990 年代初期的时候,中国的经济还弱小的可怜,尚且不怕美国欧洲日本联合支持,硬扛了下来。难道 2018 年,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会怕美国单独发动的贸易战?
这是斗争意志。中国人民中国党从来都不缺乏斗争意志,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从最艰苦的环境中通过你死我活的斗争成长起来的。朝鲜战争都不怕,还怕贸易战?这一次贸易战,虽然有很多中国国内的媒体拼命带节奏,投降主义思潮搞得很红火,但决策层态度是很坚决的, 比美国高层团结的多。在斗争意志方面,中国显然处于上风。
朝鲜战争的时候,国内投降主义论调也是很高的,比今天那可是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比如著名知识分子张东荪就主动去跟他的“美国朋友”——实际上是美国间谍——说:请你转告美国政府,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反对美国的。还开了一份可以跟美国合作的“民主人士” 的清单,准备将来美军打进来可以参与新政府建设。
这个张东荪还真是个爱国人士,一心为国的,不是那种想发国难财、卖国求荣的。但他看不到中国人民和中国党的强大力量,所以才会干出这种可耻可笑的事情来。最近像高善文一类的投降言论,大体应该和张东荪是一个路数的,是一种善意的投降主义。不过善意的投降主义也是投降主义,而且当年没有互联网, 张东荪也就只能关起门来在自己的朋友圈子里边传播一下,现在动不动就十万加,虽然调门低了一些,但实际负面影响可能更大。
除了斗争意志,当然要有实力。中国现在有没有实力跟美国打贸易战呢?当然是有的。不仅有,而且有富裕,可以说是优势巨大、取得胜利不在话下。
中国是全世界工业体系最完整的国家,没有之一。当然同时也是世界第一大工业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生产的产品种类能够达到中国的水平。美国就差的更远。
中国有 22 亿亩耕地,粮食产出足够自给自足,进口大豆等农产品主要是用于改善消费和相关工业的。
中国拥有完整且独立的军事工业体系,从最强大的氢弹到洲际导弹,从先进的战斗机到最先进的驱逐舰,应有尽有。此外,重要的军事装备可以得到盟友俄罗斯的支持。美国人在最核心的技术方面没办法卡中国的脖子。
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内需消费市场。去年中国全社会零售总额按照现实汇率计算,已经超过美国。
中国具有极强的科技原创能力,在国外期刊发表的科技论文数量、被引用数量,以及专利授权量,基本都处于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名的水平。中国每年培养出来的大学以上学历的毕业生人数全球第一。
跟这样一个经济体打贸易战,同时还把欧洲亚洲中东其它国家全部得罪一遍,开什么玩笑?
中国经济体系现在有一个很需要认真解决的大问题,这个问题跟很多人想的不一样,根本不是什么房价太高、金融债务太高之类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军事工业技术和民用产业发展脱节。这是改革开放前后,两条发展道路形成的断层。
前沿技术,一般都是先军用,再民用。国家投入支持研发,先用于军事,再逐步然后转化成市场化的商品。美国人自己的高科技产业, 也是这么走出来的。互联网就是先用于军事领域的,硅谷发展早期的许多技术都是美国国防部支持研发的。这是一个基本规律。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也是走的这条道路。比如飞机,先模仿苏联搞了一个轰炸机,然后再试图把轰炸机改造成为民用客机。先造坦克和军用运输车,再造民用货车和小轿车。这样一步一步来,军事技术先用,然后转化成市场成果,赚的钱或者收的税政府再投入军事研发。这样,国家掌握了核心技术,研发投入也有经济支持,从而形成一套独立的经济研发生产体系。
但是这个路线跟计划经济结合的太密切, 遇到了很多问题。改革开放以后,这条路被部分中断了。大飞机研发下马了,改成直接购买外国的飞机。汽车搞合资了。我们今天大量的市场化产品,其背后的关键零部件,好多都是从国外进口的。
但是,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并不是完全否定了前三十年。至少军事体系是继续沿用了前三十年的道路。军事工业体系仍然保持的很完整,没有走“以市场换技术”的道路——当然, 西方国家也不会给我们这个机会。所以,军事工业自己形成了一个比较封闭的独立系统,从研发到生产制造,非常完整。但是,这些技术只用于军事领域,很少向民用转化。
因为在向民用转化的过程中,被外国的技术抢了市场了。外国的技术更成熟,成本更低, 民用市场只需要直接购买国外的核心产品然后外壳组装就能开卖,省事方便,赚的是劳动力价格便宜的钱。而我们自己的军事技术向民用转化,刚开始肯定有很多不方便不成熟的地方, 民用市场不愿意用。所以中国的经济体系,变成了两张皮。
一张皮,就是一个独立的军工体系;另一张皮,就是依赖于国外先进技术的民用产品体系。
这导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军工研发成本很高,技术投入收回很困难。同时,民用产品在很多关键环节,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可能会被美国人“卡脖子”。
但实际效果来看,这两张皮各自运转的都还不错,创造了我们看到的中国从 1978 年到2018 年的“中国经济奇迹”。为什么能创造这个奇迹呢?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民用的体系直接用国外的加工组装,再搞点水平不高的技术性研发, 赚了不少钱。这些钱很多通过税收和国有企业利润等等渠道变成政府收入,政府的财力大幅度增加,用来投入军事技术研发。所以军事技术本身虽然没有赚到钱来回补,但因为开放带来的经济高增长,间接的补贴了独立研发的军工体系,勉强维持平衡。



中国自己研制的登月车——玉兔登月车

第二个原因,就是咱们的军工体系还继续讲贡献,里边很多改革开放以前继承下来的优秀传统,老一辈科学家的献身精神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拿着很低的工资,干着世界级水平的工作。新一辈人当中也有很多受到了感染。整个体系从人才培养到最后出成果,保持的比较完整,技术和精神传承都没有崩掉,仍然能够维持相对低成本的有效运转。
这两个体系要继续这样独立高效运转,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国外的高科技产品还能够继续让我们敞开了进口。还有就是我们的军工系统能够保持基本的廉洁,不腐化,人才不流失。
但是这两个条件,现在看来都不容易维持。第一个前提的问题就是现在贸易战,美国人不干了,他们看到了中国再这样下去可能会抢了他们的饭碗。而且中国再按照这速度产业升级下去,外国的高科技确实有点不够用了,好多得自己全新研发。


中国自己研制的超级计算机——神威·太湖之光

第二个前提的问题就是,军工系统现在确实待遇不太够。军工当然要讲贡献,但长时期的和平,光讲贡献也不行,要有个均衡。特别是对于非战斗人员,对科研技术人员、后勤生产人员,还是要多讲点福利待遇。
在民用市场工作,能挣一百万,在军工体系, 挣六十万也可以,差的四十万算是讲贡献。但要是只能挣十万,差的九十万讲贡献,时间长了肯定要出大问题。人才流失、技术泄密、以次充好甚至间谍案件高发,都是会出现的。
除了军工科技和民品市场,中间还有一个就是国家主导的高端科研机构,包括高校中科院这种。算是夹在中间的。这些机构也是改革开放以前就建立起来的,现在主导的还是行政体制管理的那一套,但市场化的因素也很多了。问题跟军工体系有类似的地方,就是很多国家的战略性研究成果,没有很好地向民用市场转化,科研人员的待遇比军工系统好点,但也有限,不过转化能力和程度比军工体系还是要高很多,这算是个半成品。
这种情况下,我们看清楚了:两张皮不能再这么搞下去,必须要搞军民融合、必须坚定不移的推动国有战略性科研成果向民用市场转化。两个体系要融合。
民品市场从军事技术和战略研究当中取得自主可控的知识产权,军事和战略性研发从转化过程中获得足够的利润用于支持后续研究, 提高研究人员的收入待遇。这两个体系融合好了,中国才能建成真正的“创新型国家”或者说打造一个比较完整的“国家创新体系”。
这两张皮的关系,跟今天的贸易战有很大关系。为什么我说什么房价高、金融杠杆都不是关键问题,这些都是浮在表面的小问题,科技实力才是核心竞争力。美国的军工体系和高科技产业如此强悍,所以再怎么折腾金融危机最后都是收割别人,人家自己越活越滋润。
中国这两张皮,各自问题都很大。但是合在一起,好多问题可以互相解决,这是中国在贸易战中可以扛过来的最根本的东西。举个例子,比如超级计算机。这个算是战略性产品, 很多计算是为民品服务的,生物制药、图形渲染什么的都用得着,但背后是军事工业体系在支撑。

以前我们的超算是用的美国的英特尔芯片, 因为方便好使。结果中国的超算连续好多年当了世界第一,把美国人自己搞的超算给比下去了。美国人就不干了,开始搞技术封锁,不准英特尔向中国出口顶级超算用芯片。按照某些同志的想法,那中国的超算那不就是马上就得凉凉了?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只过了一年,中国就搞出来一台比以前速度提高了百分之好几十的新超算,还是世界第一。这台新超算的芯片就是中国自主研制的。
一年时间就能从无到有把顶级超算的芯片给研发出来?那是不可能的。一年的时间,只够把新的芯片怎么组装成超算搞明白,系统不出 BUG 就不错了。只能是中国其实早就有了这方面的技术储备和技术能力。但是这个技术一直在军事系统内部用,对外公开使用的临门一脚是没有的。
为什么缺这临门一脚?为什么以前不早点用自己的芯片?因为有性能更好还更便宜的芯片可以进口嘛!自己的生产起来麻烦,成本还高,就偷个懒。但是被美国封锁了,那没办法, 高成本也要咬着牙上,最后发现,一跺脚一咬牙, 还是搞成了。
所以我们要感谢美国的封锁,要是没有他们的及时封锁,我们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让自家的顶级超算用上自己的芯片。这一用上以后, 下一代的超算芯片就可以在此基础上逐步改进了,新超算为民用市场提供服务的利润就可以用来投入新一代超算芯片的研发了,这个“超算芯片的国家创新体系”才算真正建起来了。以前最关键的一环总是卡了一个美国企业英特尔,如鲠在喉,那确实是不爽的。
中美贸易战,中方的最根本的底气,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我们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而且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除了美国,全世界都会继续跟我们做生意,美国人要卡我们脖子, 我们能从别的地方进气,憋不死。我们的产品美国人不买,有的是人买。比较典型的案例是华为。
美国就一直没向华为开放过市场,不管是电信设备还是手机,总是设置很多障碍。华为实际上就相当于一直只能在欧亚非市场开拓, 没法去开拓美国市场。结果怎么样?成了全球电信业的老大。欧亚非市场足够大,足够中国做生意搞产业升级的。


中国自己研制的先进战机——歼 20
第二个,就是我们有一套从改革开放以前就建立起来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独立的军工体系。特别是军事工业体系。这个体系一直没有依赖美国,走的是几乎完全的独立自主研发的道路,在一系列核心技术方面是有老本的。能靠自己把四代机送上天,歼 20 和 055 驱逐舰上面的高科技多得很的,能把工程车送上月球, 能靠自己制造出世界第一第二的超级计算机。
所以不要相信什么中国没有科技实力,中国人没有科学精神、没有工匠精神之类的鬼话。歼 20 不靠科技实力、不靠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能上天?玉兔登月车上月球难道是靠吹牛皮吹去的?有人很反感“厉害了,我的国”这种宣传方式,但那个宣传片里面讲的科技成果哪个不是真的?中国在一系列全世界最顶级最关键的技术方面,是有储备的。
总体水平跟美国有差距,但完整而且自主


中国自己研制的先进战舰——055 型驱逐舰

可控,不怕卡脖子。民用市场的关键技术关键产品依赖外国的有点多,以前主要是成本考虑。但早在贸易战之前,我们就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一个欧亚大市场,就组建了一把手担任组长的最高级别的军民融合小组,所以从根本上讲,哪里有什么“战略误判”?
再往深了说,我们多少年来一直坚守耕地红线,保证粮食可以自给自足,默默投入研制出来了四代机,搞嫦娥登月,这些难道不是战略预判的成功?早就料到总会有一天,美国人会搞这么一出的。我们战略上早就在做准备, 七十年了从来没有停止过!有些人之所以不知道中国军工体系的强大,是因为我们一直很低调很注意保密。
比如我们第一艘航母刚刚实现成功的舰载机起落,歼 15 舰载机研发项目总负责人罗阳就去世了,于是媒体热烈报道,我们才知道原来咱们国家有这么一个牛逼又默默贡献的科学家。要不是赶上这个时间点,我敢说罗阳从生到死, 媒体上就不会出现这个人的名字。
别以为中国只有炒房团,这种低调干事的牛人多着呢。这种人呢,才是中国的脊梁。那些房地产圈子金融圈子里边天天上微薄上电视的有头有脸的人物,我看大部分只能算是中国的赘肉。美国人一拳打过来,肉疼,但要想打垮我们的脊梁,还差得远呢!
当然,我们现在也有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两张皮确实没结合好。两方面的责任都有,一方面军工体系过度封闭,有点排斥市场企业参与,其它战略性研发成果的转化体制也没有搞好;一方面民品市场贪图快钱,有国外的便宜货都抢着要,对自主科技成果的转化不愿意去花钱花时间支持它成长壮大。
现在贸易战是个好机会,两头应该很容易就达成共识,美国人搞封锁搞高关税壁垒,好多外国源头技术就可能断掉,或者说让企业家也认识到这个不确定性太高,起码是有了危机感,为了避免这种不确定性,多拿点钱出来支持咱们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是值得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贸易战是在给中国帮忙,我们应该感谢天降伟人、里根附体、战略大师特君特朗普。
这两张皮要贴到一起,需要时间,而且是挺长的时间。这个时间,中美贸易战就不可避免的要给我们带来痛苦。不过也要看到,美国方面同样要承担痛苦。他们想丢开中国这个全

球最大的市场,没有地方能给他提供补充的, 全世界都没有。
想丢掉中国这个最大的生产基地,再去培育别的生产链,需要花的时间更多、更麻烦。没有中国制造,苹果手机要想在世界其他地方生产,难度是很大的,因为一个手机那么多零部件,全世界没有哪个地方比中国更齐全更方便的可以整合整个产业链。
要想重新培养这么一条完整的产业链,需要一套高效完整的基础设施系统,包括高速公路电力网络通讯网络等等,需要一个能始终维持社会稳定的政府,需要每年数百万的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才,然后坚持发展三四十年,才能建立起来。
我们跟美国拼什么?归根到底,就是拼, 到底是他们另外建立一套工业制造系统的时间快,还是我们实现军民技术融合、建成完整的国家创新体系的时间快?
我认为,毫无疑问,中国会更快。从基础设施开始重建一套工业体系所需要的时间,那是硬碰硬的,没有个二三十年根本不可能。军工技术是已经有的,毕竟歼 20 已经上天,航母已经下海,玉兔已经登月,超算芯片已经跑起来了,民品市场体系也是现成的,中国科研院所的研究实力也上来了,国际期刊的科技论文数量已经世界第二了,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工业国和消费国了,连接起来没那么困难。所以, 没什么可怕的。外部的压力,只会让这几个体系更快地黏合在一起。
最近几年,中国军事工业的成就越来越突出,大家发现一个现象:从二十年到三十年这样的时间长度来看,越是美国人封锁的厉害的领域,我们成长得越快。中国现在敢跟美国叫板的高科技,几乎全都集中在美国人一直严厉封锁的军事工业和战略性领域。民品方面,看起来经济增长速度挺快,核心技术始终不好突破。
现在歼 20 是可以媲美美国最先进的战斗机
F22 的,055 驱逐舰也可以 PK 甚至超过美国最先进的驱逐舰,超级计算机的研发进度也领先美国——之前总是第一,今年美国反超了,但新一代超算的验证机中国还是领先的。民用市场,还真不好找不出来这种范例。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坚持走独立自主、自主研发的道路, 短期来看效益不好看,但长远来看反而走得更快一些。
所以美国人的封锁、贸易战这些都是好事情,短期内大家可能日子要过得紧一点,长期来看,反而会变得更好。至于高善文说的,新一代人的日子可能没他们那么好过,这个我相信。炒房玩金融,在论坛上吹吹牛逼发布个研报, 就能发大财,年薪千万,这种日子谁都想天天过、月月过、年年过。但总是过这种日子,或者说过这种日子的人太多了,这个国家就真完了。新一代中国人,最好是少一些高善文,多一些罗阳,中国才会发展得更好更健康。中国要打赢贸易战,要打破美元霸权,靠高善文是不行的, 靠罗阳,才有点希望。

总结一下,中国为什么贸易战必胜?

首先,这是美国人主动挑起的不义之战, 我们占据了道义优势,斗争意志必然更加顽强坚决;
其次,中国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独立的军工体系,核心技术核心科技并不缺,贸易战只会促进军工技术和战略性研发成果加快与民品市场的融合,更快建成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
第三,中国有全世界最大的市场,我们开门做生意,不怕你不来我这里赚钱。欧盟俄罗斯日本等等,都不会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走。有些中国实在搞不定的关键核心技术,有地方买, 不用成天过度担惊受怕,芯片光刻机找荷兰, 精密机床找德国,工业轴承找瑞典,航空发动机找俄罗斯,只要你不像特朗普一样天天嚷嚷要收拾那个修理这个,大家都不会跟钱过不去。美国人卡不了我们的脖子。就算是美国国内也不是铁板一块,不可能密不透风。只要能赚到钱, 资本家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第四,中国有全世界最完整的机械工业和电子信息产业链条,丢掉这个制造基地,美国的高科技产品要重新建一个生产制造基地,也需要极大的时间和资金成本,必然损失惨重。要寻找可以替代中国的市场,基本就更不可能。没有足够的利润支撑,他们的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也会遇到极大的困难。
至于美国自身内部经济不平衡、贫富差距和社会割裂等更深层次的问题可能带来的冲击, 就更不容小觑。动态地来看,美国的问题更大更难以解决,我们的问题更小更容易解决。时间站在我们这边,胜利也注定会站在我们这边。总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国选择的崛起道路,是一条独立自主、生产创造、平等贸易为核心的道路,不以任何对外掠夺为基础。只要我们坚持这样一条道路,自然会路越走越宽,生意越做越大。意识形态的争议、人种文化的差异,这些东西在国际交往中不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始终是战略利益,主要就是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
我们只反对以美元霸权为核心的不平等战略利益,支持各国自己努力发展经济、分工合作、自由贸易的战略利益。我们的雄心是路人皆知的,但我们实现雄心的方式和路径,不会给美元霸权体系以外的其它主要国家的战略利益带来根本性威胁,也是显而易见的。有了这一条, 外部的威胁就都可以淡然处之。

最后以一个段子来结束全文

微信上老有人在转这么一个段子,说“外交部声明:中方将不惜一切代价反击美国的制裁。开始我以为我是中方,后来发现我是那个代价。”
怎么看待这个段子?我想,我们既是中方, 也是代价。因为这是全体中国人面临的挑战, 反击一定会付出代价。我们是中国人,所以很多人的利益也都会因此受到一些损失。
但越是这样,越是要团结一心,坚决打赢这场贸易战。大国地位不是吹出来的,是打出来的。热战以前打过了,在朝鲜战场和越南战场上击败了美国人;冷战也打过,苏联垮了我们没垮,反而成了第二大经济体;
现在打贸易战,已经很温和了,跟我们那些去打热战和打冷战的前辈们相比,我们够幸运了,可以了,这都顶不住,那就真是愧对先人了。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 佚 名


十九大后,中国提出政治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的依据是国内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发生了转变。同一时期,美国也进入了“新时代”, 而这两年美国、英国及欧洲大陆国家内外政策出现的逆转,说明世界政治也进入了新时代。如果说此前世界政治的特征还是和平与发展, 此后世界政治特征可能就是战争与和平。对中国来说,这是个非常有希望的时代,也是个挑战最为艰巨的时代。
这个时代中,中国的主要对手是美国,因为今天的美国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所揭示出的腐朽性、垂死性,以及当前所表现出的任性、凶恶、残酷的特征。
本文说的“美国”,特指作为帝国的“美国”, 而不是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毛泽东同志在谈到美国的反动性时总是用“美帝国”的概念, 他始终将“美国人民”与“美帝国”区分开来, 这是列宁主义的语境。
二战后美国进入了成熟帝国主义阶段,苏联解体后美国更变成不受制衡的帝国主义兼霸权主义国家。“9·11”事件既是美帝国全面统治世界的开始,也是美帝国全面衰落的开始。小布什假“反恐”之名向世界统治权力发起冲锋, 美国却在小布什“一鼓作气”之后便进入奥巴马时期的“再而衰”阶段。为扭转美国的颓势, 特朗普一改尼克松为美国建立的依赖石油美元、以石油美元拉动美国金融、再以强大的金融掠夺世界财富的政策,将美元增值的依赖路径从石油移至军工。割羊毛不成便要杀羊,喝血不成便要直接杀人。这时的美国已前所未有地表现出它最凶恶同时也最虚弱的纸老虎本质。
华为事件及一系列对在美华裔科学家迫害持续升级事件说明,中美关系已进入类似 20 世纪 20 年代国共合作中断的“四·一二”前期,在美国则是 20 世纪 50 年代麦卡锡主义登场前夕。
1921 年至 1926 年是国共合作的“蜜月”期,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制定并得到共产国际认可的政策,是与国民党长期合作,跟随国民党发展而获得自身发展,等社会主义条件成熟后再取代国民党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国民党则在国共合作之初认为,凭其大党地位完全可将加入进来的共产党溶化掉。蒋介石还认为当时的主要矛盾是解决军阀,实现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国家统一,此问题解决之前国民党需要共产党的帮助,有必要与共产党合作。这些,与昨天的中美合作产生的历史条件很相像。
当时,只有毛泽东等少数党员清楚这场悲剧的实质。1927 年 3 月“四·一二”发生前夕, 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疾呼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当时党内很多同志没理解毛泽东的预警,他们沿着旧的合作思路对国民党的清党行为百思不解,觉得共产党没有要争领导地位,还帮助国民党完成北伐,国共两党共同治理中国,这样的“双赢”有什么不好?今天,我们许多人也是这样认识中美关系的,认为这样的“双赢”,曾经的国民党、当今的美国都没有理由不同意。理论上,与今天一些同志僵化理解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的意义一样,当时“陈独秀们”也是从对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出的“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的指示的僵化理解中,认识中国国共合作的合理性的。
北伐主要任务基本完成时,共产党已在北伐中发展壮大,这时戴季陶最先提出了谁坐江山的问题。他 1925 年抛出《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认为国共两党水火不容,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这与毛泽东“革命是暴动”的判断是一致的。但我们党内很多同志没醒悟,认为国共两党合作已在北伐上见了成效,根本就不相信蒋介石会在这个时候变脸。他们的理由是:中国共产党没有亏欠国民党,国民党没有翻脸的道理。其实,戴季陶发表《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时, 国民党已悄然改变了与共产党合作的路线,
1925 年 12 月,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段分析》,提出戴季陶主义的危险性并提醒全党认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的问题。1926 年 3 月 20 日,“ 中山舰事件” 已显国民党“清党”的征兆,大多数同志仍没意识问题的严重性,只有毛泽东等极少数同志意识到戴季陶文章所展示的“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的危险。
由此联想到 2018 年 10 月 4 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就中美关系发表演讲时全面阐述的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 包括中国 ( 中共 ) 的贸易、军事、人权、干预美国政治等多个领域。彭斯表示,美国前任政府忽略中国这些行动“的日子结束了”,美国在特朗普的带领下将建立最强军队保持军力绝对优势,将对互联网安全采取行动,并继续以关税为杠杆增加更多关税,直到美中间有公平的贸易协议……我们很多同志也没意识彭斯讲话的严重性。事实上,彭斯这个讲话相当于当年戴季陶的言论,更是 1950 年 2 月 9 日麦卡锡题为“国务院里的共产党”讲话的翻版,麦卡锡声称他手中有“一份 205 人的名单”,“这些人全都是共产党和间谍网的成员”,“国务卿知道名单上这些人都是共产党员,但这些人至今仍在草拟和制定国务院的政策”……此演说如晴天霹雳,随后美国各界风声鹤唳涌现出一波又一波“揭露和清查美国政府中的共产党活动的浪潮”。
当年戴季陶言论就是“四·一二”的前奏, 而麦卡锡讲话则是 4 个月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入侵朝鲜的前奏。1927 年 3 月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警告,4 月国民党就率先摊牌,当时很多同志不知所措,谁也没想到国共斗争直到 1949 年才有结果。1950 年 2 月麦卡锡讲话后不久,美国便向中苏摊牌发动朝鲜战争,从此中美关系恶化到 1972 年。
1945 年 5 月 31 日,毛泽东面对抗战即将结束时的乐观情绪告诫全党“要准备吃亏”, 说既要看到光明的一面,又要看到困难的一面, 列举了今后可能出现的 17 种困难,如外国大骂, 国内大骂,内战爆发,党内意见分歧,党员散掉三分之一,天灾,赤地千里……提醒全党高级干部要有充分对付非常不利的情况的准备。今天的中美关系,大概会再次进入一个历史节点,并将很快面临美国的“摊牌”,中国要对可能出现一段非常不利甚至非常残酷的时期有充分估计,必须做好十年甚至几十年持久战的准备。世界历史已进入了质变的临界点。
出现这样情况的原因,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本质上不可调和。毛泽东同志对国民党反共形势的较早预见,就是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的认识成果。今天我们也只有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才能认清中美关系的这场变局及其后果。
目前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变,有其国内阶级矛盾激化的因素。与 20 世纪略有不同的是,21 世纪帝国主义的压迫对象已从南方世界扩大到北方世界,殖民地现象正从第三世界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内部倒逼——这是 21 世纪初帝国主义腐朽性最突出的特点。二战后由于美国金融资本在国际上的统治地位,华尔街已越来越多地失去民族性,异化为国际垄断资本的代名词。由华尔街国际资本对美利坚民族的压迫导致的美国劳动者阶级及包括民族资本家在内的最广泛阶层与华尔街及其买办集团的阶级斗争,已上升为美国国内的基本矛盾。
1942 年 1 月 22 日,毛泽东审改关于太平洋战争后沦陷区情况的通报材料时,加写了一段话:“总之,极端毒狠的殖民地政策,现已推行于租界,不分阶级,有财即掠,表示了日本法西斯最后挣扎时期的紧张性。”如果将这段话中的“日本”换作今天的美国华尔街垄断资本集团,很贴切当前的美国形势。
2017 年习近平说:“从世界社会主义 500 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今天,美帝国的统治中心不在白宫而在华尔街,民族政治的中心白宫而今已屈从于国际垄断资本中心华尔街。因此,2001 年“9·11 事件”打击对象是世贸大厦而不是白宫,2011 年美国人发动的是“占领华尔街”而不是“占领白宫”运动。以往美国的人民运动是“进军华盛顿”即直接以政府为对象, 今天第三世界和美国人民直接以华尔街国际资本为对象。这两大事件与早期的工人砸机器行为不一样,而与中国 1919 年的“五四运动”相似,发起者和参与者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较早觉悟的知识分子。这说明第三世界人民和美利坚民族正在觉醒,不管这种觉醒是自为的还是自发的,他们都意识到了世界问题的要害不是白宫而是华尔街,不是美利坚民族和美国人民而是国际资本垄断集团。美国人民需要的不是依附于华尔街的国家,而是代表民族利益的独立自主国家。
1965 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希望主席向美国人民说几句话”。毛泽东说:“祝他们进步。如果我祝他们获得解放,他们有些人可能不大赞成。我就祝那些认识到自己还没有解放的、生活上有困难的人获得解放……美国人需要再解放,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而是从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造成美国危机的原因,是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对美利坚民族的超负荷压迫,若无非常手段化解,美国的前景非常不妙。今天的美国人民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刻地意识到垄断资本的阶级压迫。2019 年 2 月 9 日,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沃伦在其家乡劳伦斯 ( 曾是美国制造业中心、劳工运动象征地 ) 发表演讲,宣布她正争取党内提名 2020 年竞选总统,她誓言要改变这个“被富人操纵”的国家,向富人发起“阶级斗争”:“今天,有无数的美国家庭在被富人和关系硬的人操纵的体系中挣扎求生……我们受够了。”“当我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一些富人会大喊这是‘阶级斗争 !’”“几十年来, 这些富人一直在向勤劳的民众发动阶级斗争。我想说,是时候反击了 !”沃伦还表示,仅仅撤销本届政府的可怕行为是不够的,“我们不能只在边缘修修补补——这里实行税收抵免, 那里实行监管。我们的战斗是为了实现重大的结构性改革”。2019 年 2 月 14 日,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刊文称:“社会主义”标签在美国政治中长期以来的形象正在改变,社会主义已重返美国政治。2019 年 2 月 10 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刊文《特朗普的反社会主义战争将会失败》,称特朗普“反社会主义”的表态完全是谋求连任的政治语言,但在今天的美国,攻击社会主义不再像过去那样容易。
19 世纪前半叶,欧洲内部普遍发生革命, 造成欧洲帝国主义向远东扩张,由此使欧洲垄断资本暂时摆脱了危机。20 世纪前半叶,西方发生危机,各国再次向东方俄国转嫁危机,结果反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及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进入 21 世纪不久的今天,北美洲日益增长的革命情绪又造成美国的“战略东移”,其矛盾的焦点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谁战胜准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 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标志着带有“尼克松主义”色彩的“特朗普主义”启航。“尼克松主义”的本质不在于它对中国曾有过的友好倾向,而在于它要使美国避免两线作战,尼克松、基辛格带领美国做到了这一点并由此挽救了美国。“里根主义”表现为一手紧拉中国,一手死打苏联,其本质是“尼克松主义”的强化和继续。“特朗普主义”则是其内政外交政策的本质反映,搞得好,它是尼克松主义与里根主义合二而一的回归;搞得不好,它则是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机会主义合二而一在美国的翻版。
今天的特朗普身上,有点当年的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影子:赫鲁晓夫修柏林墙;特朗普修墨西哥墙。赫鲁晓夫想跟美国改善关系, 却将手伸向古巴弄出“古巴导弹危机”,导致他灰头土脸一无所获;特朗普想跟中国改善关系,却将手伸向朝鲜半岛搞“萨德”导弹基地, 除了引起中国人民反感外也将一无所获。戈尔巴乔夫放弃华约;特朗普想放弃北约,并已经放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美国开始跟过去的盟国“亲兄弟明算账”——我支持你可以,但你得给钱,买我的军火。当一个国家开始把政治当买卖做的时候,就是在收缩了,就不再是强国了。
尼克松实现其战略目标是有历史前提的: 当时中国、苏联、美国三家处在等边三角对峙关系中,美国手头有可与中国交换的筹码 ( 如对台政策 )。但特朗普面临的则是完全不同的形势:目前中俄关系几乎是无缝对接,根本不存在尼克松时期“等边三角”的拉锯形势,美国目前又无足以动摇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交换筹码,而中俄两国目前的政治家也相当成熟——不存在中国历史三国时期因贪荆州小利而弃盟的孙权式或苏联后期为讨好西方而主动废国的戈尔巴乔夫式不成熟的政治家。因此, 特朗普今后若要仿效尼克松通过离间中俄关系来获利的外交策略,其成功的概率几乎为零。
内政方面,当年尼克松上台是牺牲美国军工集团、拉拢并得到金融垄断集团支持的结果, 但条件是他的政策要使金融资本集团满意,为此他牺牲美利坚民族的利益,将美元与石油挂钩。今天特朗普上台是牺牲金融集团并因此得到“占领华尔街”后的美国选民拥护和军工资本家集团支持的结果。与蒋介石上台前后的选择相似,特朗普上台后立即抛弃美国劳动者的利益,转而依靠军工资本集团。但拿钱就得干活, 特朗普必须通过加大政府的军工采购,迅速将石油美元转换成军工美元。不过,军工美元需要的不是石油,而是美国已经无力参与的战争, 而且还不能是一般的小型战争,否则特朗普就得不到来自军工集团的持续借贷,就要面对更多的“财政悬崖”。一旦借钱不还而又无东西可卖,特朗普的政治命运就可想而知。现实环境决定了特朗普治国理政思路只能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具体就是要学习里根, 在国内通过拉动军工发展美国实体经济,在国际开启“潘多拉盒子”让世界陷入美国并不直接参战且越来越多的战争,规模越大越好。
当年罗斯福总统就是这么干的。1939 年 1 月 31 日,罗斯福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 ( 实际就是美国军工资本集团 ) 协商会议上,全面倾吐了他对世界形势及美国战略攻势性的考虑: “慕尼黑会议后,……英国人大为烦恼,他们受了惊吓,惊惶失措,派人来这里,确实定购了飞机。我不知道他们在此购买了多少飞机, 然而我想是 300-400 架。……法国人开始讨论,……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将要购买多少飞机,……我们说:‘越多越好 ! 来,快来 ! 使我们的工厂能进行批量生产,好 !’……叫好有两个非常简单的理由。第一,目前我们的工厂闲置着。如果你们现在来订货,这些货物将在明年春天我们自己的订单开始到来之前大体完成……”
外交上,罗斯福在希特勒欧洲和苏联两面下注。希特勒兵败斯大林格勒后,罗斯福迅速主动上门找斯大林结下反欧暗盟,战后欧洲便被美苏一分为二。至 20 世纪 60 年代,大英帝国及欧洲的海外资产已被美国一揽囊中。先与希特勒、后又与罗斯福联手搞垮欧洲的斯大林看得明白,1952 年他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说:“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它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 在实践上是比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但斯大林这话的前提是, 社会主义国家自己不能被敌人打倒,否则戈尔巴乔夫治下的苏联及其后果就是前车之鉴。苏联解体后,美元指数迎来战后第二次高峰。第一次高峰还是中国及亚洲“四小龙”加入世界市场体系给美元市场带来的庞大红利 (1979- 1989),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里根曾以开动战争机器拉动军工,做到了既解决国内就业又让美国避免打仗,最终以“空城计”吓倒了戈尔巴乔夫并逼诱其自动废国。苏联自我解体释放出巨大的浮财,挽救了美国并使世界避免了大规模的战争。
其后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失控,使华尔街金融资本集团严重受挫。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又把军工资本请了回来。但军工的市场主要是战场,美国的历史就又回到 20 世纪 50 年代的逻辑——不打仗就消化不了庞大的军工借款和投资。美国没有自己的国家银行、企业,借来的钱如不给利润,资本家就不干,特朗普就要下台。目前,只有世界性大战才能提供特朗普所需返还的利润,但对阿富汗、伊拉克战后治理失败后, 美国已没有再次发动大规模战争的能力,其他国家也不愿卷入战争。这样,世界和平就成了特朗普任内最大的敌人。
发于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曾给美国军工集团带来盛宴狂欢。杰出外交史学家比米斯 1926 年写的《平克尼条约——对欧洲灾难和美国机会的研究》一书,主题即“欧洲的灾难”就是“美国的机会”。而今,世界的灾难就是特朗普的机会。如果中国和俄国不能被吓倒或打倒, 为了还钱,特朗普转移国内危机的可能方向就是欧洲,而欧洲的再次分裂又为特朗普准备好了对其进一步施害的条件。
二战后,毛泽东基于当时美国经济对军工资本的深度依赖,坚持“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的战略判断。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唯物主义的正确判断。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第三次世界大战之所以没有爆发,是因为美国经济的依赖路径在尼克松之后发生了重大变化。两次世界大战美国造就了一个强大的军工复合体资本集团,战后这个集团反客为主成了左右美国政治的重要力量。尼克松之前,美国外交的重要政策都要优先满足这个资本集团的利益,每位新总统的第一要务是为这个政府财政的最大“借贷方”寻找市场——军工的市场就是战场,因此不断制造战争便成了那一时期美国政府的主要任务。艾森豪威尔总统意识到这一危险,他结束了朝鲜战争,卸任时“感到有必要就这些发展的危险性向全国再次发出警告”:“庞大的军事编制和巨大的军火工业的这种结合,在美国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整个影响——经济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座城市、每个州政府、每个联邦政府机构里都能感受到。我们承认这种发展是绝对必要。然而我们不可不看到它是牵连广远的。我们的劳动、资源和生计全都同它有牵连;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也是如此。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我们必须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无意地施加不正当的影响。促成这种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的潜在势力,目前存在, 今后也将继续存在。我们绝不可让这种结合的压力危及我们的自由和民主进程。我们不可掉以轻心。只有保持警惕和深明事理的公民集体, 才能迫使巨大的工业和军事防务机器去紧密配合我们的和平方法和目标,这样,安全和自由才能共存共荣。”
艾森豪威尔所言美国当年军火财团支配政府决策的现象,今天随特朗普上任重现美国政治舞台。集中于华尔街的军工财团需要的不是面包而是军火,拉动军火工业只能是战争,最好是美国直接发动的战争。为了巩固其在美国已形成的政治地位,这个军工复合体就必须不断制造外部敌人,只要有战争美国军工集团就有军火赢利,其在美联储进而在美国就有巩固的地位。巨大的利润 ( 庞大的国内枪支销售利润只是用于保底 ) 增加了军工财团的收入,华尔街再拿出其中部分通过美联储反哺白宫,并由此控制美国财政。如果白宫拿钱不办事,摆在白宫官员面前的不是“财政悬崖”就是直接被暗杀——比如肯尼迪总统。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枪击案频发而禁枪难以立法,以及在获得二战胜利后美国不但没有转入和平建设反而又提出遏制理论发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深层原因。毛泽东看透了这一点,1973 年 6 月 5 日对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说,越南战争“花了1200 亿美元,打了 11 年。一个不能讲越南话的美国兵,离开美国多少公里,跑到越南送死, 那个能持久啊?其所以能打 11 年,就是军火商人拼命消耗那些 B-52 之类”。
20 世纪 80 年代,“冷战之父”凯南也认识到美国政治已成为军工集团的附庸,战争成了美国经济的依赖路径。他说:“由于我们在和平时期维持庞大的军事机构并向其他国家出售大批军火,成千上万的既得利益者业已形成, 也就是说,我们在冷战中造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已经使自己依赖于这种可憎的行径。而且如今我们对它的依赖程度已经很深, 以致可以毫无偏见地说:假如没有俄国人和他们那莫须有的邪恶作为我们黩武有理的根据, 我们还会想出另一些敌手来代替他们。”
这个问题 60 年代就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1960 年,美国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部门雇用人员达 370 万人,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项主要开支457 亿美元,约占政府预算 58%,占国民生产总值 9%。1950-1959 年,美国国防部开支增加了 246.2%,美国最大的 50 家公司获得了全部主要军事合同的 65%。1960 年 6 月 8 日,毛泽东看到这份材料后批示:“此件印发各同志, 值得研究。美国为什么不愿意裁军呢?答案就在这里。这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 需要一个庞大的军力和一个庞大的武器库。”
约翰逊时期,美国大幅提升对越南的轰炸, 将轰炸扩大到过去不允许的越南北方,其主要目的并非是打垮北越红色政权 ( 约翰逊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而是美国政府急于将武器库中的“存货”通过南越政权的大规模购买转为利润。但向越南倾销武器的过程也是美国国力消耗的过程,华尔街获取滚滚利润的同时美国国力却加速耗竭。当美国国力实在支撑不住持续战争时,美国武器库已基本“清仓”,这为尼克松的新政提供了可能。与今天特朗普的“新政” 相反,尼克松将美国经济的依赖路线从军工美元转为石油美元,适逢亚洲各国经济迅速崛起并由此拉动对美元的超大规模需求。内外因素使美国金融资本集团取代军工资本集团成为美元政治的主导力量,美国军工这段时间的任务就是配合金融资本保证中东的石油销售以美元结算。美国从世界 ( 主要是从南方国家 ) 获得利润的方式,也从以前军工集团 “杀羊喝血” 通过制造大规模战争获得超额利润的方式,转为金融资本集团一茬茬地“割羊毛”实现利润的方式。
美国这一转变,为中国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期”。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列宁、斯大林抓住当时和平与多极化发展机遇使苏联迅速崛起一样,70 年代后期世界再次出现和平与多极化发展苗头,邓小平反复告诉全党:“抓住时机,发展自己。”“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中国抓住了这个战略机遇发展了自己。
但现在,问题又来了。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失败,欧元出现,俄国、中国的崛起等,导致2008 年后石油美元衰落。特朗普依靠军工资本的支持,又将美国从石油美元增值的依赖路径转回到军工美元,庞大的军工生产机器已经开动。特朗普接下来的重要任务,就是军工产品的销售。如果不再发生苏联自行解体那种天上掉馅饼的事,特朗普就只能去追求战争。
2019 年 1 月 1 日,特朗普任命帕特里克·沙纳汉为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沙纳汉 1986 年起在波音供职多年,曾主管波音的导弹防御系统项目,后负责波音的全球供应链策略及高端制造技术应用,2008-2016 年担任飞机项目高级副总裁。今天,战争再次成为美国垄断资本的救命稻草,需要沙纳汉救急。2019 年 4 月 29 日,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最新报告披露, 美国军费 7 年来首次增加至 6490 亿美元,是紧随其后的 8 国军费的总和。美国军费增加是特朗普政府从 2017 年开始实施新武器采购计划所推动的。
战争一旦成为美国的生意,和平就成了美国的敌人。反和平将是特朗普及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美国外交的本质。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重要论断,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伟大斗争需要正确的判断,而形成正确判断要有正确的认识方法,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历史往往惊人相似,与抗战前的形势一样,目前中国学界对中美关系大势及中国在其中的定位存在着“好得很”和“糟得很”的两极误判,由此产生出浪漫主义的“速胜论”和悲观主义的“失败论”。研究方法上,双方都沉缅于西方社会学中的统计方法并将其绝对化,以大量统计数据推出“厉害了我的国”或相反的结论。造成这种两极对立认识的原因,就是他们的认识论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建立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并形成“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能力,是中国共产党目前迫切需要完成的学习任务。当前我们要重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资本论》研究资本主义生成、发展、灭亡的一般规律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研究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特殊规律 ;《论持久战》研究帝国主义规律在第三世界特别是中国的表现及当地人民如何运用的规律。一百多年的历史反复证明,这三本书中所作的判断是科学和准确的。
即使在资讯十分发达的今天,如果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即从历史大趋势出发的研究方法, 而只是机械地数据比较的方式,我们不仅找不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垂死阶段、中国抗战经过防御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后必然胜利的科学结论,而且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辩证唯物主义研究方法,着重点不在于由偶然性 ( 如某一历史事件 ) 生发出的枝节,而在于由必然性 ( 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相互作用 ) 生发出的总规律。从这个视角上说,不管今天的美国还有多少强项,它的总趋势是在走向衰落。
政治浪漫主义和悲观主义都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认识论的产物,迎来的结果一般都是事与愿违的。20 世纪初,那些放弃了在斗争中求合作的天真的共产党员,迎来的是国民党对共产党大开杀戒。
毛泽东讲:“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今天的中美关系也是这样。有人说彭斯的讲话在美国不占主流,什么叫不占主流?彭斯讲话不是他个人行为,是在美国代表了大资本的利益。特朗普也是资本化的人格,不管他个人有何种品质,一旦进入白宫他就是阶级的代表。现在整个庞大的军工集团都已开工,特朗普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天文数的投资,这使美国大批工人有了工作。但他们生产的可不是鞋子袜子,为了还军工资本家的钱, 他们只能造武器。接下来问题就是,资本是讲利润的,武器的“市场”只能是战争。特朗普借华尔街军工集团的钱开工,是要还债的,他必须考虑要到处挑起战火。当年里根搞星球大战那么大的架势,不是因为苏联真要打仗,而是美国军工集团要用所谓“苏联威胁”制造开动军工生产从而发动战争的借口,不然美国政府就无法向人民解释为什么要生产那么多武器, 就不能动员人民支持政府发动战争。明白了这些,也就明白了列宁说的“帝国主义就是战争” 这话所表达的时代内容,也就明白了毛泽东曾预言的“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的科学依据。进而也就能明白为什么特朗普凡是和平的都要“退群”、凡是战争的都要支持或参加的外交特点,及其产生的政治经济动因。
历史辩证法表明,国内基尼系数最大化的极限,是激烈的阶级斗争国内化;国际基尼系数最大化的极限,则是革命形势的全球化。当前日益扩大的南北差距,便是基尼系数国际化的外观形式。“占领华尔街”运动表明,日益扩大的基尼系数正在向金融资本的大本营美国延伸,这也说明国际金融资本从全球化中获得剩余价值越来越少,资本全球化已走向尽头, 世界形势正在出现逆转。反者道之动,世界历史质变的临界点正在到来。
战争还是和平,光明还是黑暗,是在共同体共存互助,还是在四分五裂中相互杀戳,两种前途再一次摆在世界人民面前。两次世界大战已有前车之鉴,我们要放弃幻想,为了世界和平,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山雨欲来, 有的人如张伯伦、达拉第等忙着躲雨,结果输得精光;有的人如斯大林、罗斯福等未雨绸缪, 结果雨停时实现了相当的战略利益。已来到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中国,必须未雨绸缪。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转自互联网)


推进中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黄奇帆



中共中央政治局2 月22 日就完善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举行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化对国际国内金融形势的认识,正确把握金融本质,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精准有效处置重点领域风险, 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坚决打好防范化解包括金融风险在内的重大风险攻坚战,推动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
总的来说,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从基本面的角度,从制度的角度,从结构性的角度进行推动和改革。如果这些领域存在问题, 就用体制机制性改革的方法进行调整和变革, 最终形成对经济有长效作用的基础性制度改革。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们当下十分重要的事情。抓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于我们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让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避免脱实向虚的问题,减少或避免金融系统性风险。实际上,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要依靠短期货币和金融政策调控,其中存在的基础性、结构性问题,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才能解决。

不同于需求侧的宏观调控

改革开放以后,一些重大改革都和供给侧有关。例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亿万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并且把劳动力腾出来转到城市,这是农村的生产力、农民的生产方式的一种供给。又如推动个体户、民营企业发展, 从割资本主义尾巴变成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种企业供给。搞经济技术开发区、搞特区是一种营商环境的变革,这是一种制度供给。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属于需求侧的宏观调控,且侧重于短期。经济热了,需要逆周期政策,让经济冷一点;经济冷了,又需要逆周期政策,让经济热一点。
这些短期的宏观调控政策固然对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但是不管怎么调控,十年后,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不会因为需求侧调控而发生大的变化,但供给侧的这一类调控和改革,一定是体制机制性的改革、是供给制度的改革,一旦奏效,就会带来长期性和结构性的变化。

货币供给体系三大问题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货币供给、资本供给、金融企业供给、金融要素价格(成本) 供给、金融产品供给等,其中很重要的是货币供给方式,也就是基础货币的发行方式。从货币发行的原理来说,古代和实物与珍稀物品有关,后来与黄金、白银等贵金属有关。
现代的货币发行和政府的信用有关,本质上,和 GDP 增长中的政府税收有关。一个政府之所以有权发货币,在经济的本质上,是因为政府在收税。收税用什么货币支付,货币发行就是什么货币。货币发行的量大还是小,和政府税收的增长能力有关,当然可以透支,但总的来说,需要有个平衡。
那么,哪个部门代表国家来发行货币呢? 当然,由各国中央银行。但是,财税状况是基础后盾。美国财政部发债,美联储买债,买债的过程中基础货币就发出来了。我国由央行代表国家发行基础货币,背后的支撑仍然是国家主权、国家经济和税收增长能力。
截至 2018 年末,中国基础货币余额超过33 万亿元,其中流通中的现金M0 为7.3 万亿元,其余 25.7 万亿元为银行存款准备金,而其中外汇占款超过 21 万亿元,这是基础货币供给。货币供给的另一个环节是流通中的货币 M0 到 M2(贷款)之间的扩张,表现为从基础货币到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过程,即贷款,这个过程有所谓货币乘数。在基础货币一定的条件下,货币乘数决定了货币供给,而存款准备金率的高低和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构成了货币乘数的关键。
除此之外,商业银行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金供给过程,例如小贷公司、保理公司、租赁公司、信托公司等,他们的资金往往来源于商业银行表外的委托贷款业务、理财业务、票据业务、资金拆借业务等。这个过程也有金融杠杆放大,所以也是金融监管部门严格关注监控的方面。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货币供给和金融体系存在着三种问题,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力图要解决这些问题。
一是利率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货币市场利率已经完全市场化,但商业银行存贷款基准利率依旧存在,“利率双轨制”造成套利现象。金融系统不可能没有套利,但是如果泛滥,对实体经济是不利的。
二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顺畅,造成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长期未得到解决。这个问题属于基本面和结构性问题,通过对银行行长的指导和一系列文件,敦促银行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和农村加强放贷, 固然会有一定的效果,但本质上,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需要通过一系列的供给侧改革加以解决,如果不从体制机制上下功夫,客观上资金仍然流不到毛细血管,流不到小微企业,流不到农村。
三是货币调控以数量调控为主,还是以价格调控为主?面对问题的时候,往往就会用一刀切和数量型的方法来解决,当然,这里存在路径依赖的现实情况。

直接融资供给不足导致高杠杆

去年 12 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要通过深化改革,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的供给问题,也是中国金融体系要解决的问题。资本市场将是解决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杀手锏,是金融防风险的关键一招。分析一下宏观数据,2018 年,在整个全社会新增融资中,83% 是间接金融,即商业银行贷款和信托等机构提供的资金;17% 是直接融资,在直接融资里,又有一部分是企业债券等, 约占 10 个点。也就是说,中国去年新增融资近20 万亿元,93% 是债务债权,7% 是资本股权。这个比例显然是失衡的。反观美国,去年 70% 是股权融资,包括私募股权融资和资本市场公募股权融资,而银行债务融资和债券融资,仅占 30%。
美国的企业负债只有 GDP 的 60% 多,而中国的企业负债率,加总数据是 GDP 的 160%, 这就是我们资本市场供给明显不足造成的。所以中央提出要加大直接融资的发展,尤其是股权融资这一环,这抓住了问题的要害,资本市场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关键环节。
由于融资结构不合理,直接融资占比低, 中国整体杠杆率水平很高。但全世界比较而言, 我们的政府杠杆率和居民杠杆率并不算太高, 主要是企业部门债务重、杠杆率高,而企业债务这一块,解决方向就是把资本市场发展起来。

资本市场三大问题

中国发展了近三十年的资本市场,一方面从少到多,从小到大,从无到有,确实取得了巨大成绩;另一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
资本市场存在三个功能不到位的问题。一是中国的资本市场缺少晴雨表功能。2000 年以来,中国 GDP 翻了三番,各项事业都有长足的发展,但是资本市场总量指数还是大体不变。总的来说,缺少国民经济晴雨表这个功能。
二是缺少资源优化配置功能。资本市场对于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独角兽企业推动力不足,如果把这些功能都彰显出来,对中国经济、中国金融的变化会有牵一发动全身的效果。
三是投入产出、收益回报不到位。资本市场缺少优胜劣汰机制,以致上市公司群体存在投资回报收益不理想的问题。

资本市场六大供给

从资本市场的供给角度分析,至少有六大供给。
一是基础制度的供给,即注册制和退市制。关键的一点,要把注册制推上去,退市制必须同步推进。要把退市制作为注册制健康发展的基础和前提。美国纳斯达克的上市公司若干年就会更新一遍,公司总量大体不变。优胜劣汰, 有进有出,是资本市场晴雨表的表现,是资本市场资源优化配置的表现,是资本市场的生命力所在。
二是缺少长期资金,这也是供给侧的问题。有卖方就有买方,有企业供给就有资金供给。中国的资本市场缺少长期资本,以去年为例, 全年总交易量中的 92% 左右是 1.45 亿散户。美国相反,90% 是机构长期资本,不到 10% 是散户,是短期资金。所以,在中国,主力投资者就是散户,即个人投资者。
有人说散户素质不好,其实不是散户的问题,是机制和制度的问题,其实是长期资本不到位的问题。长期资本不到位,当然就是短期资本为主。所以,不要去埋怨普遍性的问题, 普遍性的问题一定和制度安排、体制机制有关, 不单纯是企业经营或者投资者的素质问题。
在长期资金这个问题上,最要害的是保险。以美国为例,养老保险有三大支柱,一是政府的社会保险基金,二是老百姓买的商业保险; 三是企业为职工买的企业年金。大数来看,三大保险系统的资金量有 40% 左右在股市中。
美国股市总市值约 30 万亿美元,其中 9 万亿 ~10 万亿美元由三大养老保险基金持有;剩下 20 万亿美元中,工商企业股东层长期持有不炒作的比重有一半;剩下 10 万亿美元则主要是各种私募基金、公募基金或者对冲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散户占比不到 10%。这样的结构中, 买进卖出,就是战略性的长期资本和企业之间的交换和博弈。
从中国的情况看,政府的五险一金和老百姓买的商业保险都在不断增加,主要缺年金。虽然已经形成制度,但买年金的企业很少,要把这一块搞上去。为什么美国企业都为职工和高管买年金呢?除了企业管理和凝聚力外,很重要的是美国政府制定了所谓“401K”的制度和政策,任何企业为职工买年金,企业出的钱部分可以抵扣企业所得税。
庞大的年金资金可以到资本市场做长期投资。国际上,一般把年金的 50% 投资货币基金或债券,50% 直接投资股票。美国人有 9 万多亿美元年金,就有 4 万多亿美元在股票市场里,还有 4 万多亿美元买的是债券或者货币基金。总体来说,就是长期资本要逐渐建立起来,这也是供给问题。
三是证券公司的资本中介功能。中国的证券公司一般有五个运行功能:一是经纪业务, 二是自营业务,三是 IPO 发行业务,四是投资顾问,五是固定收益,缺少全世界投资银行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即资本的中介功能。
证券公司最关键的业务是什么?是资本的中介功能。银行是资金的中介,老百姓的钱不是银行的,银行把老百姓的存款作为债务,然后做贷款;保险也是运用老百姓的理财资金, 实现中介投资的功能。
中国的证券公司缺乏资本中介功能。全世界的投行在每年的季报年报里,都有其掌控和运用客户资金,实现了多大的资本中介能力。例如一个大的证券公司,有 1 万亿元客户保证金,客户保证金当然是客户的,不能动,但是如果跟客户协商了,形成协议,这笔资金可以根据投资银行自身的资本信用相应从表外变成投资银行表内的信用,进而发挥资本的中介功能。全世界的投行都有这一块业务,我们证券公司却没有。
中国股市有 40 多万亿元的市值,每天都会有十几万亿元沉淀资金,通过基础性制度的改革,建立新的投资规则,证券公司就会形成万亿级的资本中介能力,场外资金无序配资、乱象丛生等问题会得到消除和抑制。
四是上市公司的再融资、资产重组和回购注销、分红的制度建设。上市公司融资,一是IPO,二是再融资,三是资产重组,资产重组也能扩张资金。我们的 IPO 上去了,再融资功能基本没有,缺少配股、送股、定向增发、公开增发、发售、转增股等功能。往往一个上市公司上市以后,10 年、20 年没有再融资。还有资产重组、资产并购也是资本市场的一种基本制度,有一段时间封冻,现在又启动了。
上市公司还有一个经常要考虑的功能,就是回购注销。中国资本市场建立近三十年来, 中国股市没有一个企业搞回购注销、存贮或奖励,因为公司法不允许企业回购。公司法出台的时候是 1990 年代初,资本市场还没起来,是针对一般意义上的非上市公司来讨论的。为此, 去年 10 月 26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 这个修改为资本市场今后的回购注销、存贮、奖励提供了法律依据。
对于回购注销,大家往往理解为对市场护盘托底的行为。实际上,回购注销更重要的功能是一种不缴税的分红。越是好的上市公司, 越是创新型的健康发展的上市公司,越会不断地回购注销,回馈投资者。
五是和我们的机构投资者有关。现在公募基金有 13 万亿元规模,私募基金有 12 万亿元,加起来是 25 万亿元。他们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分析 2018 年的结构,大家一目了然:公募13 万亿元,7 万亿元买了货币基金,剩下 6 万亿元里,4 万亿元买了债券,只有 2 万亿元买股票。私募基金 12 万亿元,有 7 万亿元还没上市企业的股权融资,而 7 万亿元中,又有 4 万多亿元是房地产;剩下来 5 万亿元,3 万亿元买债券,也只有 2 万亿元在股市,所以去年,共约 4 万亿元在股市里。
基金公司购买货币基金、买债券的方向没错,比如美国年金也是 50% 买货币基金、企业债券等,但是也不能过了头,变成了百分之八十、九十买债券、买货币基金,15% 投入股市。这个也要讨论,逐渐地改善,这是个基础制度的供给问题。
最后一个供给侧改革当然就是科创板。相对于 A 股,科创板在制度变革上有三个重要方面:
一是由于科技类创新企业产生的时间短, 业绩不稳定,它不会像传统企业和常规企业一样,有三年五年的利润周期,但又需要多轮市场融资,所以准入门槛有所放宽。
第二,市场融资一旦进入以后,融资的钱是几亿元甚至几十亿元,那这些搞科技创新的创新人员,哪怕他发明的专利值几十个亿,但是其最初的股权可能就是几百万元、几千万元, 了不得一个亿,被几十亿、几百亿一融资,按股比大小一算账,就微乎其微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就有了公司治理上的同股不同权的安排,哪怕股东们占了90% 多股份,在日常经营中, 科技创新的带头人要有决策权。
第三,允许红筹和 VIE 架构公司上市也是重要变革。
通过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和调整到位后,中国金融的三个组成部分:信贷、债券与股票对实体经济的资金供给就会出现一个协调的比例。我认为比较合理的结构是:40% 是银行贷款,30% 是债券,还有 30% 左右是股票市场和各种私募基金的股权投资,即 4:3:3。当然这是一个较长的过程。我们不太可能做到像美国那样,70% 是股权、30% 是债权。我们的努力方向是 70% 债权, 这 70% 的债权里有40% 是间接融资,30% 是直接融资,即债券,
还有 30% 是股权,这需要至少十五年到二十年时间的缓慢发展过程。
总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由三个关键词组成:供给侧、结构性和改革。供给侧是问题导向, 分析供给侧有什么问题,然后加以解决,解决的办法就是改革,就是基础性制度的改革,体制机制的调整。结构性平衡合理是目标,即以结构性不合理的情况来发现供给侧供给的问题所在,也以结构性的系统平衡来判断改革的成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个关键词各有用处, 共同形成一个体系。

(作者系人大财经委员会原副主任)


未来新技术将走向赢家通吃
□ 任正非


阿尔琼 卡帕尔(美国 CNBC 电视台记者): 任先生,您是三十多年之前花了 5000 美元创办的华为,当时创立华为时,您是怎么想的?对这个公司未来的发展有怎样的期望?

任正非:创立华为时,我们还不太理解中国正在开放改革。国家要走向开放改革,其实我们基层老百姓并不太理解党中央的重要决定, 那时党中央不断裁减军队,因为当年中国军队太庞大了。不止我们不理解,连军队高层领导也不理解,他们认为是裁掉杂牌部队,保持正规军。结果我们作为杂牌部队首先被裁掉,铁道兵和基建工程兵属于非作战部队,先被裁掉了。裁掉以后,把我们分到各个地方,那时中国开始实行市场经济,至少沿海开始实行了, 已经不是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从军队过渡到市场经济开放的深圳前沿,我们非常不适应,

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在国有企业工作犯过错误, 因为不知道市场经济怎么做,做错以后离开单位,要找出路,出路在哪?不知道。
但是,我还是有一个懵懂的感觉——通信要大发展,我们能不能在通信里面找到机会? 因为这个市场大。当时我们认为,做一个小东西总能卖一卖,但是不懂得通信是全程全网的, 要连通全世界的,如果不符合标准,不可能进入这个网络进行销售。实际上我们走上了一条残酷的道路,标准很高,公司很小,没有资本, 也没有技术,当时是极端困难的。
我是学建筑的,电子技术是自学的,而且电子技术学的是模拟技术,即模拟的自动控制。当时的模拟控制是比例、积分、微分的控制方式。当我离开军队走向社会时,已经是 186、286、
386 的电脑时代,这个时代我们很不适应。所以, 我们那时出来以后,需要寻找工作机会来养活

家庭。因为幼稚,以为这个产业很大,以为我们能赚点钱,进来才知道通信这个产业太残酷了。但是已经没有退路了,因为我们总共只有
2 万多人民币,创办公司时需要缴纳各种费用, 拿到证时已经没钱了。如果我们再退回去做别的东西,一点资本都没有了,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只能咬牙做下来了。
阿尔琼 卡帕尔: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里面待过,而且也经历过中国的困难时期(包括大饥荒)。在这段时期,您学到的哪些东西帮助了华为初期的成长,塑造了您管理公司的理念?
任正非:当我们公司还是“毛毛虫”起步的时候,爱立信已经是非常大的公司,二十多年后,爱立信的 CEO 问我:“你怎么胆子这么大,敢迈这么高的门槛?”当时通信行业门槛特别高。我告诉他:“因为不知道有门槛,我就迈进来了,迈进来以后才知道门槛高,但是退不出去了。”
虽然我经历了中国大饥荒的时期,也经历了大饥荒以后经济恢复的时期,也参加了中国引进法国的大工程。对我来说,有什么人生启迪呢?就是“吃苦”。因为太苦了,所以什么都不觉得苦,创业初期的苦就算不得什么了。我们年轻时没有什么理想,不是想穿一件好衣服、读一个好学校,我们的理想就是吃饱饭。后来参军以后,我们在东北建设辽阳化纤总厂, 当时是从法国引进的世界先进设备,自动控制水平很高。当时东北零下二十多度,我们的房子是很简陋的土坯房,多数房子都漏风。晚上在宿舍里,一定要有一个战士轮流烧火,如果火灭了,可能大家都会冻僵。一边是这样艰苦的生活,一边是高度现代化工厂的建设,就是“冰火两重天”。但是对我来说是很兴奋的,毕竟在中国文化革命时期不重视技术、不重视文化、不重视知识的时代,我们碰到一个必须要有知识、必须要有文化、必须要有技术才能完成的工程。生活极端艰苦,工作极端世界先进化, 对我的人生是有很大锻炼的。
那时我们检验不了外国的设备,中国也买不到一些检验仪器,我就发明了一个仪器。今天看来这个仪器不算是什么技术创新,但是在那个时代算是一个小小的不错的发明。正好碰到中国改革开放,要重视技术、重视人才、重

视文化了,我刚好有这样一个发明,就被国家放大成一个大成就,给了我一个较高一点的地位。但是这个地位还没有坐稳,我就遇上了大裁军,全部集体转业,那我又落下来了,重新走市场经济的道路。
阿尔琼        卡帕尔: 您刚才提到爱立信的
CEO 说“华为怎么这么大胆,一下跳到电信产业”,今天华为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 华为一路走来,它的发展驱动因素是什么?
任正非:我从小就没有什么兴趣爱好,主要是因为家庭贫穷,唯有的兴趣爱好就是看书、做作业,或者找一些报纸的边角纸来解解方程。这种兴趣爱好帮助我在文化革命时期,通过数学的推演设计了一种仪器,这种仪器后来又被国家高度肯定。作为我个人来说,对科研是有所感觉的,因为我做了小项目。
当我们公司走进电信大门时,开始是帮人家代售机器,赚点小钱。后来人家不给我们代理了,我们就利用代售机器的经验去做了 40 门
用户交换机,只能供 40 个用户以下使用,这种交换机可以给酒店、小单位使用。因此,我们是从两台万用表和一台示波器开始做,逐步走上这条路。
此前,在集体转业后,我栽过跟头,不懂市场经济,让人骗走了钱,后来我创办华为后, 替前公司还了不少债。打官司,请不起律师, 我阅读了大量法律书籍,使我理解了市场是两部分组成的:一个是货物,一个是客户,货物和客户之间交易就是法律。我们不可能拥有客户,只能拥有货物,要懂得法律。我通过自学懂得了法律,然后集中精力研究货物,就要搞科研,自己研究才能产生货物。
阿尔琼 卡帕尔:谈谈您的管理风格。您在面向内部员工进行演讲时,经常会使用一些军事用语,包括战斗性语言,这对您来说是一场战役吗?
任正非:我讲的是压强原则。坦克可以走过柔软的沼泽地,但是在一个很坚韧的地方, 针是可以扎进去的。我们公司是投资有限、技术有限……样样都有限,如果我们做一个很宽的面,一定不可能成功。我们就像“针”一样, 盯死一个地方,针是可以戳进去的。用了这个压强原则,我们把它比喻成攻克一个“城墙口”,

几百人冲锋对准这个“城墙口”,几千人冲锋对准这个“城墙口”,几万人、十几万人还是对准这个“城墙口”冲锋,每年炸这个“城墙口” 的研发经费已经达到了 150-200 亿美元。所以, 我们公司很熟悉一个名词,叫做“范弗里特弹药量”,这是美国将军发明的。我们对准这个口“轰炸”,逐渐在一个窄窄的面开始领先西方, 这样我们有了市场基础,就有了资金积累;资金积累以后,我们还是不分散,集中对这个“城墙口”进攻,所以我们逐渐在这个窄窄的面上开始领先了市场。
其实所有西方公司都这样做,比如微软只做Windows 和 Office,Intel 只做芯片,亚马逊、
Google 也只做很窄的领域。美国公司不像中国公司一样办很多企业,但是每个企业都不优秀, 美国公司就是在一个窄窄的面上前进,其实我们是向美国公司学习。
为什么会用一些术语呢?因为术语最简单, 容易让大家明白。我们要解释商业上的行动, 没有好的名词来形容,就借用了这些名词。
阿尔琼 卡帕尔:您这种军事化风格的演讲方式让华为员工充满了干劲呢,还是有时候被军事化的演讲风格所吓到了呢?
任正非:我认为,被吓到的人应该也很多, 因为我们历年的离职员工有 16 万人。现在公司
总员工数是 18 万多人,经过华为公司这个门的
总人数有 30-40 万人。大家为什么能接受?因为要产生粮食、要创造成果,不然就养不活自己。养不活自己就不可能生存,所以大家就习惯了这些名词,也不存在被吓到的问题。
阿尔琼 卡帕尔:现在换一类话题,看看外界对华为的批评和指责。批评人士对华为的指责之一是说“这么多年以来,华为都在窃取他人的知识产权,从而促进公司的发展”,一直到今天仍然有人持这样的批评意见。对于这些指责,您的回应是什么?
任正非:我们公司自始至终尊重知识产权, 和绝大多数公司达成了专利的交叉许可。
第一,我们每年在科研投入上很大。比如, 我们现在有700 多个数学家、800 多个物理学家、
120 多个化学家,有15000 人左右从事基础研究, 这些人是把金钱变成知识。这方面的经费大约在 30-50 亿美元。

第二,我们每年大概有 150 亿美元左右投
资到研发上。研发有 6 万多人,他们把知识变成商品,从而再换回金钱来。因此,整个链条过程中,我们是大量的投入。如果靠偷几样东西, 不可能成为世界领先的企业。“领先”这个东西不可能偷得来的。
第三,我们每年 200 亿美元投入费用中有
34 亿美元是作为战略费用,其中一部分是支持大学教授搞科研,我们遵循的是美国拜杜法案的原则,即美国政府可以给大学钱,但是成果归大学,不归美国政府。我们现在也在投钱, 成果归大学,不归我们。如果我们要大学的成果,可以通过商业交易获得,而不是投资就获得。这样我们超前的速度就会越走越快。当然, 美国公司也会在世界各国投资支持这些大学,
Google 等很多公司都做得很好,他们在招聘人才时用六倍工资把优秀人才招走了,我们才发现自己太保守了,将来也要用五、六倍的工资和 Google 去争夺世界优秀人才。
所以,在知识产权上,我们是自己创造。在推动中国政府更加尊重知识产权,推动国家法律体系建设上,我个人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然,我们公司涉及到一些案子,这些案子都是个别人不遵守规矩,是个人行为,我们是要处罚的。
阿尔琼        卡帕尔:任总,我们再来看看其他一些针对华为的批评。有些政府批评华为和中国政府的关系问题,他们也提出了一些关切, 跟您原来作为共产党员的经历有关,也会说这对于华为的运营意味着什么;还一些国家的政府提出华为有可能帮助中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 存在这样的风险。其实这都是非常强烈的批评, 对于这些批评,您如何回应?
任正非:我们在中国是一家中国公司,首先要遵守中国的法律,第二要向中国政府缴税。我们和中国政府的关系主要是以上两点。我们在别的国家有很多子公司,也是这两点,遵守所在国家的法律,在这个国家缴税。如果我们在 170 多个国家没有缴纳税收,没有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律,我们在那个国家也不会生存下来。主要是这两个原则。
我们的财务报表,是由 KPMG 审计的。至于中国政府是否给我们提供了支持,在财务报表上会有反映的,KPMG 不会有意识去刻意隐

瞒。所以,我们还是靠自己的力量成长起来的。
阿尔琼 卡帕尔:刚才提到华为会在其他国家遵守本地的法律,现在外界也有批评人士说中国通过了国家情报法,强制要求中国的企业在中国政府提出要求的情况下,配合国家情报工作,如果中国政府或者其他国家的政府要求华为把网络中的数据提供给这些政府,华为会怎么做?
任正非:第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态“中国政府一贯要求中国企业遵守国际规则和运营所在国法律法规。中国没有任何法律要求企业安装后门或收集外国情报”。第二,李克强总理最近在人大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又再次明确了这个问题。4 月12 日, 李克强总理在克罗地亚参观“16+1” 展览会时, 又叮嘱我们员工“网络一定不要装后门”。这应该代表了国家领导人的态度,所以我们不可能去做这些事情。
华为公司不会接受谁的指示去装后门。在
170 多个国家中,如果我们在任何一个国家出现
安装后门的丑闻,可能我们在 170 多个国家的销售就萎缩了。销售萎缩以后,大量员工可以辞职走了,剩下我这个不能走的人背负几百亿的债务,怎么偿还?偿还不了,就有人天天追债, 这种日子好过吗?所以,我们绝对不会听谁的指示去安装后门,这是绝对不会有的事情。
阿尔琼        卡帕尔:如果政府提出这是国家的安全紧急情况,华为必须遵从,您会怎么应对, 是要奋起反抗吗?
任正非:一定的,坚决不会遵从。
阿尔琼        卡帕尔:华为能够给华为的客户怎样的保证,保证客户的数据是安全的?
任正非:第一,我们与客户经历了三十年的合作关系,证明产品是安全的。未来,我们也承诺绝对不会做任何损害客户利益的事情, 也是安全的。第二,网络是掌握在客户手里, 不是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只是提供了组建网络的设备,我们也不拥有客户信息。因此,不可能存在我们单独提供这样的保证。
阿尔琼        卡帕尔:任总,您刚才花了很多的篇幅,在谈华为和中国政府之间保持距离。

但是现在已经看到,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有时代表华为在进行对外发声。您觉得这种事情对华为是有用的,还是实际上分散了华为的注意力?
任正非:第一,作为一个领导人,看到自己国家有一个好企业,有一些自豪感,是可以理解的。第二,华为现在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 在美国极端打压下,美国政府可以说华为不好, 那中国政府也可以说华为好,这是一个平衡的问题。过去就没人帮我们说过话。
现在中国政府说我们好,我们不一定卖得动产品;但是美国政府说我们不好,反而让全世界都知道华为好。一百多年来,美国怕过哪个国家、哪家公司?美国什么都不怕。美国太强大了, 怕一个小公司,别的国家说“你的东西真的那么好吗?连美国都害怕了,干脆不要测试了, 我们直接下单买你们的吧”,有钱的石油国家就是这样买的,美国帮我们宣传,它们就大量买我们的产品。因此,美国对我们的宣传是正面的,他们到处说华为不好,这么伟大的人物关心这样一只“小兔子”、“小老鼠”的问题, 那这只“小兔子”、“小老鼠”一定很厉害。
阿尔琼        卡帕尔:您刚才的意思是说美国害怕华为吗?
任正非:不害怕,到处宣传干什么呢?
阿尔琼        卡帕尔:您觉得现在华为是不是美中贸易争端或者美中关系中间的人质?
任正非:第一,我不清楚美国的发端是什么, 他们到底想怎么解决贸易争端。但是我认为, 我们解决不了中美两国争端的问题。两个大“球” 碰撞时,我们最多像“西瓜”一样,一挤就碎了, 对中美贸易起不到什么作用。第二,我们在美国本来就没有什么销售,美国说“不准销售” 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加关税也没有影响。
如果美国认为我们是一个抓手,他们可能抓错了。另外,我们解决不了中美贸易的争端, 因为我们没有什么销售,对中美关系没有什么影响。中美两国谈判中,我看到所有的谈判都没有“华为”两个字,所有新闻中都没有“华为”,双方都不提,这就说明华为不重要,对中美解决两国关系不重要。我们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和美国的关系问题。
阿尔琼        卡帕尔:美国现在还是面向它的

盟友国家,包括欧洲的一些盟友国家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如德国、英国也要求他们禁止使用华为的设备,当然现在这些国家有不同的想法。您认为,现在欧洲面向华为还是持开放的态度? 还是一旦一个国家真正禁止了华为,整个欧盟都会统一步伐?
任正非:第一,我们和客户之间的交往已经三十年了,客户对我们的了解是比较充分的。第二,消费者有自我选择的标准,不是以政治家的号召来选择商品的标准。因此,对我们来说, 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欧洲短时间有挫折,但不会造成影响。我可以简单告诉你一个数字,今年一季度我们终端销售的增长超过 70%,网络设备今年一季度增长 15%。也就是说,我们还在增长,并没有衰退,说明对我们没多大影响。
欧洲国家想多考虑一下,我认为是正确的。德国也提出了一个方法,希望全世界建立一个统一公约,就是所有设备厂家都不能安装后门, 都应该签“无间谍行为”的协定,我们坚决支持拥护。全世界都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装后门就是犯罪,我们支持拥护。
当我们和德国政府谈协议时,我们还不知道党中央领导也是这样的态度,我们是本着自己的良心谈的。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讲话,李克强总理在人大答记者提问,在克罗地亚参观展览时亲自给员工讲“不准装后门”, 因此我们认为,我们和德国政府的交流是可以得到政府支持的,我们也愿意推动德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签订一个网络安全的协定,遵守欧洲网络安全标准、遵守 GDPR 的要求。
未来五年,我们的研发经费将超过 1000 亿美元,要完成网络重构,除了网络极简、网络安全、隐私保护等实现外,销售收入要从今天
1000 多亿美元提升到 2500 亿美元左右,我们要实现这个目标。
我们这样的努力,是不是让欧洲也能理解我们?如果理解我们,也会买一些;如果不能理解我们,可能就不买,那么我们就卖给别的国家,市场适当收缩一点。
阿尔琼 卡帕尔:您会不会支持这样的一种做法,无间谍协议应该覆盖所有的公司(包括美国的企业)?您觉得这是面向未来一个正确方法吗?

任正非:我没有权力去要求别的国家、别的公司也要遵守这个协定,但是我们支持德国政府提出这样的协定,会率先遵守这个协定。
阿尔琼 卡帕尔:孟晚舟现在正面临美国提出的引渡要求,自从她去年 12 月份被扣押之后,您感觉如何?
任正非:我认为最主要的问题,一个人是否有罪,第一点是有没有事实,第二点是不是有证据。这些事实和证据在法庭公开透明的情况下晒出来,这时再做出公正、公平的判决。我们认为这是解决问题最根本的方法。
我自己认为可能他们没有那么多证据,也没有那么多事实。因为我们公司自创建以来, 就是“夹着尾巴做人”的,不觉得我们自己有什么可骄傲的东西,可以凌驾在任何国家的法律、任何国家的技术上。如果我们不遵纪守法, 可能一天都活不下来。
现在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我们相信司法程序能解决这个问题。更何况美国和加拿大的法律是公开透明的,也是公正、公平的,因此我们等着法庭对这个问题做出结论。
阿尔琼 卡帕尔:孟晚舟毕竟是您的女儿, 女儿被捕之后,您作为父亲的个人感受是怎样的?
任正非:儿女大了,他们成长太顺利了, 受点磨难应该是好的。“没有伤痕累累,哪来皮糙肉厚,英雄自古多磨难”,我认为这个磨难对她本人也是巨大的财富。经过这些困难, 有利于让她意志更加坚强,成长更加有利。
阿尔琼 卡帕尔:您最近跟她联系过吗? 如果联系过,你们大概聊些什么?
任正非:我们经常打打电话,说一些家长里短,不会讲别的东西。我们也知道,我们的通信是受监控的,能讲什么呢?就讲一下生活。
阿尔琼 卡帕尔:之前您提到在孟晚舟被扣押之前,曾经提出想要离开公司,对于她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的发展来讲,她的下一步是什么?
任正非:我不知道。我以为网络上已经传遍了她想离职的事情,我就随意地说出来了。后来别人告诉我,是她给我写的一封信上提到

她想离开公司。但是现在她受磨难以后,反而不想离开公司了,因为她觉得公司太艰难了, 她理解了公司的艰难,要共渡这个艰难。
她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架伊尔2 飞机, 被打得千疮百孔还在飞行。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架伊尔 2 轰炸机,被地面炮火、空中炮火打得破破烂烂的,还在飞行。她现在的处境就是这样的,如果返航了,就是英雄了,我估计她将来有可能会当英雄。
阿尔琼 卡帕尔:现在孟晚舟不再想离开公司,如果以后她被释放回来,在公司的角色是什么?
任正非:原来干什么工作,继续干什么工作。
阿尔琼 卡帕尔:我想再问一些关于美中贸易战的问题。加拿大代表美国政府扣押了孟晚舟,您觉得孟晚舟在中美贸易战中是不是被作为了一个人质?
任正非:也许吧。
阿尔琼 卡帕尔:您之前说华为不应该成为美国和中国关系的抓手,特朗普总统之前表态有可能介入孟晚舟的案子,作为美中贸易谈判的一部分,您会欢迎这样的做法吗?
正非:不知道。因为特朗普怎么想,没告诉过我。
记 者:您有没有尝试过主动联系特朗普总统来进行交流呢?
任正非:我不知道电话号码。
阿尔琼 卡帕尔:如果您说孟晚舟有可能是中美贸易争端的人质,是不是认为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现在针对孟晚舟的指责是不正确的?
任正非:对于孟晚舟和华为的指责是否正确,美国司法部已经起诉华为了,华为也已经在法庭应诉了,我们认为我们是无罪的。我们也在达拉斯起诉了美国政府,美国政府在适当的时间里必须要回答,华为公司有罪的证据在哪儿?
这些问题还是要通过法律来解决,谈判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看谈判的所有纪要中,美国不提华为,中国也不提,说明还是要靠法律来解决。相信美国的法律是公开透明的,是公平、

公正的。
阿尔琼 卡帕尔:您刚才提到并没有跟特朗普总统沟通过,您觉得他是什么样的领导力风格,或者说他是什么样的策略方式?
任正非:如果你要我单独评价特朗普,我希望把华为撇开,我现在不是华为的代表,我只是一个理论学家。
我认为特朗普是伟大的总统。因为在一个民主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税收大幅度降下来,历史上没有过。税降下来以后企业就会焕发活力,企业会把大量存留在国外的资金转回美国,只缴 12% 的税,给美国国家资金提供了大量的充裕度。去年美国企业还在大规模补税,财务报表可能不太好。今年税补完了, 我认为 7 月份美国公司的财务报表会大幅度提
升,美国股市可能在 7 月份暴涨,会增加人们的投资信心、消费信心,有可能使美国经济转好。这是第一点,是他伟大的一点。
他也有不足的一点。他今天吓唬这个国家, 明天吓唬那个公司,到处乱抓人,谁敢到美国去投资啊?大家不去投资,美国减下来的税谁来缴?这样财政会空掉。他减了税,是希望大家把水都涌进去。不敢进去,进去以后,你把门关起来打“狗”怎么办?比如,美国开放了运营商,说所有的运营商采购我们几百亿美元, 我也不会相信,我也不敢把几十亿美元投到美国去,因为一旦他翻脸,我们就不能在美国做买卖了,我们的几十亿美元就打水漂了,这我可受不了。
他应该在税减下来后到处去握手,让大家觉得美国是投资的好地方,大家都去美国投资, 美国的经济就会暴涨。美国并不需要靠武力征服世界,美国有这么好的科技,有这么强的能力, 又有经济实力,是可以征服世界的,不需要军舰。军舰是没有用处的,敢打谁?打别人,别人咬你一口,你也受不了。别人说“我本来就一无所有,打一下也不怕”,但是美国是富裕国家, 不能随便被打压。
因此,我认为特朗普是伟大总统,但是在全面考虑引进外国资金到美国方面思考不足。这与华为无关,我是站在一个外人的角度评价他。
阿尔琼 卡帕尔:谈到特朗普总统跟中国的谈判,有人说特朗普总统成功地让中国政府在贸易谈判上让步。您觉得中国政府在跟美国的这一轮谈判上,是否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任正非:我不是政府官员,我也不清楚政府谈了什么。我只关心自己的生产增长。至于政府谈了什么,让了什么,获得什么机会和利益, 我不知晓,也不关心。只希望中国政府政策越来越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实力了,就不怕谈判。
阿尔琼 卡帕尔:您刚才提到并没有跟特朗普总统沟通过,假设你们两个人共处一室, 您会给他传递什么样的信息?
任正非:合作共赢。两个国家、两个公司一定要合作起来共同获得胜利。美国有这么强大的经济实力,有这么多优质的商品,中国有十三亿人口的市场,美国需要中国的市场,中国需要美国的科技,合作起来这两个“火车” 就开起来了,可以把全世界经济带出困境。
我认为,中美之间就是合作共赢,没有其他话可说。
阿尔琼 卡帕尔:任总,您过去曾经说过美国并没有看过华为的技术,也没有看过华为的源代码,您是否愿意让特朗普(包括特朗普政府)到深圳看一看华为的技术,让他们所担忧的问题放下心来?
任正非:到深圳来看,我很欢迎。
阿尔琼 卡帕尔:华为在美国市场的业务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是非常小,甚至可以忽略。现在华为对美国政府提起诉讼。从长远来看,华为还想在美国市场做生意吗?还是说主要维护声誉?
任正非:我们主要是希望在美国获得一个公平对待的政策,美国对华为不能歧视。至于在美国能不能做生意,是取决于客户是否购买我们东西,不取决于特朗普讲话。
阿尔琼 卡帕尔:华为的消费者业务已经做到几百亿的规模,您之前说过希望华为智能手机做到全球第一,经常把苹果作为华为的标杆。乔布斯和库克成功地把苹果打造成一个高端、高质量的品牌,您觉得华为的消费者业务今天达到这个地步了吗?
任正非:我认为乔布斯是世界上一个伟大的人物。乔布斯去世那一天,我们在一个山沟沟里度假,我的小女儿是乔布斯的崇拜者,她提议我们站起来给乔布斯默哀一分钟,我们所

有人在她带领下为乔布斯默哀了一分钟。乔布斯的伟大不是创立了一个苹果,而是开创了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他的伟大不能被简简单单地评价,我认为他是超级、超级伟大。
苹果也是一个伟大的公司,苹果公司的伟大在于始终把市场带着做大,而不是做小。苹果打着“伞”,卖的产品价格高,提供的性能好, 市场空间很大,让很多其他厂家生存。反思华为公司在电信领域,我们过去走的路是有错误的,我们是基于成本来确定销售价格。我们的成本比较低,一是因为技术上进步速度比较快, 把商品做得成本比较低;另外,我们引进了西方管理,运作成本也比较低,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价格定低了,给西方公司造成了生存困难。我们已经在反思这一点了。
现在我们把商品销售价格提起来了,大家也觉得华为贵了,给其他公司留下空间。其中赚多出很多钱,我们不打算分给员工,不打算分给股东,而是打算分给很多大学,分给科学家, 去搞研究,去探索未来。这个未来可能跟我们密切有关系,也可能跟我们没有关系。
我们的标准是,在距离我们目标二十亿光年的地方,投一颗“芝麻”;距离目标两万公里的地方,投一个“苹果”;距离目标几千公里的地方,投一个“西瓜”;距离目标五公里的地方,我们投“范弗里特弹药量”,扑上去、撕开这个口子,纵向发展,横向扩张,产品就领先世界了。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5G polar 码技术不是华为发明的,是土耳其的一位数学教授发明的。Erdal Arikan 教授在 2008 年发表了一篇数学论文,2 个月后我们的科学家看见了,花十年时间做成了今天的 5G 标准。美国认为很厉害的这个标准,是从土耳其教授的一篇数论文转换成的新技术标准。
我们未来在这方面的投资还会增大,解决超额利润分配的问题。我们不会分给员工,员工变得肥肥胖胖的,就跑不动了;也不能分给股东,股东太有钱,太重视资本利益,不行, 要合理。我们要把钱更多放到前端投入去。
阿尔琼 卡帕尔:刚才您提到华为研发方面的投入,比如投到 5G 芯片,现在华为已经有自己的 5G 芯片,一般情况下华为主要用在自己的产品中,有没有考虑过把华为的知识产权,特别是芯片面向第三方比如苹果销售呢?
任正非:对于苹果我们是开放的。
阿尔琼 卡帕尔:华为在智能手机方面有很多的创新,也是推出折叠屏智能手机的少数厂家之一,您认为折叠屏是未来手机的形态还是只是过渡性的?
任正非:华为前进路上是弯弯曲曲的探索, 到底客户喜欢什么产品也是在尝试,这也是尝试的一个方面。折叠屏手机消费者会不会喜欢, 要经过市场的检验才知道。
阿尔琼        卡帕尔:刚才提到苹果、乔布斯, 在中国特别是在技术行业,您也被认为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商业领袖。乔布斯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更大,您的影响力在国际上为什么没有达到像乔布斯那样的水平?您觉得原因是什么?
任正非:因为我不懂技术,也没什么发明。
阿尔琼 卡帕尔:但是您打造了全世界最大的电信设备公司。
任正非:我既不懂技术,也不懂管理,也不懂财务。我就提了一桶“浆糊”,把十八万员工黏结在一起,让他们努力冲锋,这个功劳是十八万员工建立的,不是我一个人建立的。我不可能享受像乔布斯那样的殊荣。有时候国家想给我荣誉,我就觉得很惭愧,事情不是我做的,怎么帽子要戴在我头上。
阿尔琼 卡帕尔:现在我们谈一谈技术话题。过去几年技术发展的速度非常快,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形成了很大的影响,现在我们身处在一个联接的世界之中。您觉得这么多年一路走来,技术是一种向善的力量,还是向恶的力量?
任正非:我认为未来技术的发展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有人问我二、三十年以后是什么样子,我说我们甚至连两、三年以后是什么样子都不能想象出来。在华为公司成立之初时,世界通信是极端落后的,到今天也才三十年, 世界各国的乡村大都可以享受超宽带了,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未来二、三十年的发展速度还会更快,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出现加大了社会进步。
人工智能的出现有几个基础:一是超大型计算能力的出现,二是超宽带联接的实现,还有超大型存储体系的实现,包括微型的计算存储、边缘计算在内。社会发展到今天,使人工智能有了可实现的基础。人工智能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人的想象,会使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例如,如果拖拉机是人工智能控制,就可以 24 小时种地,不需要休息,只需要加油。这样, 生产效率极大提高,物质财富大幅度增加,也使我们的精神生活发生飞跃,所以,应该是向好的。
当然,也有很多科学家提出把基因技术和电子技术逐渐融合,造出新的人类,这只是科学的想象,并不代表就一定能够实现。即使出现这个问题,也是三十年以后的事情,三十年以后我们一定能想出办法来科学地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现在的人工智能大幅度提高了生产的效能,这是有益社会、促进社会财富巨额增加的。美国是一个科技发达的国家,但缺少劳动力,假如使用人工智能一个人可以代替十个人劳动,美国就相当于一个 30 亿人口的科技大国,试问全世界可以用得完这么多优秀的产品吗?
因此,人工智能会使这个世界向好,而不是向坏。当然,会不会在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畸变呢?那我们还有法律、有规则来进行管理。因此,不必对互联网上的一些宣传忧虑过多。
阿尔琼 卡帕尔:但是在技术领域的一些大人物,也在警告由于技术发展可能带来的危险。例如特斯拉的马斯克不断提醒大家,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可能夺掉人类的工作。的确,现在人工智能在不少领域变得比人更加智能,甚至有人说未来可能会把整个人类都替代掉。对此怎么看?
任正非:最早我看到比尔·盖茨和霍金警告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可能产生问题,但后来比尔·盖茨的讲话也改变了,认为人工智能对社会有巨大促进作用。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人类有能力驾驭人工智能,把它用到有益的事情上。比如电子翻译软件,实时就把七十种语言翻译完了,但没有伤害人。人工智能减轻了很多人的工作量,可能很多翻译、股票分析师失业了,但他们可以转到别的行业做事,发挥价值。因此,我认为对负面的东西不要担忧

过多,担忧过多会抑制科学的发展。

阿尔琼 卡帕尔:有人表达了一个担心, 就是像人工智能这些非常强有力的技术,最后都会落到少数的大的技术公司手中,这些公司就会变得太有权势了。您认为像华为这样的公司,未来会不会因为手上的权力太大而需要监管呢?
任正非:未来社会新技术的发展会走向赢家通吃,比如说世界上还有没有可能哪家公司在 Office、Windows 上超越微软、战胜微软? 微软就是赢家通吃。越来越多的公司掌握新技术的速度越来越快,因为技术是没有生命的, 是可以被广泛应用的。会出现您说的自然垄断状况,对这些新技术公司我是主张监管的,我们支持透明监管。我们也愿意接受监管,所以才和德国政府讨论,愿意接受德国的监管。但是, 对这些技术的垄断是造福社会的,而不是破坏, 因为它掌握的不是核弹,也不是武器,比如说翻译软件,计算太快有什么坏处吗?一定要慢才是好的吗?
人工智能是造福这个社会的,不能害怕人工智能而阻碍发展。基因最早是孟德尔做豌豆杂交实验时发现的,当时也没什么用处,睡了一百多年,后来科学家才发现了基因、DNA 的价值。但中国没有接受孟德尔 - 摩尔根学派的理论,推行的是米丘林学派,就延误了很多年。现在讲转基因,也就是编辑基因,编辑植物的基因大家不反对,为什么人的基因就不能被编辑呢?如果一个人有病没办法治疗了,把基因编辑一下可能病好了,当然,病好了几十年后可能会有后遗症,带来想象不到的病症,那总比当期就死亡要好。在不断的实践中,就找到了怎么治疗的病症。例如先天性的眼盲和耳聋, 一定是基因缺失造成的,通过基因改变就一定能治好。现在谷歌用感应神经的方式让盲人复明,当然不像人的眼睛那么好。人类社会技术不断前进,也有特别优秀的天才人物提出把基因技术和电子技术结合起来,二、三十年以后就可以造人,这是大家恐惧的原因,那他毕竟还没有造出来。
阿尔琼 卡帕尔:今天对话接近尾声,问一下您个人未来的计划。您花了三十多年的时间把华为打造成今天的规模,有没有计划短期

内退休?
任正非:这要看我的神经还是不是健全, 还能不能做独立的思考。谷歌可能要发明长生不老药,也许我等不到了。
阿尔琼        卡帕尔:您未来迟早会退休的, 现在已经制定好了继任计划吗?
任正非:我们的治理章程很清晰地表达了公司将来的迭代更替秩序,可以提供给你们。迭代更替是有秩序的,不在于我来指定谁做接班人。不要担心华为没有接班人,接班人太多了, 唯有孟晚舟不会接班。
阿尔琼        卡帕尔:之前有人问您未来三十年之后,您对于华为的愿景是什么,您当时的回复是说两三年看不清楚,怎么看出二、三十年。还是想问一下,未来几年这个行业会出现哪些大的技术发展?
任正非:我认为最大的技术发展是人工智能的实验和应用。公司发展的方向,一是把联接做到世界最好,5G 也是连接的一部分;二是在边缘计算上也做到世界最好,对超级计算和中间计算这种大型计算我们不做,只做边缘计算。另外,我们在存储领域正在和很多厂家合作, 也争取做好。未来在边缘计算上,不是把 CPU 做到存储器里面,就是把存储器做 CPU 里面, 这就改变了冯·诺依曼结构,存储和计算合而为一,这样速度快。当然,大型设备中还是离不开计算、存储等分开的结构的。再者,未来我们也争取为云的社会做出贡献。

(转自互联网)





此半生如是说——谭斌访谈录
(选登)
□ 谭斌 口述 / 徐绥之 采写




采访者:徐绥之[庆来],(1951.4.7-2015.10.26)祖籍江西龙南。1968 年北京外语学院附中初中毕业赴山西汾阳插队,1970 年应征入伍在装甲兵部队服役六年,1980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曾任北京市乐器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市食品研究所所长助理、中国证券市场研究中心常务干事,月刊《联办魂》主编至逝世。
2003 年以来的十三年间,利用业余时间致力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及口述历史的采编、研究。
被采访者:谭斌 ,原名谭力夫。祖籍湖南资兴。1942 年 8 月 6 日生于延安。1956 年毕业于北京华北小学。1962 年毕业于北京市第八中学,同年考入北京工业大学无线电系。1966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之初,在本

校一次辩论会上,发表保工作组、讲阶级路线的“8·20 发言”,流传全国。旋被陈伯达及中央文革小组认定为“对抗文革纲领”,受到批斗,一度入狱。1969 年下放军垦农场劳动。翌年结婚,入伍参干。曾任武警总部群工处副处长,主持工作。1987 年被中组部任命为康华总公司人事部总经理(正局级)。1990 年以大校军衔奉调转业。1994 年任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馆长,主持全面工作。1996 年任文化部办公厅主任。1997 年任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主持全面工作。2003 年底退休。著有《用人之道》、《赤子白话》、《故宫新语》、
《半山亭记》等。

在场人员:刘昕〔谭夫人,又名刘晓玲〕、侯均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退休研究员〕。
说明:本口述自第一次采访至本稿(第八稿) 整理修订完成,历时十年有余。其间多次补充采访,业经整合融入本稿相关部分。为保持全文语气顺畅,历次补充采访无论实际完成于何时,凡涉及“距今”时间间隔,一概调整为以
2006 年年中为基点。


半山不停(最后一章)

我从“文革”到“改革”的人生轨迹,是个不断扬弃、不断升华的过程。从大格局看, 三十六年调整三次工作,带过兵,经过商,管过文化,实践着共产党的“文武之道”,有愧疚, 也有遗憾。如果修养再好些,“无字书”读得更明白些,可能状况会好一些。“文革”给我们这代人最宝贵的历史遗训,是要坚持独立思考,尊重思想自由,对传统、对时尚、对主流, 包括对权威,永远要保持一种清醒的批判精神。一个健康社会,理想主义的批判力量是不可或缺的。
徐:你从一九九四年去北图,到二零零三年从故宫退休,这是“十年治文”。
谭:我在国图的继任,是我选调、提起来的干部,多年前已经晋升文化部副部长。我在故宫退休,接替我担任党委书记并兼院长的, 也是文化部一位新任副部长。后来居上,有更年轻的同志来,把工作做得更好,这是事业发展的正常规律。
对于名利、权位,我看得比较淡。一是做人, 二是做事,三才是做官——做官也是为了做事。只是自己“无字书”读得不及格,过于清高, 过于自信,过直、过实。长于谋国而疏于谋身, 勤于谋事而耻于谋官。在审度、改善、营造自己的生存、工作条件和社会生态环境时,对于关乎自身祸福、个人进退的那类问题,不敏感, 见事迟,在这方面的“政治智商”明显不高。启功先生八十六岁的时候,书赠我一唐诗集句联,说是“顾视清高气深稳,文章彪炳光陆离”。你说,老先生是夸我呢,还是点拨我呢?启功老那样的人瑞,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把我的毛病看得透透的。

“顾视清高”,杜甫赞的千里马行,在官场上却是致命的硬伤。自以为一不怕比能力, 二不怕比政绩, 三不怕比民意。有人认为,我这观念太落伍,甚至太外行。有身居高位的朋友“开导”我:基层干部才用主要精力干本职工作,高级干部要用相当精力去协调各种关系。我呢,不管当到什么级别,只盯着本单位那点儿具体事儿,只知道埋头拉套,始终还是“基层干部”心态。哪里知道,你不容“潜规则”,
“潜规则”更容不得你。该入围时,入不了围, 不该出局时,早早出了局。其成本和代价,是丧失了不少为党、为国做更多工作的机会和时光。花甲之后反省起来,心中既有愧疚,也有遗憾。这大约可用来做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说 “性格即命运”这句名言的注脚。你要问我的感慨,就这样一个感慨。“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我的父母是职业革命者,终生以党事、国事为己业,以民生、民权为己任。我自幼立志像他们那样,无私无畏地奋斗一生,到现在也无怨无悔。《半山亭记》和已发著作的共同卷首铭那幅联:“一身正气,荣辱不惊,静观海内潮起潮落;两袖清风,去留无碍,漫随天外云卷云飞。”可作为我心境的写照。我从“文革”到改革这大半辈子的人生轨迹,外人看有点儿戏剧性,其实很平常。各阶段的具体细节, 当然有我个人的偶或性。除了在野战军、在国家图书馆心情比较舒畅,“文革”、武警总部、大康华、文化部和故宫,这“五关”都不顺。屡遭人妒,屡被人误,虽过了“五关”,却没能“斩六将”,几乎一个坎儿接一个坎儿。但是,


采编者徐绥之(左)与口述者谭斌

如果拿党和国家同一时期的发展变化作参照, 同步观察,就能明白,我这些起起伏伏,不论从外因看,还是从内因看,都算不得什么。也正因此,可以说它们折射出了某种规律。比如我和“文革”造反派的过节,那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绵延不绝。中组部派到武警总部考察我的那位后备干部考核官,偏偏是当年政法学院造反派“政法公社”的;我在武警总部的顶头上司,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偏偏是北工大造反派“东方红”一个小头头的弟弟 ;我在故宫博物院的二把手,偏偏又是当年北大铁杆造反派组织的三把手。真是冤家路窄。这里头, 难道看不出什么“规律”吗?
再比如,列宁说过,不仅要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而且要宣传民主主义思想。我想, 对于俄国,尤其对于中国这种有着长期集权、专制历史而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度,列宁这个话是切中时弊的。且不说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们的历史功过, 包括“文革”浩劫和改革开放,就我个人正反两方面的经历,也可以印证列宁此言不虚。我从尊崇传统,到沉溺迷信;从狂热追随,到痛苦质疑;从改革实践,到信念升华,无一不是对社会、对历史的再认识,对社会主义、对民主主义的再认识,同时也是对“人”、对我自身的再认识。这个漫长过程,“成本”不低。这个过程中,充满了“肯定 - 否定 - 否定之否定”式不断的扬弃,因而也在充满割舍和自疗的痛苦时,充满了省悟和新生的愉悦。

徐:在这个过程中,你认为有哪些明显的关节点?
谭:让我想想,好像有这么三点,比较重要。第一,由百姓的疾苦,使我想到了经济制度的问题。“一大二公” 的社会主义没能造福于民, 那么这条路对不对?什么是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单一的公有制和统死的计划经济灵不灵? 不得不“请回”私有制,是“复辟倒退”,还是“迂回前进”?在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中, 在市场调节发挥基础作用的同时,如何既避免政府“好心”的“瞎指挥”,又能“节制资本”, 发挥政府职能对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进行有效的“ 宏观调控”?在互联网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海量数据及统计与计算等工具的不断完善,是否会把适度计划的历史必然

性重新提上社会主义的议程?
在国图、在故宫,我之所以排除万难力主要搞数字图书馆、搞数字故宫,不仅仅因为我大学是学无线电的,更主要,是我认为互联网与人工智能不同于以往任何新科技的应用,那只是人体力的延伸和提升,而这却是人智力的延伸和提升。它不仅将深刻地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改变和提高生产力,而且可能直接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甚至全方位再造人类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管理模式。我看,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可能将是由新科技应用引发的一场全面革命。
第二,由干部的沉浮,使我想到了政治体制的问题。与高度计划相应的高度集权,如何监督、制衡?手握过多公权力而又缺乏监督的各级干部,如何保持廉洁?“发动群众”斗干部, 或者靠“厂卫”办“诏狱”,“背靠背”办专案, 能不能整肃贪腐?即使是“清官”,在这种体制中,怎么保证决策正确?万一错了,怎么纠偏、怎么“退出”?在制度安排上,怎么解决人事更迭和政策修正过程中效率要高与成本要低这个两难问题?
第三,由领袖的功过,使我想到了思想路线的问题。在人类认知中,有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终极真理?什么是检验真理的客观标准?排除将帅在战场上的机断和船长指挥舰船度险的特例,“一人思想、寡头专断”应当成为社会常态吗?在民主集中制的框架下,党、国大事能允许再出现“朝纲独断”、“定于一尊”的决策机制吗?怎么正确评价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等等。
徐:你的意思是,中国这些年改革,就是在解决这些方面的问题,而这个过程远没有结束。
谭:也可以这么说吧。但需要注意,“市场”是以购买力为必要条件、用等价交换来解决需求问题的平台。它不是万能的。市场解决不了购买力不足、甚至没有购买力的那些需求,如失业的救济,如绝对贫困的帮扶,如灾荒的赈济, 等等。这种需求只能由政府“买单”。而承担这种“无限责任”的政府,必然要以同样承担
“无限责任”并关系国家命脉的国有经济作为自己保底的经济基础,这是社会主义显而易见的逻辑结论。忽略社会管理的这个人道主义宗旨,将“市场”泛化的观点和做法,绝对不可取。

例如,伦理道德、亲情爱情、教育与医疗等公共服务、甚至官位权力,都商品化,都可进入市场,都可租赁买卖,其裂解社会、败坏风气和摧残民族精神的社会恶果,现在已是人见人恨,无不痛心疾首了。要说反省,社会公共性被市场化冲击解构,有意打压萎缩国企、强力推行明显过度的私有化,可以说是某些方面“改革”偏右了的显症。在育小养老这些最基本的民生领域,别说社会主义,就是福利资本主义也是要必保的底线。
强调政府服务的公共性和人道宗旨,并不是说我赞赏“人民政府”把人民的一切都包揽起来的管理模式。衣、食、住、行,生、老、病、死, 都由政府管,不但吃力不讨好,实际上也管不好。秦汉以降施行郡县制,中央权力只达县级。不管如何改朝换代,中国古代能形成世界文明史仅见的千年以上稳态结构,县以下由乡贤社会施行基层治理,是个重要原因。所谓“社会”, 按说文解字的直白狭义讲,也可以理解为政府
(国家)与公民(个人)之间空间的群众组织
(社)和群众活动(会)。在推进国家现代化时, 充分挖掘传统优良政治资源,着力开发、建设和运用乡村、社区等基层社会自组织、自管理、自协调、自修复等各种功能,可能是未来一段时期改革中,防治某些基层权力(尤其农村) 家族化、黑社会化甚至恶霸化恶变趋势,改善和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关键课题。这在农村中, 其实也是消除宗法关系或类宗法关系的民主化、法治化的过程。期间,共产党正可大力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成为新社会得民心、孚民望的新“乡贤”。在基层自治中,应在民主训练时着力组织群众在涉及自身直接利益的问题上,行使自己的发言权和集体决策权,使他们对“人民当家作主” 和民主、公正,获知最直观的切肤感受。让社会自治成为政府法治的基础和重要补充。而现在,公务员队伍和政府行政开支都过于庞大, 成了黎民百姓的重负。我想,中国特色的“小政府,大社会”,政府应是法制廉洁而强有力的高效政府,社会应是文明温馨而充满活力的和谐社会。
当然,从另个角度看,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 把西方三百年的路,用三十年走过,在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显现飞跃巨变的同时,那三百多年所有的弊病,也会在三十多年间集中爆发,

难免形成刺眼的、此起彼伏的“井喷”状态。尤其在新旧交错未定、特权与市场并存的过渡期,或曰动荡期,贿买权力、权力寻租等种种“礼崩乐坏”,几乎是无法完全避免的历史过程。或者,像有的朋友形象比喻的,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经济走得太快,灵魂被落在了后面, 显出“魂不守舍” 甚至“失魂落魄”的窘况。对此,当局和百姓也应有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否则,心理承受力会差很多。
至于政体领域的问题,我看关键是两个, 一个是党的机制,一个是党政关系。不管表述得确切不确切,我是赞成“党政分开”的。后来的说法,又改为“党政分工”。总之,不能党政不分,不能以党代政,更不能以党司法。政党与政府,权应分域分掌,责须分级分担。执政党一定要同执政一线保持一个安全距离, 才能进退裕如,始终保有回旋的余地。关键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应减少和清洗那些到执政党里捞取好处的冒牌党员。党员要能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党支部要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各级党委要能发挥核心领导作用,党中央则要发挥在“发展战略规划”和“大政方针”层次上的决策作用。在决策、执行、监督这个意义上的“三权分立”的一头一尾,就是“决策” 和“监督”上,党是要把关、定向的。当然, 要动这块,牵涉从中央到地方的全局性、整体性、甚至制度性的结构设计,不是小事。但这是绕不过的事。
在这个问题上,我有个比较保守的观点, 肯定有人反对,但我仍坚持。就是有四个“行当”,应作特例处理——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军队、干部、金融、喉舌(包括互联网上信息和舆论的导向权)这四条,共产党一定要管。“文、武、人、财”这四个字不但要管住,而且要管好。不可自废武功。至于如何在国家现代化、民主化管理中,构建其合理合法的实现形式,则正是政体改革在制度创新方面的题中之义。
另一个,是改善党自身的制度、机制。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的民主进程,首先要解决的是党内民主,不是社会民主;党内,首先要解决的是中央民主,不是基层民主;中央,首先要解决的是政治局、特别是政治局常委的民主,不是中央委员会的民主。先不说“创新”, 列宁当年曾经做到的几条,我们能不能参照一下。第一,那时候俄国共产党的党代会,法定

要由党内“非主流”在大会上做个“副主报告”;第二,党代表在党代会上的发言,要通过报刊向全党、全国公开 ;第三,政治局会议的发言, 必须原文向中央委员会通报 ;第四,党内惩处, 对干部的“重刑”是撤职,对党员的“极刑” 是开除,就是说,党纪只管“违纪”,国法才管“违法”。党内不执法、不拘捕、不监禁、不杀人。执政党不应法外施法。
就这个范畴的问题,当年周总理有过明确指示。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我能准确记住这个日子,是因为那天北京发生了一起特大电车厂特务纵火案。此后我父亲一听到救火车的警报声就神经性头疼。那天上午,我父亲正在中社部向总理和李克农部长汇报市公安局的工作。总理对侦查工作讲了许多原则规定,包括不准使用“美人计”等等。其中有一条,是对党内同志,包括犯错误同志,绝不能使用侦查手段。总理特别强调,这要作为一条纪律定下来,严格遵守。可是,后来搞“专案”,对党内不侦查、不拘捕、不监禁、不杀人这些戒律, 实际上都突破了。
一方面要推进党内民主,另一方面要防止反共分子和权欲阴谋家操纵宗派,假民主之名篡党、篡政。这也是个绕不过的两难问题。
谈到国家体制,必然要涉及到民族问题, 这是关系国家统一、长治久安的千年大计。我觉得,我们的父辈、那些共和国开国的先贤, 处置这个问题,无论是理念、理论,还是政策、政体,都有需要推敲之处。放眼世界,凡闹民族分裂的地方,大多具备三个半要素:一是偏狭的“民族意识”,二是群落式的“领地观念”, 三是迷信型的“首领 崇拜”;还有“半个要素”, 是国际上、域外有同类策应。与之抗衡,我们应当大力强调和强化“中华民族”这个多元统一的“大民族意识”。西方列强虚伪地“赞赏” 我国 “少数民族”的民族性,当年是为了肢解大清帝国,现在是为了拱着“藏独”、“疆独” 闹事。检讨我们的“民族自治”政策,不能不说, 它无形中助长了自外于“中华民族”的“小 民族意识”;自治区(州、县)的划立,又固化了“原住民”的“领地观念”;而民族干部的特殊培养、“照顾”及指标性配备,也不利于抑制某些有“民族野心”的“首领人物”的产生。总之,此事处置不当,会埋下国家分裂的巨大后患。它不仅不符合全国人民的整体利益,

也不符合那些被蒙蔽、被煽动闹“独”人们的局部利益。我的一些民族干部的好朋友,是清醒、理智的真共产党,也与我有着同样的忧虑。中国这个多民族大家庭的民族问题,必须深长思之,从长计议。我们共产党人的政治智慧, 总不至于比某些雄主明君的封建帝王低吧。
徐:这个问题确实很敏感!
谭:对于改革开放,我还想多说几句。改革开放之初,人们曾有姓“社”、姓“资”的辩论。其实,我的看法,中国共产党有现成的概念,它既不姓“社”,也不姓“资”,而是姓“新”——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外壳下,进行新民主主义补课。也即在共产党领导下,再搞一段“资本主义”。显然,它已完全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完全可以在心里把它界定为新民主主义。因此之故,不妨仍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以示我们坚定不移坚持的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况且,追求平等、共富、自由、和谐而坚持社会与公众权益至上的主义,同中华两千余年“天下为公” 的大同理想丝丝入扣,是最得中国民心的主义。
《礼记》以孔子之名讲的那段精彩名言 :“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 女有归”。大家从小都能背诵,早已成了激励中国人追求社会进步“开万世太平”的强大的民族基因。在我们的族群潜意识里,从没把这种早于马克思两千年的“大道”当成乌托邦。
当然,经过这么长时间,“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同原来设定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已有了许多本质的不同。但真按“社会主义”来衡量,确如邓小平所说,我们“事实上不够格”。为尽快摆脱“贫穷社会主义” 的阴影,不但需要“为国富强、为民谋福”的“大发动机”,也冒险开启了“个人发财、家庭致富” 的“小发动机”。依据当时当地大多数群众的实际觉悟,充分调动全社会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而且,被经济全球化大潮所挟,改革开放的中国不得不嵌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而成为其异己抗逆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扩大出口利用国际市场,通过引进外资利用国际资本。同时, 在融入中对其进行改造,将美国主导、只利于西方的西式全球化,改变成合作共赢、利于发展中国家兴起的新全球化。这同周总理强调的

“求其在我”的道理相通。当然,改革与开放, 改革是“主”,开放是“客”,不能主客颠倒。而且,开放也不能是毫不设防甚至没有底线的
“裸放”。那些重要行业的制高点不能拱手让人, 特别是金融主权这个国家命脉,更是不可被动摇。在外强我弱的战略态势尚无根本转变的情况下,本土人民币资本须严防跨国美元资本的偷袭和攻掠。内功与外场,练内功是第一位的, 而开拓外场是第二位、第三位的,不能主次错位。我们自己足够强、足够大,一切“以我为主”, 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其实,中国社会与阶级的真实状况,不仅出现了几近失控的两极分化,而且也出现了人人都能感受到的阶级分野,孕育和成长着一个日益壮大的新生资产阶级。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有日益强烈的阶级诉求。这个阶级的产生和存在,对人际关系结构、政经利益结构和社会地位结构,都引发着牵一发动全身的重新“调整”,或叫“重新洗牌”。这都是一些无法回避的活生生的现实问题。对于这一切硬是采取“不承认主义”的鸵鸟政策,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仅仅默认他们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阶段
“合理性”,还远远不够。作为学着驯服和驾驭资本的共产党,还必须在正确分析阶级状况和阶级关系的基础上,制定和执行符合这个历史阶段需求的正确的阶级政策。对于一个革命的执政党,只有具备理论的智慧和勇气,才能带来政策的明确和坚定,才能形成全党、特别是干部队伍的自觉和一致,才能避免盲目性及盲区中的失措和失误。
徐:你说到改革开放以来最敏感、最有争议、又少有人来争议的问题。你愿意就这个问题再多说几句吗?
谭:再深入分析下去,不难看到,这个改革开放时期生长、发育起来的新阶级,同当年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成员构成和动机、动力上, 有本质性的历史区别。其成员中,有一些是领命下海、进行改革探索的党员和干部,以及乡镇企业带头致富的能人。仅小平南巡讲话的一九九二年,辞职下海的党政干部就有十万之众。包括一些高知和海归等,这些精英经商搞企业,同改革初期边缘人为生活所迫当个体户、当倒爷——包括那些利用特权倒卖配额、许可证、计划内物资的“倒爷”——不同,不少人

并不是出于“发家致富”的原始冲动,而是真诚投身社会主义的改革事业,为走投无路的“贫穷社会主义”“杀出条血路”。无论他们个人, 还是他们的企业,都拥有先天的社会主义基因。他们不但在国家多元经济的大发展中已现世建功,他们的出现、存在和发展,在社会主义的改革实践和理论创新上,也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包括他们在内的企业家群体,在人大、政协有一定比例的参政议政,是个名正言顺而又确需在政治上把握分寸的敏感问题。然而在现实中,尤其是搞实业的,民企左比国企、右比外企,其在生存的政策环境上又都处于相当的劣势。所以简单套用建国初对民族资产阶级团结、利用、限制、改造的阶级政策对待他们, 显然不合时宜。然而,鉴于民企及其业者参差不齐的复杂状况,对他们仅限于实行鼓励、支持、引导的非公经济政策及保护合法私有财产权的法律制度,显然又还未尽其意。这真是个需要认真研究和精准把握的政策与理论问题。
至于服务业和知识经济兴起及无形产品生产占主导的第三产业的走强,“知识产权”重要性对“生产资料所有权”重要性的渐次取代, 以及“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日益资本化的发展趋势,这些新问题对阶级分化和阶级状况的历史影响,则是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在新时期必须注意考察和研究的重大理论课题。当然,也许对于工业化尚不充分、制造业尚未真正做大做强的中国而言,这些问题稍显超前了点?我就不再发表“业余意见”了。
有掌管民企的朋友同我探讨他们企业的一些问题。作为局外人,我只能给出些粗浅的建议。要把持民企的健康发展方向,为“共同富裕” 作更多贡献,对于诚信守法的规范企业,我看应理顺五个层面的事情。一是承担起企业公民的责任,履行好企业公民的义务。二是妥善处理三个关系 :第一,企业与雇佣劳动者的关系。不但指蓝领,指工人,也包括白领,包括科技人员和职业经理人。第二,企业与国家的关系。第三,企业与国际资本,尤其与西方资本的关系。三是资本的股份化,股份的社会化。四是企业中建立健全工会和共产党的组织,并探索与之建立起一种新型的互利共荣的和谐关系。五是理性地、不以营利为目的地投资、捐资于公益、文化艺术、教育、医疗、养老、慈善等社会事业。总之,路漫漫其修远,还需上下而求索。

徐:这些“中国特色”的时代难题,在懒政者和怠政者那里,是无法求解的。
谭:我觉得,还要说一句老话,要相信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那种巨大的能动性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觉。理论永远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
徐:聊到这份儿上,有个敏感话题,你愿不愿谈谈看法:一方面,这么多年,你背着“血统论”这么个黑锅;另方面,你长期当着共产党官员,从军、从商、从政,对“用人之道” 有这么多体会。以这种阅历,你怎么看现在社会上议论纷纷的所谓“红二代”的问题?
谭:这个话题,的确敏感。也许,我是最不适宜讨论这个话题的人。怎么说呢?我觉得, 要谈,得先弄清几个前提。
首先,“红二代”这个概念,很不准确。无论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还是从现实的社会调查和研究上,都没办法给它一个科学的界定。如果非要借用这个概念泛泛议论某些社会现象,我认为,也要跟另一个同样模糊的概念即所谓“官二代”,加以区别。比如,如果用所谓“红二代”特指新中国创建时期那一代共产党人的子弟,那就要承认,他们的父辈, 首先是革命者,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官”。在这些家庭里代际之间传承的,首先是革命的理想与革命的精神。而“官二代”这个概念所表征的,只是父辈在党和政府里所处的权位等级, 并不涉及精神传承的层面。如果说有,在老百姓心目中,恐怕也只是建立在权力资源基础上的特权思想吧。经过“文革”十年煎熬,经过改革近三十年洗礼,包括市场经济、商品大潮冲击,从整体看,所谓“红二代”,多数并没有升官发财,而是逐渐地“平民化”了。到了今天,有些甚至比“草根”还草根。当然,这个人群分化得也很厉害。确有些人,特别是一些比我们小的弟弟、妹妹,年幼无助时受父母牵累沦为“贱民”,受的辱、吃的苦、遭的罪, 身心所受的终生巨创,击穿了家教的政治约束和社会公德的底线,“文革”后报复性地利用父辈的权势、关系和影响,游走于官商之间, 赚了大钱,发了大财,成为改革开放前期“先富起来的人”中的扎眼之“星”。不仅令百姓侧目,也叫后继新权贵的“官二代”们效尤。

对于他们的发迹和生活,我们不但很隔膜、很陌生,而且与闻也很迟后。
徐:这我早就看出来了。也许因为年龄不同吧,对于这方面的情况,我比你们了解得更多, 了解得更具体。
谭:其中有人已不再认同父辈当年的选择。有人为了远避“文革式”的“中国政治”,不惜由留学或经商而去国移民,“变身”为“外国人”。实际上,其中多数人心底根本放不下自幼铸就的家国情怀,祖国和共产党的曲折起伏,无不牵动着他们的思绪。也有的逐渐消沉, 醉心于个人和小家庭的生活追求。有的原来是好哥们儿、志同道合,现在左右分野、思想对垒。还有极个别的另类,索性堕落成了反共的叛逆。所以,真不能一概而论。借用当年两句老话, 真不是“老子革命”儿都是“好汉”、都能“接班”。所以,我和我多数朋友,从来不赞赏、也不主动使用“红二代”这个名词。我认为, 这群人完全不应该、也没必要自外于群众,标榜自己家庭出身的这个特殊性。
其次,与此相关联的还有所谓“太子党”。在我看,那更是无稽之谈的伪称。无论从“太子”这个名词的本义还是引申义来讲,今日中国不像某些国家,根本就没有“太子”这类人。连人都没有,“党”从何来?这不是咬文嚼字, 而是在强调这个无人能否认的社会现实。当然, 我知道有些人是拿“太子党”作比喻,“猜测” 党内存在着由所谓“红二代”中一些人组成、相互提携彼此呼应的政治势力或宗派。港、台的反共派、右派或无聊文痞以及他们的街头报刊,特别热衷于编造和炒作此类“八卦”。在“文革”狠批“血统论”后,他们以为这是最容易挑拨党群关系的“死穴”。但我还是要说,这是无稽之谈。我有三个理由。一是刚才对所谓“红二代”的解析;二是这些年被各种舆论谈到的一些当事人,我是有接触的,有的还是朋友, 知道他们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那种党外“结党” 的意识和行为 ;三是中国共产党过去没有、我相信今后也不可能建立一个官位或权力世袭的体制、机制。也许个别人或少数人比较“抱团”, 或者说,“圈子”意识比较强,甚至在小范围里有所经营,但在共产党天下为公、“五湖四海” 的大气候下,它形不成政治气候,也形不成能影响大气候的气候。

其实,“太子”无党有一个特别有力的实证,就是大康华的人事政策。一方面,在一些人的文章、书籍和归类当中,我也是“太子党” 榜上有名的人;另方面,按坊间的“俗见”, 小康华原挂在邓朴方名下,而大康华主管人事的又是据传搞“血统论”的谭某人,那大康华不成了邓朴方笼络“太子党”最便捷的平台吗? 外界哪里知道,当年内定调我来康华管干部, 就是充分考虑到,一亮招牌,愿意来投名的各路神仙一定不少。我除了具有一般的德才素养之外,还有两条“优点”。一是傻大胆,敢于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人;二是人缘好,即使唱了黑脸,老少两代人多数不大会记恨我。所以, 大康华使用干部,没有偏离共产党“德才兼备, 任人唯贤”的正轨。如果德才不相上下,那么熟识的、知根知底的世家子弟有所优先,所谓“贤不避亲”,甚至“贤中择亲”,亦是用人之道的常理常情,这也毋庸讳言。但从没有颠倒过来,把选用干部变成任人唯亲的营私结党行为。记得前边跟你讲到,事后反省,康华的毛病真不在什么“高干子弟扎堆”,问题可能是反过来的——水至清已无鱼了!
再就是所谓“接班”问题。在我们这代干部子弟中,除了极个别因一些特别考虑而通过特殊程序受到一定照顾之外,通常并没有一条可以平步青云的“绿色通道”。“文革”后拨乱反正选拔后备干部,一九八四年第一批“第三梯队”名单,干部子弟只占百分之五多一点。据我所知,在干部子弟的安排使用上,当时有三种态度。一是认为应该更加信任和重用,二是与其他人同等看待、一视同仁,三是“控制使用”。但在认识和实践上,始终没有定论。
侯:可能这也跟“文革”时期关于阶级路线的辩论有关。
谭:如果有,恐怕也是一种很曲折的、内在的关联。
侯:其实,你自己的经历就挺典型,可以当个案例说说。
谭:我退休好几年了,现在说说,倒也无妨。我排了排,从我当兵到退休,大大小小有七件事, 的确受到过老一辈的关照。前两件,是基层的事情,得以顺利解决。另有两件,是情况有变。其余三个事儿,虽然都有了解情况的老人力荐,但都没能“敌”过党内机制的“异化”,非但看不出有什么“绿色通道”,连正常通道也被亮了红灯。



谭斌懵懵懂懂从国家图书馆调入文化部机关

刘:就狭义的“子承父志”或“子承父业” 讲,比如力夫在他父亲工作的领域,搞公安或政法工作,倒曾有过机会。
谭:是。比如北京市公安局长候选人、广东政法委副书记、公安部副部长等,都是擦肩而过。
刘:无论是事先还是事后,我的观点从没变过。没干上这类差事,对力夫是好事。别看这么多朋友都说,论家学,论特长,你都特别适合干这个 ;我的看法正相反,你是特别不适于干这个。不说这么长一段时期政治上不可知的风险,就说你的个性,那么较真,那么认真, 那么放不下,不知要折你多少阳寿!还说你的个性,一副侠义热心肠,老是用自己的善良度人, 一旦手握重权,能不能应付得了社会上的江湖风险,也是问题。
谭: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其实,我心里一直是同意晓玲的看法。就算这“葡萄”是“酸” 的吧。总之,我虽然多次到了省部级这个坎儿的边儿上,最终没能迈过去。我在正局职务的岗位上干了十七年。有的干部,比如一个女打字员,十七年可以升为副部长。人和人真没法比。有人估计,能提拔到省部级的,在干部队伍里大约占万分之三四。然而,我所主政单位的直接下属,康华总公司人事部四个正处长,后来有一个被提为副部级纪检组长 ;国家图书馆三个副馆长,后来有一个被提为副部长;文化部办公厅四个副主任,后来有一个被提为副省长。这三人都是我当初比较看好的干部。在本单位同级干部中,他们迈过那个坎儿的几率,高达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即万分之两千五百。这比例真不低!诚然,百分之九十,是因为这些干部既有自身的水平、努力,又幸逢必要的机遇。但也不必讳言,起码有百分之十,说明本人识别和培养干部的成效还可以,还没有辱没我作为《用人之道》一书作者的身份。不过,我开的“药方”,就像铁拐李葫芦里的药,能治别人的病,治不了自己的拐。

徐:你刚才说,对那一代干部子弟的任用有三种态度,你是怎么看的?
谭:我赞成第二种,和普通人一视同仁。我不赞成对干部子弟特殊关照。一方面,刚才讲了,这些人情况参差,不能一概而论。另方面,如果特殊对待,容易被质疑为“封建世袭”, 授人以柄。但是,也别反过来,把“红二代” 当作“另类”加以歧视甚至仇视。事实上,当年不少干部子弟,始终坚持理想信念,能严格要求自己。在不同岗位上,哪怕比一般人付出更多努力,心也是平的。只是因为经过“文革” 批“血统论”、整“黑帮子弟”,上边讲的第三种态度和做法,即对干部子弟“控制使用”, 可能更容易迎合一部分老百姓的自发倾向吧? 据我观察,把这个现象看透的人,有,但没有形成主流。耀邦叔叔就当着晓玲的面对我说:“干部子弟,要坐得住冷板凳!”
刘:如果这是对干部子弟自我修养的严格要求,无可厚非。但如果当成内定的政策标准, 可能就有毛病了。不是说一视同仁吗?为什么干部子弟就该坐冷板凳?
谭:一九八六年我写《用人之道》有一章“提掖后生”,特意讲了应该重点培养和提拔一批德才兼备的四十岁左右的干部,讲了他们有四个特点和长处。那并非泛指,据我观察, 当时很多干部子弟在这四方面的表现更为突出。他们下过乡,进过厂,扛过枪,经过商。我还特别指出 :这些人如果没有沾染上纨绔习气、特权思想,如果能扎扎实实在基层和群众中锻炼成长起来,又在经历“文革”磨难后还能保持革命理想、继承革命传统,那就确实是成熟、可靠的干部,为什么不能信任和重用呢?
[一九]八十年代前半,“文革”后痛定思痛,拨乱反正中的人事调整和干部梯队配备, 老人复位,新人待选,正是共产党香火接续、事业传承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当年搞“第三梯队”,可以说是在非常之时,采用非常之法, 启用非常之人。如果这种命穴把持不住,历史不会特别开恩,给你不断再造出新的机会。同时,换个角度来看,当年在干部问题上认识的某些偏颇,有没有造成某种程度上的气脉不接? 有没有留下某种后遗症?再就是,它跟“文革” 中关于阶级路线辩论中的不同认识,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比如,现在的厅局级、省部级以上干部,加上军队少将以上干部当中,干部子弟比例没有明显偏高。这有组织部门的数据为凭……

侯:你这儿说的“干部子弟”,应该不包括后来所谓的“官二代”。
谭:当然不包括。而最近二三十年在权、钱侵蚀下落马的干部中,所谓的“红二代”, 比例却是明显偏低的。这也有纪检部门的数据为证。
徐:从逻辑上讲,从这两个比例,好像不能作出推论 :假如当年多任用一些干部子弟, 就一定能减少腐败,或者一定能把中国的事儿办得更好一点儿吧?
谭:我说的只是我了解到的一些事实。至于怎么理解和反思那段历史,当然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和思考。也许古今中外的军队比任何组织都讲究传统,所以,比较而言,当年对“传承” 这件事历史自觉比较强的,还是军队的老帅、老将们。我想讲的另一个事实是,放眼当今政坛,包括“封疆大吏”中政绩突出而较有民望的佼佼者,确实有一些是“夹缝”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干部子弟。他们始终摆脱不了不同倾向的舆论的关注,原因之一是他们的“出身” 颇受“争议”。于是,在做人、做事、做官上, 也都格外吃力。有的甚至不得不“韬晦待时”。随便在网上翻拣一下,其中稍有些知名度、出过头、露过脸的,有端无端都会跟有挨骂的帖子, 甚至遭受明显恶意的谣言攻击。这几乎成了无人能幸免的魔咒。对此,我所处层次虽有不同, 但也可以说是感同身受。当然,我比别人还要

多一道“暗房手续”——每到一个新单位,上上下下,包括同一个领导班子共事的干部,对我都有个从“文革”传闻形象,甚至是妖魔形象, 认同、接受我真实形象的一个“显影”、“定影” 的快速认识过程。否则,我像个刚从动物园跑来的黑猩猩一样,都无法正常开展工作。
我们的访谈,大概是因我这段特殊的经历之故吧, 时隐时现, 始终没有能绕开“ 血统论”、“太子党”、“世袭接班”之类的伪命题。其实都不用同家族政治根深蒂固的日本和印度比,就拿一些人心目中最追捧、最向往的美国比,他们的财富特权和权力特权也远远大过一般洋奴们的想象。在那个以民主为标榜的金元帝国,总统的儿子当总统的几率高出其他同龄人一百四十万倍,州长的儿子当州长的几率比普通人高六千倍,参议员的儿子当议员的几率比普通人高八千六百倍!那里的“民主”,真的是“金主”。可惜太多的人不了解这个真相, 不懂得这个常识。
人们在理性的回顾和对比中或许会发现,
漫野流沙中可能有黄金,当初幼稚的朴素思辩中也许有真知。只是社会对其中是非真伪的辨识,需要支付实践的成本而已。
徐:你刚才讲,八十年代搞“第三梯队” 是处在“非常之时”。你是不是认为,中国现在又面临一个跟那会儿既有点儿相似、又实质不同的“非常之时”?
谭:我觉得,这在许多人当中已经是一个共识了吧?
侯:这个问题,在今后的政治博弈中一定有持续的影响。信不信?
刘:权且录以备考吧。
谭:总之,这些思考,不仅关系到我们的理想、信仰,而且关系到眼下和未来的现实的政治选择。我认为,“文革”给我们这代人最宝贵的历史遗训,是要坚持独立思考,尊重思想自由,对传统、对时尚、对主流,包括对权威, 永远要保持一种清醒的批判精神。应当知道, 思考是人类独有的高尚尊严。
侯:可以说,这也是这代人一个基本的共识。谭:理想主义的批判力量,不仅是社会的良心,是正义的卫士,也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一个健康的社会,是不可或缺的。
说到“思想自由”,不免要说到“统一意志”。有人亮出一个很哲学的提法,说是“统一思想就是没有思想”,是“统于一尊”的现代版。这话得分析。关键是看用什么东西来统一思想。我看,可以粗分三种情况吧。一种, 是用错误的思想、反动的思想,比如用愚民、愚忠的君王专制思想和奴化教育,比如用种族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用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 比如用宗教极端主义、甚至邪教的歪理邪说蒙蔽大众,那只会使人愚昧、偏执、残暴、疯狂, 那无疑是社会的灾难。另一种,是国际资本操纵的强大媒体,不但控制着西方公共舆论与“国际舆论”,而且“制造”着人们的思想。被这样长期“洗脑”、统一思想的民众,真的没有什么思想,他们甚至会因信息屏蔽和信息过滤不了解历史、不了解正在发生的事实所形成的偏见,而丧失掉常识性的认知和判断。正如列宁所说,“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再有一种,则是人民群众对正确思想、先进思想的传播和信仰,那是会变成改造旧社会、创建新社会的巨大物质力量。这时的统一思想,不仅是强大的思想,而且是最有生命力的思想。对手最怕的,就是过去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在共产党领导下变成万众一心,形成了高度的国家观念、民族认同和集体自尊。他们心心念念想的,就是中国一直是万众万心,亿众亿心,十亿众十亿心。你体量再大,也是任人宰割的行尸走肉。鸦片战争时,中国的 GDP 是英国的六倍 ;甲午战争时,中国的 GDP 仍是日本的五倍。结果怎样?还不是“正义方”中国回回屈辱求和、割地赔款?所以,中国人一定要认清这个朴素的道理,别被时髦的说法给忽悠了。
说到曾经的民族屈辱,我这个搞历史、文化工作的老军人,不禁想到宋朝的历史悲剧。即使是偏安一隅的南宋王朝,其经济、科技和文化仍居当时世界的顶峰,其财富总量约占世界的百分之七十五,但因重文轻武,武备松弛, 富而不强,却迅速亡于蒙古铁蹄之下。中国民众不甘当亡国奴,令蒙古大帝国在征服世界的过程中遇到了最顽强的抵抗。以至九千万汉人被蒙元杀掉八千多万,人口只剩下八百万。直至全民大起义“驱除鞑虏”,中国人才走出了历史上最黑暗的八十九年。诚然,是元朝实现了对新疆、对西藏等地的有效统治,基本圈定

了我们的大中华版图。然而对汉民族野蛮的欺压奴役,却是血泪的事实。这段锥心之痛,甚至使其后七百年间的民族性都产生了严重的扭曲,比如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中朝野国民性的恶劣表现。这警示我们,国家必须富强,不仅要“富”,而且要“强”,要富国强军,既要崇文,也要尚武,文武兼备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才能安全尊严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徐:我们的访谈,可以说是因“文革”而起, 也是从“文革”破题的。对于“文革”,我想再提最后一个问题:隔这么多年了,你觉得“文革”的影响消除得怎么样?
谭:以我的切身感受来说,对此不大乐观。前面讲到,几十年来,我同造反派的“单打独斗” 从没停止过。然而,自从对若干历史问题作出决议后,铲除“文革”再生土壤的工作,实际上却早就日渐中止了。对“文革”话题讳莫如深,不但不鼓励研究,也极力规避争论,好像怕因此分散精力,怕干扰聚精会神搞改革、搞建设。现在看来,这种看似不得已的消极政策不大成功。
要想避免“文革”式悲剧重演,关键还不在于同王洪文之流比年寿,而是大结构中固有的三块短板——理论的短板、权力的短板和教育的短板——能不能补齐?一是毛主席晚年的“文革”实践,包括他的“文革”理论,虽然其内容本质已被失败证明了它的谬误,但这个错误理论的逻辑力量,却不是三言两语就能抵消的。二是在一党执政的国体、政体中,党及国家的权力结构和权力运行机制,能不能真正走向民主化?三是党内外对于社会主义现体制或曰“初级阶段”中的一些弊端及阶段性不公, 能不能培育出一种在法制和民主的框架内进行理性改革的政治教养?对这三点估计不足或无解,其直接后果,一条是揭批“文革”不彻底, 特别是理论上的拨乱反正缺乏力度、深度和高度;一条是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不落实,“一把手说了算”的痼疾仍是沿袭成风。实际上,权位越高、权力越大,监督起来越困难,但其监督必要性的权数却越重,而不是相反;一条是教育群众不到位,没有在改革开放中高度自觉地同步对全党、全民开展逐步深入的民主训练。现在的大众舆论场,欠缺平心静气民主讨论的文明底蕴和氛围。尤其是网络的虚拟空间,似乎成了法外之地。许多信口之言,不但浅薄、浮躁,而且偏执、暴戾。网上充斥着痞气,弥漫着戾气。一些人在上面随心所欲地造谣惑众, 肆无忌惮地诬蔑诽谤,比“文革”中的大、小字报还厉害。如果社会矛盾尖锐化,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不正常,有人打着“文革”的理论旗号进行蛊惑,或者一些外国使馆用美金豢养的反共“意见领袖”肆意操弄舆情,那些在两极分化中和贪官污吏欺压下激愤难平的弱势群体, 一旦被煽动成盲目仇官、仇富的新一代“造反派”,那“二次文革”几乎可以说呼之欲出! 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徐:上边谈的是你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感悟。那么,你会怎么概括你这大半生的作为?
谭:我为共和国服务了三十六年,从大格局上算,调整了三次工作。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的说法,人类的社会力量主要有三种形式, 从低到高依次为“暴力”、“财富”、“知识”。我这辈子呢,带过兵,经过商,管过文化,三家轮了一遍。在部队带兵,有人戏称我“儒将”;辞军经商,又有人戏称我“儒商”;最后十年, 真当上了“儒官”。实践着我所理解的共产党的“文武之道”,也是学习和践行着“红色管理之道”。用李凯城的话说,所谓“红色管理”, 既有别于源自西方近代海洋文明的“蓝色管理”,也有别于源自东方古代农耕文明的“黄色管理”,它正在成为另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依托,以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为实证,包括管理方法、管理理论、管理哲学和领导艺术的体系。至于我自己的实践成功不成功,另当别论。但此生无论更换什么工作,我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结下了不解之缘。同时,从武警总部,到中组部,再到故宫博物院,又始终伴随着同“文革”造反派余孽的意外“巧遇” 和被动碰撞,似乎成了我躲不开的鬼影魔魇。也可谓“孽缘”难解。
在国家的改革探索中,我们这代人是尽心尽力了。以我为例,在武警部队,恰赶上内卫部队体制改革破冰期;投身康华,正好身处经济体制改革最前沿;改作文化,调动三次,三个单位基本上都可以算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首”下“走之”是为“道”,就是说要用头去思索、用脚去践行,才能悟道、得道。所谓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这大半辈子,读万卷书已不敢奢望了,但行万里路早已超标。不算访游欧、美、日,国内各直辖市、省、自治区和特别行政区,包括新疆、西藏、港、澳、台,我都走过、到过,在我这里,已经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在武警总部,我写了《用人之道》;在国家图书馆,我写了《赤子白话》; 在故宫博物院,我写了《故宫新语》;刚退休, 又出了《半山亭记》。幸好,不同阶段都有些积累和记录,使我能对这大约半个世纪的人生经历,做出这样一个回顾。概而言之,我综合了两句话,叫做“革命志由磨难养,文武道从改革求”。
如果活过一个甲子,还有幸能清醒地回看人生来路,一些峰回路转的意外情节,真有点像悬疑片,让人感慨造化弄人。年轻时,对于大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我有本能的反感, 自发的抵制,无奈的抗争,被骂为“文革”的死硬反对派。到此生公职的最后一段,却是“十年治文”,在国家图书馆当馆长,在故宫博物院当院长,成了文化的守护者、传承者、经营者和管理者。这种社会角色的转化,就我本人主观的愿望和选择来说,完完全全是无心之作。四十年前“一不小心”,成了“文革”名人; 其三十多年后又“一不小心”,成了文化名人。这一字之刊,很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难道不是命运之神的戏剧性安排吗?我以自己的职业、工作和一段生命,为自己的人生坐标作了个重新定位。从某种意义上讲,不妨当作命运用一种特殊的形式来给“文革”中的角色错位“平反正名”吧!
有人认为,不管我换什么工作,从本质上看,我是个“文人”。但也有更了解我的人说, 其实骨子里我根本不是“文人”。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更是个实际工作者。就性格而言,我是个认真、执着的性情中人。面对同志和朋友, 待人以诚,与人为善。投身事业,则杀伐决断, 雷厉风行。
刘:这是乃父家风。
谭:工作中,我从来不市私恩、不结私怨, 同时也不畏“公怨”。我一向认为,为党、为国敢于负责、敢于管理、敢于改革的共产党干部, 一定是有人拥护,有人反对,否则反而不正常。甚至可以说,真正开拓型的好干部,“私怨不可有,公怨不可无”,很难得“全票”。这涉及领导者同群众、管理者同被管理者之间一种基本的关系。小到管理一个单位,大到执政党和政府治理一个国家,都有这个问题。


1966 年 9 月 15 日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时谭斌(右起第三人)在天安门城楼上

徐:你这是从反思个人经历,又回到了刚才的话题。
谭:是。进一步说,我认为,好的领导者, 就是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要用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理论、先进的思想,教育群众, 组织群众,引导群众透过局部利益认清全局利益,透过眼前利益认清长远利益,透过表面利益认清根本利益,形成代表整体和长远的根本利益的“公意”,为自己的利益团结奋斗。而不是用权谋、谎言和空头许诺愚弄群众、“运动群众”、祸害群众。他既是群众的老师,更要以群众为老师,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吸取力量。他本身就应该是群众的一员,密切联系群众,和群众同甘共苦。在战争年代,各级干部和共产党员是“冲锋在前,撤退在后;吃苦在前, 享受在后”。到了改革年代,应当发扬优良传统, 做到勇于创新试错、承担改革风险、分摊改革成本在前,享受改革成果、分取改革红利在后, 而不是相反。他既不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以跻身新权贵为荣 ;又不哗众取宠,从众媚俗, 甘当群众尾巴,以“民粹”为时尚。要做到不“左”、不右,把握好这个度,不容易。从某种意义讲,
“文革”兴衰,改革得失,都跟这有关。所以, 对于共产党,群众路线不仅是工作路线,而且是认识路线,是组织路线,更是政治路线。
即使智慧如毛泽东,功劳如毛泽东,威望如毛泽东,也不应掌握没有制约的权力,行使没有监督的权力。绝对的权力,是绝对的腐蚀。靠个人的定力和修炼,几乎无法抵御。只有靠民主制度,才能保障权力的理性和安全。历史曾更换过无数人,无数次重复证明了这个道理。身在其间,还能清醒地认识这条铁律,还能开明地坚守这条铁则,那才是英雄豪杰中真正的智者和圣人。在越来越开放、文明、民主的社会,处理好干群关系、官民关系,越来越重要。开国那代人,于国、于民,有功业,有恩威, 他们出些毛病,老百姓能宽容,能谅解。后继者呢,明摆着,逐渐丧失了这些政治资本。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必然的趋势。那么,他如果不能继承“为人民服务”的传统,没有为国、为民建功立业,只是在执政党里谋官、谋食, 甚至作威作福,老百姓凭什么买他的账?可以断言,越往后,越错不起,越输不起。一个革命的党 ,就怕背弃信念,思想堕落 ;组织涣散, 法纪废弛 ;脱离群众,拒绝监督。假设蜕变腐化渐失其先进性,以致跌破这三条红线,那它肯定丧失人民的信任和拥护,一定会丢掉执政的资格和地位。共产党蜕化,干部队伍腐化, 革命军队弱化(失魂脱钙),人民群众“沙化”, 不妨视为人民共和国政治安全指标的四个警示灯。一旦这“四化”的红灯全亮起来,那正如国歌所唱 :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
如果要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借用“政治乃众人之治”这句老话讲,执政追求的至境,是和谐之治。你看,中国的组字、组词多有意思:“和”,是口有禾 ;“谐”,是皆可言。就是说,口中有饭吃,人人能讲话,社会就“和谐” 了。也可以理解为,一是“民生”问题,二是“民主”问题,这两件事安排妥帖,则天下大安。
基于中华文化政治智慧中的民本传统,和共产党源自“人民史观”的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的教养,我尊奉的是中式民本主义,而不是西式人本主义。主张“以民为本”,不赞成不分官民、不辨善恶、一概而论的“以人为本”。我特别欣赏彭丽媛为电视剧《江山》唱的主题歌中两句歌词:“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共产党永远的挂念 ;老百姓是山老百姓是海,老百姓是共产党生命的源泉。”
徐:将来我们这个访谈成文,你想说句什么话作“卷首语”吗?
谭:我们口无遮拦地聊了这么多,早已超出了你访谈的预设, 这东西还适于发表吗?对于我自己,当然是前半生一次必要的总结。对于你们作史的学者,权当一次个案资料的积累吧。也许有一定的社会意义。非要我为咱们涉及这么“久远”、这么宽泛的话题说句话,就说这么一句作参考吧 :“我们曾拥有共同的历史,若天假以年,我们还将共创新的历史。”
徐:你还抱很大希望吗?

谭:这句话,显然不是说我个人。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宿命。包括我们的弟弟妹妹。说到我个人, 当然不是那种狭义的“再度出山” 之意。所谓“英雄到老皆皈佛,宿将还山不论兵”。只是说,人生的一种准备。所以,我把花甲之年人生回顾的散文集,命名为《半山亭记》,认为在人生的山路上,自己只爬了一半儿。至于说将来再怎么爬,这种“员外郎”的角色和心态,适于为国家、为百姓再干点儿啥, 那都是因缘就势的事儿了。但无论如何,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可能永远不会懈怠。这点家国情怀,怕是终生难改了。即使高人们笑我凡心不净,也还想修持出点“心如镜, 尘不染 ;心如石,风不动”的佛性禅意。

徐:退休这些年,你也没闲着吧。光是“准备”吗?
谭:嗐,读闲书,会闲人,聊闲天儿,帮闲忙。有时回首来时路,大有“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的感触。如果做文字游戏,可以用一组唐宋集句表达这种感慨 :“此情可待成追忆”,“无人会,登临意。”那些先辈智者、那些人生导师留下的格言开导我们说,要看得透,想得开,拿得起,放得下。接受你的采访, 回顾此生的荣辱得失,也是照此努力的一部分吧。

( 原载《此半生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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