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一个平民家庭对国家社会体制的疑问

逝去的梦幻

东方早报 石毅



波兰华沙的卡廷森林惨案遇难者纪念墙。卡廷森林惨案发生于1940年春，大约2.2万名波兰军人、知识分子、政界人士和公职人员在卡廷森林遭到苏联军队杀害；1990年4月，苏方才正式承认对“卡廷事件”负全部责任，2010年4月，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下令公开俄方掌握的“卡廷事件”历史文件，这是俄罗斯首次向公众公开卡廷事件的相关材料。

波兰一个家庭的20年转轨

波兰首都华沙市中心，一栋现代化的商业楼正在拔地而起，不久，它将与文化科学宫比肩。文化宫一直是这个城市的至高点，在斯大林时期，它被当作礼物赠予波兰。记者遇到的波兰人，大都不喜欢它，华沙的年轻人在旅游网站上写道：如果你没有大把的时间，干脆将它忽略不计，除非你想看看过去那个时期的东西，不过它是那么突出，你实在是不可能错过。载我去那儿的出租车司机直言不讳地说，这栋由苏联当作礼物赠予的建筑“丑陋”、“让人不愉快”。

远远看到它，立即想到莫斯科著名的“七姐妹”建筑群。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苏联修建了大量这种建筑风格的大厦，主楼高耸雄伟显得气势磅礴，副楼紧紧围绕凸显团结和睦，建筑物外表则装饰得富丽堂皇。尽管建设这种大楼的浪潮在1955年被赫鲁晓夫叫停，但从柏林到华沙，从罗马尼亚到布加勒斯特，甚至北京和平壤，都免不了受波及。

旧城20年地价没高多少

苏联1991年解体后，波兰的学生们都不再学习俄文。谈及原因，33岁的毕达·卡尔平斯基（Piotr Karpinski）告诉我：“为什么？因为这是苏联强加给我们的，不是波兰人自己选择的。就好像这栋建筑一样。”对于波兰人来说，这份来自斯大林的“礼物”多少意味着自由的受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华沙市区的建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与它的距离。

华沙市被分为新、旧两城，旧城始建于13世纪，哥特式、巴洛克式各式风格建筑曾在二战炮火中变为废墟。战后，波兰人决定在原址上重建，并将寻找到的一砖、一瓦甚至一把锁、一扇门都嵌进这些建筑。所以你根本分不清这些建筑到底是年轻还是老迈。

齐格蒙特三世的雕像站在高高的纪念柱上，一动不动坚守着这色彩斑斓的古城。正是这位波兰国王，在16世纪时将首都由克拉科夫迁至华沙。旧城广场上，汇集了这个城市最热闹的咖啡厅、酒吧和手工艺品店。华沙的冬天漫长而寒冷，黄叶才刚落下，气温就降至冰点，但哪怕夜已深沉，那些五颜六色的窗户，还透出些斑驳的微光，游人还未散去。

上溯20来年，还没有人看到旧城的商业价值，这里的地价也不比别地儿高多少，今天的咖啡厅，可能就是过去的修鞋铺，今天的餐厅也可能是过去卖蔬菜的地方。

毕达觉得，旧城的重建代表了某种民族性格，就像华沙维斯瓦河西岸的美人鱼，左手盾牌，右手弯刀，和童话里柔弱的形象不同。

与此同时，华沙遍地都是纪念碑，民族英雄、作家、音乐家、国王，都是人们缅怀的对象，在这些雕像和纪念碑前，菊花和蜡烛终年不断。

从旧城往新城的Miodowa街道方向走，就到了华沙起义纪念碑。1944年，德军在东线战场已节节败退，华沙人趁机奋起起义，然而苏军处于政治和军事考虑，在维斯瓦河东岸停止攻势两月有余，导致华沙起义军20万人没能等到胜利的那一天。

就在纪念碑的对面，军事教堂里的玻璃墙上，密密麻麻刻着卡廷森林惨案中被屠杀的波兰人的名字。1940年，苏联秘密警察机关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批准下，对波兰战俘进行了有组织的大屠杀，这段历史直到1990年才被曝光，并被苏联承认。

华沙起义和卡廷惨案为波俄关系又添上一道裂痕。历史上，波兰夹在沙俄和德意志之间，长期为争取独立自主而抗争。

毕达提醒我，不要忘了德国人在奥斯维辛为二战罪行的那一跪，可是苏联从未为华沙起义和卡廷惨案道歉。正如波兰思想家亚当·沙夫说的那样：“任何一个正直的波兰人都不会服服帖帖地接受别人强加的意志。”

年轻人也大多买不起房

毕达是一位导游，有着一头褐色的卷发，他曾经在中国留学，去年创办了一家为中波旅游者服务的旅游公司。

他喜欢给别人讲华沙的历史，他曾经跟我说，不了解华沙的过去，就不能真正了解华沙。

中国旅游者非常喜欢毕达的讲解，尤其喜欢听他说起那些波兰社会主义时期的故事。

毕达跟他的中国客户说，“1992年麦当劳在华沙的第一家餐厅开业，也是波兰的第一家，门前排了100多米长的队，学校还组织学生去参观，就像旅游团一样。”他认为这些故事，从西欧来的人也许不能理解，但中国人一定会懂。

在中国，麦当劳的第一家餐厅于1990年10月在深圳开张，队伍绕着大楼排了几圈，吃麦当劳还是高消费，那时距深圳经济特区的开发过去整整10年。

我在一个假日去拜访毕达一家，这一天正好是他和父母团聚的日子。

毕达住在叫做Sybilli的社区，距离市区大约半小时车程。穿过一条马路就是Powazki墓园，和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不一样，波兰人并不忌讳住在墓园边，Sybilli是个传统的社区，而墓园绿树成荫，家家户户都可以去那儿享受闲暇时光。

2005年他贷款买了此处一套80平方米的房子，当时的市价大约31万兹罗提（合人民币约62万元），而如今已翻了一番。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抱怨华沙的房价节节上升，他们不得不在城市里“蜗居”。如今，买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在华沙大约需要90万兹罗提，而这里的月平均收入大约3500兹罗提。和中国一样，年轻人大多买不起房子。

毕达的儿子一岁半，刚开始蹒跚学步，他们不得不在客厅和厨房之间设一道木栅栏，以防止小孩儿自个儿跑到厨房。他母亲烤了巧克力蛋糕，毕达则煮上一壶红茶，波兰人爱茶，除了配上点心做下午茶，饭后也会品上一杯热腾腾的红茶。

对国家社会体制的疑问

毕达的父亲安德鲁·卡尔平斯基（AndrzejKarpinski）和母亲伊丽莎白（Elibieta）在他们大学毕业的那年——1977年结了婚。和95%以上信仰天主教的波兰人一样，他们的婚礼是在教堂举办的。

尽管波兰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但由于波兰教徒甚众，当时的波兰统一工人党是东欧共产主义执政党中唯一允许教徒入党，也不将无神论写入党纲的党派。在这里，天主教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最近一项民调显示，50%民众认为最有价值的波兰品牌是遍布全境的天主教教堂。另外，波兰的天主教徒们也有一座圣城——琴斯托霍瓦，在华沙西南约200多公里。这里是闻名于世的黑圣母朝圣地，许多波兰人告诉我，去琴斯托霍瓦朝圣是一生中必不可少的事情。

安德鲁在大学毕业后就加入一家大型国企。他回忆说：“那时，总经理让我写一份生产计划，这份计划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重要的是要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我认为那个项目需要80名工人，可是按规定每个岗位至少配备2名工人，以便共同工作、相互监督，所以那个项目最后要养活200多工人。”

从全国范围看，当时没有失业人口，波兰人就戏称：“不管干多干少，每月工资不少。”

安德鲁在1980年离开了国营公司，到他父亲创办的私营汽车修理厂工作。1956年后，苏联开始“非斯大林化”，反思过去的错误。

与此同时，波兰开始对社会经济进行一系列有限的改革，允许创办小型私营企业，但是，那时政府对私营企业有诸多限制，私营企业的规模和所涉行业都有条条框框的规定。

在整个1980年代，社会经济缺乏活力，消费品市场严重短缺让安德鲁印象深刻。政府不得不开始对食品实行配给，按月发放食品票，从糖开始，后来逐步扩展到肉类、烟酒等，这与中国曾出现的情况非常类似。

在农村，食品其实并不缺乏，于是出现过农户提着肉上门，卖给城里人的情景。在波兰南部的小镇，黑市甚至出现了以物易物的场景。由于物价不稳定，再加之国营商场里即便有钱也买不到东西，人们就用自己富余的食品换取缺少的食品。然而，这和中国人当时的物资奇缺还有所不同。所谓的奇缺，只是在正规的市场上见不到东西，即使有，也局限在一两个品牌，人们没有选择的余地。

黑市上的物品除了来自农村，还有很多波兰人越过边境，想方设法将西欧的商品进口进来。那个时候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波兰人要想获得西欧的签证也是一件困难的事。安德鲁说，想要出去必须获得西欧国家居民的邀请，回国以后，当局还会收回个人护照，甚至有专人盘问出国以后的行踪。

不过日子对安德鲁一家来说并不算太难，伊丽莎白说这得归功于她所生的三个孩子。由于食品票实行配给，在民众当中就流传了“靠小孩来过日子”的说法，家里小孩多，得到的食品票自然也多。

东西方的差异，让许多人给自己国家的社会体制打上了一个问号。安德鲁说，1975年，他和当时还未结婚的妻子到德国旅行。在东德的柏林墙，看到每隔不远就有一名士兵站岗，人们不能轻易靠近，而在西德，大街上见不到士兵，人们可以在柏林墙的一边自由地来去，这是他第一次意识到“我们的制度错了！”

“那个时候我还不相信变革会这么快地发生，但是我的妻子伊丽莎白一直跟我说，她相信这一天很快就会来。”安德鲁说。

经济危机中“逆市增长”

1989年，团结工会执政，并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团结工会政府”被学术界看作历史上罕见的政治奇观。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波兰经济状况恶化，政府虽然推行了一些经济改革措施，但民众的不满并未减缓，相反，物价上涨引发大规模抗议。在这样的背景下，1980年脱胎于罢工委员会的团结工会成立，并很快发展为强大的政治反对派组织。

1989年，团结工会与执政联盟签订圆桌会议协议，举行“半自由”的大选，原本协议规定保证执政党联盟拥有国会大部分议席，然而选举结果出来，执政党竟没有得到一张选票，协议规定也就失去了意义，旧体制下的最后一任总理宣布放弃组阁，团结工会上台组织政府。

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这是首次由反对派来组建新政府，从而拉开了东欧剧变的序幕。

选举结果出来后，许多人跑到大街上庆祝，许多人不敢相信，执政党会下台。在安德鲁看来，统一工人党缺乏真正的群众基础。“全国看起来有很多党员，但其实那时候不入党不行，苏联和波兰有很多经济合作项目，参与项目的必须是党员。另外，要在国营企业上班，不入党就得不到提拔。”

在上世纪90年代初，波兰实行了一系列被称做“休克疗法”的改革，放开价格、外贸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等。许多波兰人还记得，仿佛一夜之间西欧的商品就涌了进来，从小件的巧克力、口香糖，到大件的家电，无所不有，物资急缺的日子就在昨天，一去不复返。但开始两年，波兰还是出现了经济衰退，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18.6%，到了1991年下半年便开始回升，1992年开始转为正增长，成为除东德地区以外东欧最早复苏的地方。

由于外资的进入，波兰国内原有的企业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安德鲁的汽车修理厂，转轨以前还能维持经营，西欧先进的汽车大量涌进后，维修厂的技术跟不上，生意反倒是大不如前。

不过，毕达的公司却不同。在过去几年的经济危机中，波兰经济不降反增，在2009年是欧盟唯一一个逆市增长的国家，成了欧洲新兴投资市场。如果在波兰待上一阵，就会发现变化时时发生，5年前，那些东部较为不发达的省份，如今也已成为欧洲大型的制造业基地。

我到华沙的第一天就有人提醒我，波兰如今是个大工地，就像中国任何一个新兴城市一样，变化让人目不暇接，这些利好消息都让毕达相信他的公司在来年会有更好的发展，华沙，已经不再是父母记忆中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