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活捉了蒋军江阴要塞司令

布袋和尚

狄国孚



　　浩浩荡荡的长江，奔腾咆哮，一泻千里。当它从西向东，进入江阴之后江面陡然变窄，仅有千余米宽，为长江下游最狭窄处，而且江岸群山连绵，地势险要，素有江海门户之称，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日本投降后，蒋军就派一个守备总队驻守江阴要塞，扼守长江咽喉。由于它的战略位置极为重要，我党很早就着手其中的工作，并在渡江战役中精心策动要塞官兵起义，一举获得成功，使我军渡江时要塞不打炮，部队迅速登岸，打开了敌长江防线的重大缺口。渡江后，解放军当日即切断了沪宁线，蒋军防线迅速土崩瓦解。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当听到江阴要塞起义的消息后，“我们留在南京的将领，一致认为南京已无法再守”，次日晨，李慌忙乘机离宁。

　　在渡江战役中，攻占江阴要塞和江阴县城的任务，主要由我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九军第八十六师承担。笔者近两年来，有幸参加了该师师史的编写和出版工作。在这一过程中，通过详细查阅历史资料，走访当事人，以及与有关党史研究部门座谈讨论，我对我军突破江防和策动江阴要塞起义，特别对活捉要塞司令戴戎光的经过，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

　　国民党江阴要塞司令戴戎光，是经蒋介石亲自面谈后选定的少将司令官。我军渡江开始后，戴曾负隅顽抗，后被我活捉。“擒贼先擒王”，解决戴戎光，在江阴要塞起义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也是起义成功的重要标志。

　　大量事实说明，江阴要塞起义成功，主要依靠三种力量：一是早在1947年我党就建立起的要塞地下组织，曾任要塞炮台总台长的唐秉琳、曾任要塞守备总队长的吴广文、曾任要塞工兵营营长的唐秉煜被吸收为地下特别党员，以及华中工委派去的政治交通员吴铭等同志；二是渡江战役打响前夕（1949年3月），华中工委和三野十兵团派遣打入要塞、加强起义领导力量的一批同志：王徵明（华东局社会部情报科科长）、李干（29军87师260团团长）、徐以逊（29军86师257团教导员）、陆德荣（29军85师255团副教导员）、王刚（29军85师253团副教导员）；三是渡江部队，主要是担负攻占江阴要塞之黄山、长山、肖山一线任务的10兵团29军86师的突击部队。活捉蒋军要塞司令戴戎光，是上述三种力量互相配合、协同作战的成果。特别是86师257团2营营长丞民同志率领突击部队果敢、迅猛地冲上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遗憾的是，起义成功五十多年后，对于活捉戴戎光这一关键环节，至今仍有五花八门的说法，不少人只说前两种力量，忽视了渡江部队的巨大作用。例如，1998年7月由某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渡江战役大写真》是这样写的：

　　……凌晨三点多钟，为了制止戴戎光一再强令唐秉琳向渡江船只开炮，唐秉煜召集李干、吴铭蹲在指挥所外开了个小会。唐秉煜对两人说：“是动手的时候了。”然后他让吴铭代表共产党宣布江阴要塞全体官兵举行起义，命令戴戎光投降；让李干负责掩护吴铭的行动；自己负责收拾戴的警卫班，活捉戴戎光。会议不到五分钟，这最后一击的行动就确定了。唐秉煜把一个加强警卫班布置在指挥所周围，以两挺机枪正对着指挥所的前后出入口，封锁了进出路，自己手提上了膛的加拿大手枪，快步走进指挥所，四个手提冲锋枪的卫士紧随而入，控制了掩蔽部内的通道，严密监视着戴戎光的警卫班的一举一动。然后，他们冲进指挥室，枪口对着戴戎光。接着，吴铭同志以爽朗有力的声音对着戴戎光宣布：“我是共产党的代表，江阴要塞全体官兵宣布战场起义，现在你要缴械投降！”戴的脸色一下变的惨白，忙问一旁的唐秉煜；“这是怎么回事？”唐说：“就是这么回事！现在要塞全体官兵宣布起义，你只有缴械投降，才是唯一的出路！”戴甚为惊恐，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颤抖地说：“既然事已至此，我就缴械投降吧。”（见《渡江战役大写真》213—214页）

　　按这本书的说法，抓戴戎光只是原打入要塞的同志实施的，渡江部队根本没有参与。不少出版物都采用了类似的说法。

　　研究江阴要塞起义的历史，应大处着眼，不纠缠细微末节，但基本的历史事实和起义的关键的环节，应予搞清。为了维护党史、军史研究的严肃性，还历史的本来面貌，必须指出，上述说法是有违历史事实的。

　　得出以上结论，有四方面的依据：

　　一、军史的记载

　　在叶飞同志（原三野十兵团司令）直接关怀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九军军史》于1997年11月正式出版。该书第七章第四节《突破江防》中，对活捉江阴要塞司令有明确的记载：“第二五七团第二营为团的渡江突击营，因受逆风所阻，未能和第二五六团同时启渡，延至21日24时于石牌港登陆，遂即向黄山、肖山攻击前进。行至白沙港附近，遭敌一个营阻击，与敌对峙。22日拂晓，第二营向敌展开猛烈攻击，俘敌一部，残敌逃往江阴城。正当第二营营长丞民带领第四连20余人打扫战场时，打入敌江阴要塞的第二五七团第三营政治教导员徐以逊身着敌军服装找到丞民，送来要塞司令戴戎光准备逃跑的情报。丞民即令20多名战士换上敌人军帽，插进要塞指挥所，活捉了戴戎光等7名敌军官。……22日清晨，江阴要塞各处守军7000余人宣布起义。”

　　二、直接当事人的回忆

　　军史上记载的带领官兵化装上山、在内应同志帮助下一举抓获敌要塞司令的渡江突击营营长丞民同志，解放后长期工作、生活在南京，至今仍健在，且精神矍铄，对当年活捉戴戎光的经过记忆清楚。他还说，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军内开展“星火燎原”征文，组织上号召老同志撰写回忆录时，他就曾把这个经过写成回忆文章，并被报纸刊登。经过翻阅大量资料，我们终于在金陵图书馆保存的1958年4月20日的《新华日报》上找到了这篇署名丞明、题目为《活捉要塞司令戴戎光》的文章。现摘要如下：

　　“我们二营渡江后的任务是向敌江阴要塞——黄山发起攻击。……天刚亮，我出发到黄山去查看一下要塞的地形。半路上，团部的通讯班长押着两个俘虏向我们走来，其中一个俘虏一见我就招呼起来：‘丞营长！要塞里的敌人乱成一团了，要塞司令正在开会打算逃跑，你们最好马上就去，否则再迟就要跑掉啦！’我定神一看，这俘虏原来就是我们派到要塞里做内线工作的三营教导员徐以逊同志。他穿着一身国民党军官制服，一顶大帽子压在脑壳上，不是他先打招呼我很难认出来。另一个是起义过来的敌人工兵营长。看样子确实很急，可是现在能抽动的人手太少了，除四连有一个班外，还有营部的四个通讯员。但要塞上却有三千多敌人，……一种胜利的诱惑使我灵机一动，连忙叫通讯员搞几顶敌人的大盖帽，顺手自己戴上一顶，领着一班人和四个通讯员，由老徐和那位工兵营长带路，直向黄山跑去。……山有百多公尺高，一条小路弯弯曲曲，两旁有几个碉堡。老徐靠近我，用肩膀碰了我一下，嘴向上一努，轻轻地说：‘那个房子就是敌人军官的会议室。’我顺眼向前一看，这座又像房子又像碉堡的门口，有两个卫兵在来回走动。……我回头吩咐四连指导员曹爱萍同志，要他带领二班占领门口碉堡，把敌人的警卫班解决掉，不准任何人进来。自己就带了通讯班四个战士押着那个军官大摇大摆的向司令部走去。到门口，听见里面一个粗笨喉咙带点苏北口音的人在打电话。老徐向我努了努嘴，我们几个人就一下子冲了进去。‘不许动！’好几个国民党的军官同时立起，那个矮胖子的话筒也一下摔在桌上。‘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丞营长！’还是老徐打破沉静，又向我指了指那个矮胖子：‘这就是要塞戴司令。’司令的脸刷白，全身颤抖了一下，眼睛看着我，又看看对着他的四支冲锋枪，苦笑了一下。‘嘻……请坐，饿了吧？弄点点心吃吧！’‘不用，现在的问题很明白，请你马上命令你的部队放下武器。’‘这个……’戴戎光神色有点犹豫，我看苗头不对，就下命令：‘先把他们的武器缴下来。’话还未落，通讯班长张新泉和老徐从他们身上一个个卸下手枪。……我用手指了指门，‘走！’司令感到情况不妙，也就乖乖和一群敌军官，跟着我们走出大门。”

　　不难看出，这篇写于50年前的文章所介绍的活捉戴戎光的经过，与军史大致相同。而且，当年随丞民同志上山的不少指战员都能证明这一经过。原4连3排排长温长生和营部通讯班长张新泉，对在渡江战役中随营长上山，戴国民党的大沿帽，冲到指挥所活抓要塞司令的经过记忆深刻，并写出了书面材料。温长生说；“船一靠岸，敌人还没发现我们，我们就冲到要塞边。敌人被我们消灭了很多，剩下的就跑到里面去了。我们这个排就在围坝边上，原地待命。后来我们在丞营长和地下党的带领下，化了装，穿上了跟国民党军队一样的服装，混了进去。这时，看到要塞司令准备坐车逃跑，我们马上冲上去把他活捉了。”

　　当年打入敌人内部、参与活捉戴戎光的徐以逊同志现已去世，他生前所写的回忆文章，有关活捉戴戎光的经过，也与丞民同志的叙述基本一致。他说：

　　“王徵明要我去长山方向联络我军渡江部队，并带领部队占领肖山和黄山。我当即下山向东面有枪声的地方跑去。天色微明，村庄的轮廓已依稀可见，我加快脚步向前跑去。……天亮以后，我带了我军先头部队的营长丞民同志，和唐秉煜、吴铭一起，率一部分战士上山去找戴戎光。戴戎光在山顶总台指挥所的掩蔽部里。那是一个用钢筋水泥建造的碉堡，隐蔽部外边是他的警卫排。我们上山后首先解除了警卫排的武装，然后进入隐蔽部。里面没有电灯，只点了两只蜡烛，黑乎乎的。戴戎光坐在椅子上，对面坐着另一个军官。唐秉煜同志指着我们对戴戎光说：‘这几位是解放军代表，来找你谈话的。’……这时我们向丞民同志递了一个眼色，丞民即说：‘那好吧，请你把枪交出来，跟我们到指挥部去。’戴戎光和那军官把枪交了出来，跟丞民、吴铭、唐秉煜等同志一起下山，用吉普车押送到我军指挥部。”（选自徐以逊所写《战斗在蒋军江阴要塞的日子里》，见无锡党史办编辑的《无锡革命史料选辑—江阴要塞起义专辑》第124页）

　　新近出版的《新四军和南京》一书，载有另一个当年打入江阴要塞参与组织起义的王刚同志的回忆文章——《回忆江阴要塞起义》一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到天亮时，我军已陆续增加到3个多营的兵力，徐以逊带领第29军第257团营长丞明率一个排与吴铭、唐秉煜一起上山去抓戴戎光。途中吴铭见到唐秉琳，就大声喊：‘是时候了，上来了。’唐会意地用手指向戴戎光所在的指挥所。他们上山后顺利地缴了戴戎光及其卫士的枪。”（《新四军和南京》第584页）

　　三、戴戎光等敌伪人员的交代

　　江阴县公安局保存的国民党江阴要塞司令部的案卷，存有要塞司令戴戎光1956年5月9日写的书面交代，他是这样说的：

　　“不久，唐秉琳和解放军二十九军一个营长来，我随他们下山到黄山营房。在下山前我曾和唐秉琳说：‘现在可否允许我召集连长以上来告诉他们完整的投降。’二十九军的营长在旁边说：‘这不需要！’于是，我和爱人还有两个表妹一同下到黄山营房。”（选自《无锡革命史料专集—江阴要塞起义专辑》第143-144页）

　　经在图书馆反复查找，我还在1963年1月出版的《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上，找到了解放后戴戎光正式发表的回忆文章---《汤恩伯江防总崩溃中的江阴要塞》。他在这篇文章中说：“我再打电话找几个团长，也找不到人。又打电话给参谋长梅含章，他也不肯上山来。此时天已大亮，我即折回总台指挥所，在路上已发现解放军两三人在黄山北边匍匐上山。约隔一小时许，唐秉煜和解放军的营长来到总台指挥所。唐对那营长说：‘这是戴戎光。’那营长用手枪对着我说：‘举起手来！’江阴要塞的战斗，就此宣告结束。”戴戎光的上述交代和回忆，也清楚地说明：他是被渡江部队的“营长”在内应同志的帮助下活捉的。

　　另外，当时任江阴要塞参谋长的梅含章也旁证了这一点。解放后他为江苏省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1962年12月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二辑）上发表文章，题目为《江阴要塞解放的片段》。在此文中，他写道：“第二天，即4月21日1时左右，解放军趁着有利的风势，万船齐发……在要塞附近渡江，都是顺利地飞上南岸。当先头渡江部队上岸后，唐秉煜和地下党徐以逊同志以及刚渡江过来的丞民营长等带领少数人，换上国民党的军帽，首先进入黄山要塞总台的指挥所，巧妙地活捉了要塞司令戴戎光。于是江阴要塞得到解放，光荣地回到人民的手中。”

　　四、江阴渡江战役纪念馆的陈列

　　今天，当人们走进位于长江边、黄山脚下的“江阴渡江战役纪念馆”，就会在关于要塞起义的展牌上，看到赫然悬挂着的丞民同志的大幅照片。就在2002年，丞民同志还应邀重返要塞，站在黄山上，实地向党史工作人员讲解当年活捉戴戎光的经过。

　　以上事实，既有我方人员的回忆，也有敌方人员的交代；既有亲历者的叙述，又有历史档案材料提供的佐证，可以比较有力地形成一个证据链，环环相扣，证明活捉戴戎光是渡江部队和地下党同志互相配合、协同作战的结果。那种把渡江部队的同志摈除于这一历史功绩之外的说法，无疑是与历史事实相悖的。

　　历史决不是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党史、军史更是无数革命先辈用生命和鲜血书写的，字字千钧，不能有半点扭曲。研究党史军史，一定要严肃认真，客观公正，严谨细致。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说：“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

　　(作者：狄国孚 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原理论辅导室主任空军大校)               

来源：炎黄春秋网2009年2月刊外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