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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纪民:季振同黄中岳冤案始末(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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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6-27 09:54: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季振同、黄中岳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著名的宁都起义的重要领导人。1931年12月14日,他们与董振堂、赵博生一起通电全国,宣布原二十六路军实行革命暴动,加入红军。1932年5月,已是中国工农红军重要将领的季振同、黄中岳等人,却被中央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以反革命罪逮捕,并于红军长征前夕被秘密处决,铸成了令人扼腕痛心的大冤案。

    季、黄其人

    季振同(1901~1934),二十六路军25师74旅旅长,原名季振佟,又名汉卿,号异之,河北沧县人,家中曾有良田千亩。祖父是前清武举人,后家境败落。

    1919年,他在冯玉祥部队当兵,1923年于保定军官学校九期步科肄业,后在北京南苑学兵团骑兵连当排长。他军事指挥能力强,作战勇敢,冯玉祥对他甚为赏识,破格擢升他为卫队团团长、手枪旅旅长,还将内侄女许配给他为妻。西北军各旅的大部分士兵使用老式单发毛瑟枪,而季振同的手枪旅则装备精良,士兵每人马枪、短枪、大刀三大件,还配备不少冲锋枪,战斗力突出。二十六路军74旅就是以他的手枪旅为主组建的,军力最强。

    黄中岳(1904~1934),字培善,培山(培三),又名黄本初,河南罗山县(现属信阳市)人,商人家庭出身。他早年曾在冯玉祥部第16混成旅当兵,后在南苑学兵团学习,结业后任排长,参加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1928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他才华出众,善于独立思考,办事精明强干。

    黄中岳与季振同两人很早就相识,作为“发于卒伍”的年轻军官,家境相似,性格豪爽大方,爱交朋友,在旧军队里属于清傲一类的人物。他们私交甚笃,均有着强烈的爱国思想及一定程度的进步意识。

    黄中岳从日本归来之初,在冯玉祥部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军官学校任工兵教官,后在宋哲元手下任职,由于与宋不合,拖走一部分队伍。季振同专门把他请来担任手枪旅参谋长,后又让他担任精锐部队1团团长。两人义结金兰,结拜为把兄弟。

    二十六路军是西北军旧部,非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冯玉祥中原大战失败后,被蒋介石编遣,派往江西“剿共”前线作战。在江西,二十六路军处处受排斥、压制,物资供给十分困难。为此,季振同写信给上峰“陈述苦况,一字一泪”。黄中岳在城外巡视,见到处是二十六路军士兵的坟地,就发火骂了起来:“老子把那些卖假药、喝兵血的家伙一个个都斩了,拿他们的脑袋来祭这些弟兄的亡灵!”

    季振同、黄中岳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九一八”事变后,季、黄对热衷“剿共”打内战的蒋介石、孙连仲(二十六路军总指挥)等人极度鄙视。季、黄还公开骂孙连仲自私。季振同领头,与二十六路军众将领通电要求回北方抗日,此举遭蒋介石的严厉申饬,电令该军“死守宁都”“侈谈抗日者杀无赦”。季振同碰了钉子,心里很不满。

    这时,由于二十六路军中共地下党组织(由在上海的党中央领导)被内部叛徒出卖暴露,中共党员、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决定在宁都举行武装起义,参加红军。赵博生是起义的核心组织者,他首先动员了73旅旅长董振堂。当时,季振同的74旅负责宁都城防,又是二十六路军的主力,能不能把74旅争取过来,是全军起义成败的关键。

    季、黄贡献

    宁都起义前,赵博生、董振堂对季、黄作了多方面的试探和动员工作,坚定了其率部起义,参加红军的决心。起义前夕,季振同召开该旅营以上军官会议,黄中岳第一个表态:“听旅长的话,跟旅长走!”25师除季旅和董旅之外,还有75旅,在起义中由该旅参谋长边章五负责解决。二十六路军27师师长高树勋不在部队,该师由师参谋处长王鸿章负责解决。上述几位都是宁都义的骨干将领。韩振纪(开国中将,总后勤部副部长)是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唯一参加起义的少校参谋,直接协助赵博生实施起义的各项工作。

    宁都起义是在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和王稼祥、朱德、叶剑英、刘伯坚、左权等同志的领导下举行的。其中,刘伯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曾任冯玉祥部政治部副部长,在该部有着重要影响。季振同、董振堂、赵博生、黄中岳等人具体组织,其中季的作用很大。参加起义的有1个总指挥部、2个师直、6个旅直,共11个整团,17,000多人。起义部队带着较好、较齐全的武器装备,使中央红军的实力陡增,从第一次反“围剿”时的4万多人发展到6万多人。由起义部队编成的红5军团,是中央红军三大主力(红1、3、5军团)之一,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部队开进苏区后,进行了整编。中革军委正式任命季振同为红5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赵博生为参谋长;董振堂兼13军军长,赵博生兼14军军长,黄中岳为15军军长。为加强党的领导,上级按照古田会议精神,在每个连队中建立党支部,成立士兵委员会。中革军委先后抽调200多名政工干部到5军团工作。部队整训时期,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直接指导,还找季振同等人个别谈话,鼓励他们积极工作,放下包袱。

    据肖劲光在《红五军团的初创时期》中回忆,在部队整训中,由于少数起义军官对苏区情况缺乏了解,思想作风一下子改变不了,对整训不够理解,甚至抵制改造。当时,有部分基层政工干部扩大打击面,发动士兵控诉军官,如此一来,部队局面出现一些混乱,5军团3个军都发生军官要离队的情况。当时,在15军还发生了殴打政委左权的事件,一时谣言四起,说“季、黄已被扣留,中央已批准4军来缴15军的枪”等。为稳定部队,肖劲光先找了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又向中革军委汇报,有的领导提出用武力解决15军的不稳定问题。肖劲光又到苏区临时中央局代理书记毛泽东住处请示。毛泽东明确反对用武力,说对15军出现的问题,“只能用‘剥笋’的办法(即将真正反动的剥掉),而不能用‘割韭菜’的办法(即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刀切)”。他指示:“你马上回去,对他们说是我讲的,宁都暴动参加革命是你们自觉自愿来的,我们表示欢迎,这是一。第二,如果你们认为这儿不好,愿意回去,我们表示欢送。”季振同听到毛泽东这些指示之后,非常兴奋,情不自禁把桌子一拍说:“好,拥护,我们坚决要革命到底!”(《肖劲光回忆录》,第108页)季振同积极配合部队整训,还拿出个人全部积蓄,分给那些要求离队的军官当路费。受其影响,多数人表示愿意留在革命队伍里,一场风波随之平息。

    季振同、董振堂参加红军后,深感共产党的道路正确,提出入党申请。经党中央批准,季振同由朱德、周恩来介绍,董振堂由肖劲光、赵博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1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攻打赣州的军事训令》,以3军团担任主攻,1军团及地方红军部队策应、配合,5军团仍在现驻地整顿训练。赣州三面环水,城墙高筑,易守难攻,3军团几次实施坑道作业爆破都未成功,腹背受敌,3军团一个师被包围起来,情况万分危急。此时,中革军委急电被排挤的毛泽东赶赴前线参与决策,毛泽东提议大胆起用起义才两个月的红5军团,以解3军团之围。季振同、肖劲光率领5军团指战员,与敌短兵相接,几千把大刀如流星,似闪电,杀得敌人猝不及防,丢下累累尸体,仓皇退回城里,3军团被围的这个师才转危为安。

    季、黄蒙冤

    这时,国民党开始派特务渗入5军团乘机策反,有的策反信通过某种途径送到季振同手里,他立即送交政委肖劲光,对党组织毫无隐瞒。

    冯玉祥的高参胡景陶带着冯的亲笔信去见季振同。胡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后与党失联,曾在74旅当过季振同的参谋长。此次来见,纯属老熟人之间来往,不属于策反活动,且冯玉祥已下野,隐居泰山,并无起兵可能。季振同将上述情况告诉肖劲光,经中央同意,他才与胡景陶及刘骥(号称“智多星,”此时,胡、刘均为冯玉祥的幕僚)见了一面。之后,季振同立即将冯玉祥的信件交予肖劲光。尽管如此,仍受到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怀疑、监控。

    3月12日,中革军委发出重编1、3、5军团的训令:以4、15军编为1军团,林彪为总指挥,聂荣臻为政委;黄中岳为15军军长,左权为政委;以5、7、14军编为3军团,彭德怀为总指挥,滕代远为政委;以3、13军编为5军团,季振同为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肖劲光为政委。这样,5军团原辖之3个军被分编到3个军团。对此,黄中岳不愿意离开季振同去红1军团。在师以上干部配备上,季振同与中革军委、苏区中央局的意见也不尽一致。季、黄两人及一些旧部在思想上产生一定的困惑。

    随后,季振同向肖劲光政委提出去苏联学习的要求,并获中央批准。据在宁都起义时,曾由赵博生委派与季振同单线联系的韩振纪回忆,董振堂听说季振同要出国学习的事很着急,曾和他一起赶到季振同处,想和季谈谈。两人一进屋,见季不在。事过多年,韩振纪还清楚地记得:季的办公桌放着马列书籍,旁边一个小本子上密密麻麻地写着学习心得。季振同进屋后对董振堂、韩振纪说,他已经向肖政委表了态,去苏联学习深造,回来接着干。(《开国中将韩振纪》,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第67页)季振同提出去苏联学习,其基本思想是积极的,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他提出辞职出国学习,显然引起一些领导同志的误解,加深了国家政治保卫局对他的猜疑。

    季振同离开部队时,把文件、表册,包括手枪和随他征战多年的青鬃马都统统留下,只带个警卫员。之后,董振堂接任5军团总指挥兼13军军长。

    3月30日,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批准,由毛泽东率东路军打漳州。林彪、聂荣臻指挥第4军主攻,15军为助攻。黄中岳、左权率15军先头部队,不顾伤亡惨重,挥舞着大刀杀开一条血路,占领龙岩县城。4月16日,东路军进抵漳州城外。17日,黄中岳、左权率15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靖城发动猛烈攻击,守敌杨逢年旅弃城向漳州溃逃。20日,红军进占漳州。战斗中,作为5军团总指挥的董振堂、15军军长的黄中岳,指挥得法,作战勇敢,使1、3军团的战友们无不刮目相看。

    漳州战役结束后,5月初,红5军团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5月7日,有一个叫刘佐华的人,被国家政治保卫局认为是“冯方派来充当反革命代表”,在厦门到漳州路上被红军步哨捕获。接着,国家政治保卫局依据刘佐华的口供,在漳州抓了15军军长黄中岳。漳州有个同兴旅社,在季、黄案件中是关键之处。当时,由于苏区经济条件很差,部队改编之前,季、黄为解决部队供给问题,在汀州开办了泰和祥货栈,并分别在汕头、厦门、漳州等地开展业务,由5军团经理处科长李聘卿任经理。泰和祥货栈往来的客户们,来漳州办事时常住在同兴旅社,5军团、15军有关人员也往来于此。在漳州同兴旅社被捕的除了李聘卿,还有15军参谋长肖世俊。国家政治保卫局认定肖世俊是前来与刘佐华接头的代表,其实两人并无联系,也不是在同一地点被捕,但在控诉书里却被说成“人证具获案情已白”。此时,受牵连的还有“红校”总教官朱冠甫(曾任5军团参谋长)、总教官张少宜(曾任15军副军长),15军经理部副部长高达夫、红军学校管理员蔡佩玉,上述几人在瑞金被捕。黄中岳被捕时,季振同离开瑞金前往苏联第一步先在汀州泰和祥货栈落脚,在这里也被国家政治保卫局逮捕。

    据宁都起义时任黄中岳团副团长的苏进(1932年1月任15军第44师师长,建国后曾任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回忆:国家政治保卫局控诉书等几个文件多处提到搜获季振同、黄中岳等人与白区一些人的大量来往信件,并说这是反革命勾结的证据。但当时法庭上根本没有提到这么多信件,所提到的唯一反革命物证,就是季振同在长汀写给他爱人刘玉芝的一封信,季此信以他的号“异(異)之”拆写成“田共之”三字署名。政治保卫局说“田共之”就是反革命伪造的假名,但信却没有在法庭上宣读,更谈不上信中有什么具体的反革命内容。

    季振同、黄中岳对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指控坚决不予承认。只有高达夫情况特殊,在瑞金抓他的时候,他指挥武装开枪拒捕。结果,只有他一人“将部分的反动关系招供出来”,供认:“1932年3月间,乘红军于赣州撤围之际,即在九堡‘组织拖枪会议’,计划将5军团拉到广东,变为白军。”于是,“九堡拖枪会议”就成为季、黄等人“反革命”的关键事实。苏进回忆了此期间这几个人的行踪后确认:1932年2月15日至5月初,控诉书所控诉的季、黄等8人均未去过九堡,怎么可能在九堡开什么秘密会议呢?高达夫的招供是否遭受“逼供”?不得而知。但“逼供”的情况不能排除。

    另据董振堂写的《宁都起义经过》报告:原26路军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王超于1931年10月底在南昌被捕,供出同志五六名。就是这个叛徒供出季、黄“为劳动社会党负责人,在5军团进行劳动社会党反革命策略——暂投红军,等待时机作反革命企图。”他的口供毫无具体内容,而且事后至今,此人不知所踪,十分蹊跷。实际上,王超是敌人实施离间计的一枚棋子,国家政治保卫局显然中了敌人的离间计。判决书还称“黄中岳是劳动社会党党员”,但据苏进回忆:“我在冯玉祥部多年,据我所知,冯玉祥在1931年前根本没有组织什么劳动社会党,黄中岳从来没有加入过国民党……起义之前,季、黄都是无党派人士。”还有一件事,1932年4月,国民党军第49师师长张贞对外发布通报,说“趁红军进攻漳州时季、黄拖队伍反水”。对于敌人公开散布的谣言,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其上级领导居然作为办案“证据”,让人不可思议。

    最后,苏区临时最高法庭法庭判决:

    季振同、黄中岳、肖世俊、张少宜、朱冠甫、高达夫、李聘卿、刘佐华八名执行枪决,并没收他们的一切财产。蔡佩玉监禁五年。判决是最后的,无上诉权。送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执行。

    随后,按照法律程序,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审议临时最高法庭关于季黄反革命案件判决书,并作出决议案,摘要如下:

    根据黄、季等的反革命事实,应处以死刑,但季、黄等均是参加宁都暴动者,对革命不无相当功绩,因此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季、黄二人虽是此案主谋者,应减刑免死,朱冠甫、高达夫、张少宜等三人曾参加宁都兵暴,并且不是此案的主谋者,可改为监禁,故对该案特作以下决议:(一)季振同由死刑改为监禁十年。(二)黄中岳由死刑改为监禁十年。(三)朱冠甫由死刑改为监禁八年。(四)张少宜由死刑改为监禁八年。(五)高达夫由死刑改为监禁八年。 其余刘佐华、李聘卿、肖世俊、蔡佩玉等,仍照原判执行。

    当时,毛泽东已被排挤出党和军队的领导核心,但他尽其可能,刀下留人,通过决议案改变了临时最高法庭对季、黄等5人“是最后的,无上诉权”的死刑判决。显然,改判不仅考虑到季、黄等领导宁都起义的历史功绩,而且也为今后搞清事实真相,为季、黄等人平反埋下伏笔。

    平反昭雪

    如同九曲黄河蜿蜒曲折奔向大海一样,中国革命的道路决非鲜花盛开,坦途一片,而是山重水复,荆棘丛生,革命者只能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艰难前行,充满悲壮乃至悲剧色彩。1934年10月上旬,中央红军长征前夕,在一片凄风苦雨声中,季振同、黄中岳等人被国家政治保卫局在瑞金县叶坪(一说在瑞金石角下与于都上湾临界的梅子山)秘密处决。季振同年仅33岁,黄中岳30岁。

    据姬鹏飞、黄镇、王幼平、李达、孙毅、苏进、徐国珍等红5军团老同志回忆,当时的中央苏区受王明“左”倾错误影响,肃反扩大化严重,宁“左”勿右,残酷斗争,轻信敌人的挑拨和谣言,轻率地将季、黄等同志错捕、错杀,这是王明“左”倾肃反政策、干部政策中与宗派主义纠缠在一起而形成的大历史冤案。

    面对中央苏区“左”的错误,毛泽东对在革命队伍内乱抓人、乱杀人十分反感,但又难以阻止。据参加宁都起义的王秉璋(季振同的警卫班长,开国中将,曾任空军副司令员)回忆:“将季振同和黄中岳关押审查,毛泽东对此很不满,为季振同说话,但他本人也是‘左’倾路线打击对象,他的话当然不起作用。”据肖劲光回忆:“延安时曾听毛主席讲过,把季、黄杀掉是不应该的。建国后,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后厅的一次高干会议上又讲:季、黄在宁都起义中是有功的,没有他们,全部起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把他们处决是错误的。”(《肖劲光回忆录》,第116页)在1962年1月30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说过,季振同是不应该杀的。有材料披露,1936年周恩来也说过:“离开江西之前,杀了一些不应该杀的人,当时我们都有责任,现在大家对乱杀人的事很痛恨,这是我们党一个最为惨痛的教训。”

    1978年,全国范围开始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1979年6月,姬鹏飞、黄镇、李达、王幼平、苏进等12位宁都起义参与者上书中央,要求为季、黄平反。6月22日,叶剑英副主席批示:“……我听过毛主席说过(似在延安)杀季振同、黄中岳是杀错了的。现在我觉得这一冤案应该昭雪。”华国锋主席批示:“同意叶帅批示”。邓副主席圈阅,并在人大常委和政协召集人会上讲过此事。又据苏进提供的原件,1981年1月8日,邓颖超亲自写信给苏进并转中央组织部,指出:“我是在一九三二年五月一日由白区到达长汀的。到后不久见到了季振同同志。他给我的印象是:胸怀很开朗、很乐观,正在等候出国赴苏学习。不久即听说因反革命罪被捕……根据参加宁都起义的同志所做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望抓紧时间复核,做出合理的结论。”

    遵照中央领导的批示,中央组织部决定对季、黄一案复审,组织人力先后走访70多位老同志,查阅了档案材料,进行长时间、缜密的调查研究,最后作出结论意见,对季、黄等人予以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季的党籍。1981年12月,在纪念宁都起义50周年时,中央决定以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肖劲光等老同志文章的形式,对季振同、黄中岳的革命功绩进行公正评价,予以平反。

    “左”的错误终于得到彻底纠正,含冤半个世纪的季振同、黄中岳终于可以瞑目九泉了。这也验证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共产党内一时受冤屈的事还是有的,不过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终究会平反纠正的。”

     (作者系《总后勤部后勤杂志社》原主编,军队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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